论中国赋学的东传——以《东文选》辞赋的分类与编排为中心

本文以《东文选》辞赋的分类与编排为中心,考察中国辞赋分体理论及元人辞赋复古风气的东传情况。《东文选》是朝鲜初期一部按文体类选东国作品的选本,其辞、赋二分法受苏天爵《元文类》的影响最为直接,而其关于"辞"体的标目与编排则远绍萧统《文选》、近步李穑《辞辨》,体现出东国文人对辞赋文体的认识水平。

论中国选本对朝鲜《东文选》文体分类与编排的影响

《东文选》是朝鲜初期一部按文体类选东国作品的选本,其文体分类与编排规律主要受到《文选》等中国选本的影响;《东文选》文体的设立与作品的选录兼具因文立体与因体录文的双重意识,又与编纂者对特定文体的好恶相关;在部分文体的二次分类上,《东文选》借鉴了《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中国选本的成果。

朝鲜《东文选》诗体分类与编排溯源

本文旨在溯源《东文选》的诗歌九体分类与编排方式，认为中国唐诗选本《唐音》的分体收录方式直接影响并启发了《东文选》。同时，徐居正本人的文学活动、朝鲜选家的特殊心态等文化背景又促成《东文选》在六言诗问题上与《唐音》有所不同。

明初朝鲜半岛使臣笔下的南京印象

因使臣身份、使行活动的影响和限制,明初朝鲜半岛的使臣对南京的印象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超迈汉唐的朝会礼仪;二是君明臣贤的盛世图景;三是风物繁华的帝都气象。使臣们的客观记录与主观形塑不仅使南京成为朝鲜士人心目中理想的文化之邦,而且能补益我们对明初南京一些文化现象的认识与研究。

分享与引导——中国古代文学教学中问题设置的理论与实践

设置合适的问题并付诸课堂内外的有效实践,是讨论式教学得以成功的关键。本文借助东坡喜用"呵呵"、词似老杜何解、《金瓶梅》书名英译等实例强调讨论型问题的设置,应当着眼于启发、培养学生向原典回归的阅读方法,并在"通识教育"理念下拓宽学生阅读与思考的视域。以分享、引导为原则的问题设置,其质量往往取决于教师的学术素养与教学热情。

唐代扬州城坊乡里考略

本世纪以来大批唐人墓志的出土 ,为我们解决文史问题提供了便利。本文主要利用《千唐志斋藏志》、《唐代墓志汇编》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中的文献 ,对唐代扬州的城坊乡里设置及分布情况做了简略的考察 ,考证出里坊乡镇 46处。在考证过程中 ,本文亦提出如乡中设坊、坊下设里、镇的建制等尚须进一步探讨的问题。

明初高丽使臣高邮怀古诗的文化内涵

明初高丽王朝奉使大明的使臣在他们的高邮怀古诗中表达了对张士诚的同情,一些使臣还借张士诚与朱元璋的对比暗寓对朱元璋的不满,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域内同时代书面文献相关主题的缺失。这些作品中,张士诚被选择为与朱元璋相对应的一个正面形象,既与特定时期下高丽与明朝紧张的外交关系有关,也取决于使臣所经历的使行路线、使臣对张士诚的心理感受等诸多因素,还有可能也受到了当时吴中士人情绪的影响。

权德舆对楚骚的接受与中唐文学思想的变迁

长期的南方生活使权德舆在创作心理和创作风格上均受到楚骚文学传统的影响,在理论上对楚骚的接受与肯定成就了他较为通达与宽容的文学观念。因其在贞元文坛上的重要地位,权德舆对楚骚的接受态度又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中唐诗、文理论的发展与变革。

