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业文化资本”的彰显与式微:精英大学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求学历程

21世纪以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快速扩张帮助更多的农村家庭子女进入大学,这一群体在基础教育阶段的“成功崛起”和在高等教育阶段的“融入困境”成为学术界关注的议题。文章以一位由贫困山区考入精英大学的女生“小蝶”的求学历程为研究对象,考察其在基础教育阶段取得教育“成功”的突围机制和在高等教育阶段面临困境的原因,以及不同教育场域中“成功”与“困境”背后的关联性。研究发现,“读书”是帮助农村女性成功击破“底层社会再生的聚拢力”、实现向上流动的重要途径。这是因为,基础教育阶段以“学业文化资本”为主的选拔标准与评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家庭背景以及精英型文化对个体教育成就的决定性作用,为具备“亲学校文化”的农村子女提供了通过读书实现阶层突围的制度性保障。与基础教育阶段不同的是,精英大学场域中的主导文化是精英型文化,学生的出身以及出身背后习得的“精英型文化资本”的质量对个体的影响在该阶段开始凸显,先前“学业文化资本”对个体的功能被削弱。此时,文化再生产开始发挥作用,对不具备精英型文化资本的农村子女启动排斥机制,导致像“小蝶”这样的农村学生在精英大学中面临多重困境。文化再生产理论在中国情境中“失效”,是因为对进入精英大学的农村学生而言,文化再生产并非不存在,也没有被他们打败,它只是推迟了对农村学生启动排斥与淘汰机制的时间。实际上,在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两个场域中,主导文化资本类型的差异导致了“寒门贵子”不同的生命境遇。

阶层、流动与反思:流动人口家庭教养实践的多重逻辑

将流动人口家庭的子女教养置于阶层、流动和既往经历反思等多重脉络中,通过对流动人口家庭进行访谈和参与式观察,考查这一群体的教养实践及意义建构。研究发现,流动人口并非一个高度同质的群体,其教养实践存在诸多内部分化和差异。处于或接近中产阶层的群体,有更为明显的阶层意识,在子女教养中,无论是密集准备和规划还是无规划的规划,都流露出更强的自信与笃定。劳工家庭则体现出顺其自然或被动滞后回应的模式。处于二者中间的群体,即中间阶层则表现出一种中间属性:一方面“早作打算”、规划性强,表现出参照城市“范本”、积极反思和调动潜在资源的能动性;另一方面也受制于其经济和文化资本之不足时常显得力不从心。除了阶层逻辑以外,流动以及这一群体对于自我及既往养育经历的反思也在形塑其教养实践。

国家“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政策实施效果考察

针对高等教育机会区域分布差异过大的现状,中央政府从2008年开始进行宏观调控。以"支援中西部地区招生协作计划"为基础,对国家宏观干预政策实施第一个五年期间的效果进行评估发现,在政策实施的第一个5年期间,"985"高校招生计划的区域分布不平等程度没有显著改善,一般本科院校本科招生计划的区域分布不平等程度显著下降,且被援助省区的招生规模和录取率有显著提高。鉴于精英高等教育机会的区域不平等程度没有减小且"985"高校招生计划的宏观调控主要是存量调整,中央政府应进一步加大宏观调控中精英高等教育机会的规模,与此同时制定一个弹性、动态的制度框架来确定援助省区和被援助省区的名单。

科层和专业组织框架下的学校领导力研究——以Y地区为个案

在社会转型与新课程改革背景下,中国基础教育领域中的学校领导力具有什么样的特征?以Y地区为案例揭示出:在现阶段学校领导力的分布中,科层和专业体系二者并非泾渭分明,而是相互作用;学校行政管理人员往往同时具备专业领域领导者的地位,这种双重身份有助于其在学校工作中发挥领导和影响力;普通教师在专业领域中发挥领导力的机会远远大于其参与学校行政事务的机会;新课改带来的对教学探索和创新的肯定,为行政和专业地位不足的青年教师发挥领导力带来机会;班主任是学校组织中特有的超越科层与专业体系的特殊群体,其发挥领导力的途径和方式特别值得研究。与中学相比,小学的组织结构较为扁平化,决策更加开放,更强调团队合作,这种结构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可能消弭存在于科层和专业体系之间的界限,使学校中所有行动者的力量更能够为学校的发展愿景所统合。除此之外,在学校传统的层级之外,项目推进的方式会产生新的领导位置,也能够激发学校中各个层次的行动者跨越层级发挥其领导力。