从两篇拟作看朝鲜士人眼中的贬谪诗人刘禹锡

刘禹锡的诗文很早就在汉文化圈内具备广泛影响,古代朝鲜半岛的文人对其经典作品十分熟悉,也留下不少学习模仿之作。但较之于他的诗文作品,刘禹锡在朝鲜士人眼中,更典型的意义是作为一位贬谪诗人存在着。受儒家孝友之道,以及唐宋以来中国文人及史学家既有观念的影响,朝鲜士人对刘禹锡的政品与人品大多持批评与否定的态度,但也有少数文人借助拟作的特殊形式,将自身的贬谪境遇与情怀,寄寓于对刘禹锡才华人品的认同与理解中,并进而成为刘禹锡以及中国贬谪诗人的异域知音。

《东文选》“表笺”类作品编纂背景略论

《东文选》是朝鲜初期编成的一部一百三十卷的多文体选本,其中收录的表、笺作品多达十四卷,这既受益于以承文院文官为主要编纂班底的文献裒辑之便,又与表、笺在东国外交、科举等场域中的重要地位密切相关。从《东文选》"表笺"类作品的编纂体例,可以看出主纂者徐居正等人在遵循前代选本既有规范的同时,也能自成新格:将表、笺作品合标以"表笺"之目,很有可能受到东人别集《阳村集》以及《翰墨全书》等中国类书的启发,同时也起到了维护本国国体的客观效果;至于按题材对"表笺"下的作品做出不标细目的二级分类,则是对《圣宋名贤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东人之文四六》等文献相关作品分类编排经验各有去取的学习;而在藉助类目细分表达出自我文体观念的同时,一些细节上的处理又体现着编纂者们有意识的去类书化倾向。

从朝鲜使臣的中国行纪看明代中后期的玉河馆——以会同馆提督官为中心

玉河馆是明代朝鲜使臣对会同南馆的习称,明代中后期,会同馆提督总揽南北二馆渐成定制,玉河馆大小事务也皆归提督官管辖。借助朝鲜使臣的中国行纪这一异域之眼,既可详知玉河馆管理与运营的基本情况,也可细见提督官日常治馆的两大职权,一是管待玉河馆内的各国使臣,二是管理玉河馆内的其他官吏。前者具体包括使臣的生活管待、出入票帖、朝贡事务、贸易监管、使臣往来及文学交流等方面的内容,后者则主要涉及到馆内副使、序班、馆夫及外郎等人员。在提督官的有效管理下,玉河馆体现出了它在明代朝贡外交中的地位与作用,但与此同时,馆内一些诸如贪财好货、泄露国家军政密议等失格失体的情况也屡屡发生,这又大多与提督自身能力、德性及国运时局等因素密切相关。

宋、元“义山体”《无题》诗风及其东传

因为陆游等人的创作,在南宋后期重新兴起的"义山体"《无题》得到元人的继承和大力揄扬,并形成特定的创作风潮。专立"无题体"的选本《元诗体要》为这一诗风的东传提供了文献依据,在《元诗体要》与朝鲜增注本《唐宋千家联珠诗格》的共同影响下,十五与十六世纪朝鲜诗坛的《无题》创作,于传统的"东坡体"之外,也表现出对"义山体"的重视。

合理加强人性分析在古代文学教学中的意义

文章以《孔雀东南飞》、《金瓶梅》等作品为例，认为在中国古代文学的教学中，针对特定的文学作品与文学现象．合理加强人性分析既有利于增加学生对教学内容的情感认知，提高其学习兴趣，又有利于学生更为深入全面地解读相关作品，逐步树立问题意识。

隋唐妇女与文学研究百年回顾

隋唐妇女与文学研究本世纪曾有过两次高潮 ,第一次是配合五四以后的新妇女文学的发展而出现的 ,第二次是伴随着新时期改革开放以来的学术研究的繁荣而出现的。隋唐妇女对推动隋唐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改变风气的作用 ,并在文学传播中充当了特殊的角色。隋唐妇女文学除了包括女性作家的创作外 ,还包括作家对女性生活及其精神世界的关注。

唐诗四题——近三年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研究述略

２０世纪已近尾声，回顾本世纪的唐代文学研究，成就卓著。我校人文学院中文系唐宋文学方向的四位硕士研究生在这里举行了座谈。他们对１９９５至１９９７年的中国人大复印报刊资料《中国古代、近代文学研究》上几个热点诗人———王维、李白、杜甫、李商隐的研究成果进行...

辭賦選録與麗末鮮初儒學道統建構--以《牧隱稿》《東文選》《東文粹》李穡辭賦編選爲中心

忠烈王十五年(1289)儒學提舉司的設立,是高麗官方接納程朱理學的開始。安珦(1243—1306)、禹倬(1263—1342)、權溥(1262—1346)等高麗學者相繼入元問學並訪求程朱性理之書,特别是權溥,因將《四書集注》鏤板刊行,以致有“東方性理之學,自溥倡”((1))的史評。受益於《四書集注》的廣佈,麗末“學者駸駸入性理之域。益齋(李齊賢)而下,稼亭(李穀)、牧隱(李穡)、圃隱(鄭夢周)、三峰(鄭道傳)、陽村(權近)諸先生相繼而作,唱明道學,文章氣習庶幾近古,而詩、賦、四六,亦自有優劣矣”((2))。不過,細審程朱理學在麗末鮮初根基日深的進程,《四書集注》之外,朱熹《楚辭集注》的深度受容與支撐也應得到與之相匹的重視。

金宗直《青丘風雅》編纂體例研究

引言《青丘風雅》是金宗直(1431-1492)編定於朝鮮成宗四年(明成化九年,1473)的一部詩歌選本,選録上自新羅崔致遠(853-?),下迄朝鮮初期權擥(1416-1465)共125位作家的517首詩作①,因金宗直自號佔畢齋,所以此選又稱《佔畢齋精選青丘風雅》。青丘者,海東也②;風雅者,詩歌也,書名寓意此編專選海東詩歌,且所選詩歌“識風教,形美刺,開闔抑揚,深得性情之正”③,“可與《風》《雅》並傳”,“使今之人若後之人,知《風》《雅》之後復有風雅”④,就編纂宗旨而言,《青丘風雅》薈萃、弘揚本國優秀詩歌作品的意愿十分强烈⑤。

徐居正、金宗直的文衡之争與《東文選》早期評價芻議

徐居正(1420—1488)等人纂定於朝鮮成宗九年(明成化十四年,1478)的《東文選》是東國歷史上最重要的選本之一。與官方始終推重的態度稍有不同,東國文人對《東文選》的評議毀譽參半,既肯定其文章淵藪的價值,但成書伊始即出現的"是乃類聚,非選也"^(①),與"主選者多以愛憎爲取捨"^(②)等質疑之聲,亦不可謂不激烈。如果説前者著眼的仍是文學批評本身,後者的矛頭所向,就不僅限於選家的衡文理念與水準,更可上升至選家的文品和人品,這就難免摻雜批評者個人利害之見的可能性,也會與批評者所處的文化語境密切相關。

文本沉浮与外交变迁--朝鲜权近《应制诗》的写作、刊刻及经典化

《应制诗》是见证了明朝与朝鲜诗赋外交整体进程的特殊文本,在不同语境的不同阅读方式下,其文本形态与文本阐释也发生了相应变化,承载不同的政治、文化使命。明太祖与朝鲜太宗、世宗的和平外交理念以及权近的儒臣情怀共同成就了《应制诗》的刊板。天顺四年张宁使朝时,《应制诗》外交地位的新变,直接促成了《应制诗》增注本的出现。嘉靖以后,朝鲜又借道明使为《应制诗》进行题咏,以对因《皇明祖训》中的误记而起的朝鲜方面的宗系辨诬施以助力,这表明,受明末东亚政局变化的影响,明使笔下的《应制诗》阐绎也出现了新的视角与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