教育:地位生产机制,还是再生产机制——教育与社会分层关系的理论述评

社会学中功能主义和冲突论分别揭示了教育在社会分层与社会流动中的不同面向,其中,功能主义分析了教育在促进个体社会流动中的动力作用,冲突论则着重于教育在地位传递中的作用,而有关地位获得的经典实证研究则揭示了教育同时作为地位生产机制和再生产机制在个体地位获得中的重要性。

“学业文化资本”的彰显与式微:精英大学农村第一代大学生的求学历程

基础教育系统的培养模式与学业文化生产学界以往就寒门学子学业经验的研究多从个体化的视角切人,却没有意识到“学业文化资本”某种程度上是个体与基础教育系统长期互动的产物。分析个体与基础教育系统互动能够揭示该场域运行中的选拔机制,进而获得嵌入场域中的底层个体取得学业成功的密码。基础教育系统以“学习成绩”为选拔依据,且在制度设计中对影响学业成绩的“精英型文化”活动持排斥态度,这种单向度的评价机制抑制了文化再生产理论中精英型文化资本对个体学业表现的影响。

教育获得之中的路径依赖

个体能否进入大学以及进入什么样的大学是否依赖于其所进入高中的类型?个体进入什么样的高中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依赖于其所进入的初中甚至小学的类型?本文运用2005年N省W县的数据对上述问题分别进行了回答。结果发现,县镇初中和示范初中学生进入重点高中的机会更大,重点高中学生进入三类本科以上学校的机会远远大于非重点高中;与此同时,与农村初中和非示范初中毕业生相比,县镇初中和示范初中毕业生进入三类本科以上学校的机会更大。本文结论认为:个体的高中教育机会质量依赖于初中学校类型,高等教育机会质量对初中学校类型存在着弱依赖,而对高中学校类型则存在强依赖的关系。

高考制度历史演变轨迹探析

高考制度在中国的产生是传统价值观念“学而优则仕”遭遇现代教育制度的结果。中华民国期间,社会权力的相对分散及基础教育之薄弱为多元化的高考制度提供了一定的可能性,并逐步表现出统一化以及标准化的趋向。新政权建立之后,国家在高考中处于主导地位,高考制度在组织形式以及考试内容等方面走向了统一,而且政治标准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成为核心范畴。经过了文化大革命长达11年的停滞期之后,户籍制度构成了个人流向城市或者发达地区的最大障碍,高考制度的价值支撑在文革那一代人独特的经历下进一步得到了强化。

学业分类过程及其组织制度基础——高考升学率统摄下应试体制的微观运行机制

本文以W县高中学校教育运行为例,揭示了应试教育的运行机制——为了提高高考升学率,学校教育过程成为一种学业分类过程,对教师、学生和知识不断进行中心和边缘的区分。与该分类过程相配套的是学校组织层面所构建的以考试分数为基础的教育评估制度、经济激励制度和资源配置方式。通过广泛的利益动员,应试体制将学校组织中的所有行动者和资源有效统摄于升学这一目标之下。如何改革以高考分数为基础的评估制度,进而打破应试体制的利益整合机制,是今后高考改革应该关注的重点。

女孩的数学成绩何以优于男孩?——基于CEPS 2013年的基线调查数据

学业成就的性别差异是教育不平等的一个基本维度,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女孩的学业成就开始赶上甚至超过男孩。本研究以CEPS 2013年基线调查数据为基础,考察了传统“男性优势”学科数学成绩的性别差异以及可能的影响因素。研究发现,初中阶段女孩的数学成绩显著高于男孩。一方面,传统的社会性别观念,尤其是数学性别刻板印象导致女孩形成低数学能力的自我认知;另一方面,女孩及其父母的高教育期待、女孩在学校教育过程中高自律的卷入在一定程度上补偿了性别刻板印象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家庭的民族特征与藏族大学生的高中学业成就

学业成就对少数民族学生参与祖国现代化事业与拓展个人发展机会有着重要影响,也是21世纪国家民族教育政策关注的重点之一。少数民族与汉族学生学业成就差异,通常存在"文化差异"与"结构性因素"两种解释路径。以来自于藏族家庭的孩子为例,其高考成绩明显低于来自汉族家庭的孩子;相比社会阶层、城乡等结构性因素,家庭的民族身份与藏族大学生高考分数之间有显著关联。家庭民族身份反映了学生家庭的民族(相关的)文化特征,通过显性(比如汉藏语言能力)和隐性(比如对现代学校教育的认知)等多种路径,对子女的学业成就产生影响。因此,今后在发展少数民族教育事业和少数民族高端人才培养方面,需要关注民族文化差异的影响。应加强藏族学生掌握国家通用语言能力,提高他们数理化学科的成绩,提升少数民族学生的高考成绩和拓展他们的就业空间。

流动人口家庭教养的去标签化:积极的 态度和实践

当下的中国正处于一个人口大流动的时代,从城市群流动人口的发展趋势来看,长期居留流动人口上升,以家庭为单位的迁移是主要趋势。这一趋势对于流入城市的公共服务,包括公共教育体系构成了很大的挑战。针对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的就学需求,国家构建了义务教育阶段的“两为主”政策,这一政策在为流动家庭子女的就学提供一定机会的同时,其苛刻的入学标准也客观上限制了机会实现的可能。[1][2]在这一背景下,流动人口家庭如何安置子女的教育?城市公立学校的教育机会对于他们来说意味着什么?

中学生艺术特长培训的参与机制研究

在学业竞争激烈的中学阶段,为何仍有为数不少的家长及其子女热衷于参加艺术特长培训?家庭的行为在多大程度上与其所处的阶层地位及既有的文化资本相关?本研究使用中国教育跟踪调查(CEPS)2013年基线调查数据,对上述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发现,艺术特长班的参与中存在两种机制:一种为文化再生产,即文化资本拥有越多的家庭,越有可能通过其子女参加艺术特长培训来实现一种阶层品味和生活方式的培养:另一种为流动机制,即家庭希望子女通过艺术特长培训将来获得相关职业,进而实现社会流动。社会流动意义上的艺术特长培训参与行为更多地具有人力资本的特征,即将艺术特长作为一种专用性技能。

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麻疹和流脑疫苗接种状况分析

目的了解北京市外来务工人员麻疹疫苗（MV）、流脑疫苗（MPV）接种状况，评估流动人口接种政策的实施情况。方法采用方便抽样方法，对804名无本市户籍、来京居住3个月以上、年龄15—45岁的外来务工人员进行问卷调查，采用描述性分析和X^2检验的数据分析方法。结果调查对象自报麻疹和流脑疫苗累计接种率分别为5．2％和6．8％。有11．6％和4．5％的调查对象较好地掌握了麻疹、流脑知识，28．1％的调查对象知晓为外来务工人员组织的免疫接种活动，65．8％的调查对象对疫苗安全的信任度较高。来京居住4年以上（麻疹7．4％；流脑9．9％）、了解接种活动（麻疹14．2％；流脑18．2％）、有正式工作合同（流脑9．7％）和对疫苗安全信任度较高（麻疹6．6％；流脑8．3％）的调查对象的自报接种率较高。而白天工作（麻疹4．8％；流脑6．5％）或收入较高（麻疹2．5％；流脑3．1％）的调查对象则接种率较低。结论针对来京务工人员麻疹、流脑疫苗接种活动参与率低的状况，建议免疫服务机构结合其工作生活环境的特点，加大对流动人口免疫接种服务递送的力度及灵活度，加强对疫苗接种的宣传，逐步提高来京务工人员接种率。

校园欺凌中不同欺凌角色与抑郁的关系研究

校园欺凌会对青少年的生理和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校园欺凌频发,引起广泛关注。为探究青少年在校园欺凌中的不同角色与抑郁水平之间的关联,本研究采取多阶段整群抽样的方法,对江苏省和重庆市11所中学的学生进行问卷调查。研究发现,52.3%的学生有过欺凌相关经历,其中欺凌者占13.4%,被欺凌者占18.7%,既是欺凌者又是被欺凌者的比例为20.2%;无抑郁症状的学生比重为44.8%,轻度抑郁者比重为31.7%,中度抑郁者比重为20.4%,重度抑郁者比重为3.1%。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发现,青少年在校园欺凌中的不同角色与抑郁水平之间有显著关联。与对照组即未涉入欺凌的群体相比,涉入欺凌的3种群体具有更高的抑郁水平,其中欺凌-被欺凌者的抑郁水平最高。研究建议,扩大校园欺凌预防和治理的范围,将校园欺凌中的各类群体都包括在内。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家长同辈群体压力与城镇小学生补习——基于北京市海淀区小学调查

补习是全世界普遍存在的现象,尤其在东亚国家和地区更为普遍。补习现象治理的基础之一是充分理解家长及其子女选择补习的内在机制。本文以北京市海淀区小学的抽样调查数据为基础,研究发现:补习是城镇小学生的必需品而非奢侈品,69.6%的小学生参与补习;小学阶段的补习主要为培优型。社会经济地位越高的家庭,其子女参与补习的可能性越大。在家长普遍高教育期待的背景下,教育期待对于小学生的补习选择没有产生影响;而家长的同辈群体压力却显著影响了其子女的补习选择。家长同辈群体压力的显著性一方面说明家长在子女的补习选择中可能并非完全理性,另一方面说明非正式的家长网络对家长影响的有效性。

北京市某高校教职工适龄子女2010年全国麻疹减毒活疫苗补充免疫活动接种率影响因素研究

目的分析北京市某高校教职工适龄子女在2010年9月全国麻疹减毒活疫苗（Measles Attenuated Live Vaccine,MV）补充免疫活动（Supplementary Immunization Activity,SIA）中的接种率影响因素。方法基于国内外相关研究自编问卷,对北京市2010年某高校所有家中有MV SIA适龄儿童（即2010年9月儿童年龄为8个月到14周岁之间）的教职工进行调查,并对数据进行描述分析和多元逻辑回归分析。结果在563名适龄儿童的有效样本中,MV SIA接种率为54.5%。在家的儿童与在幼儿园的儿童相比不接受MV SIA的可能性更大（OR=2.14,95%CI：1.23~3.72）。常规免疫差与常规免疫好的儿童相比不接受MV SIA的可能性较大（OR=4.65,95%CI：1.49~14.48）。预防接种的有效性（OR=3.35,95%CI：1.24~9.06）、接种服务的可靠性（OR=2.02,95%CI：1.16~3.53）的信任度较低者,其子女不接受MV SIA的可能性更大。向专业人士（OR=2.67,95%CI：1.52~4.69）、非官方网络（OR=2.35,95%CI：1.35~4.11）寻求预防接种信息者,其子女不接受MV SIA的可能性更大。结论北京某高校教职工适龄子女2010年MV SIA的接种率远低于全市目标人群的平均接种率。信任因素、组织因素以及民间网络信息等直接影响到其子女是否接种。

升学率驱动下的学校组织地位分化——以W县高中教育为例

本研究以一个基层县的高中教育运行为例,从关系的视角切入,对W县高中教育关键资源的配置机制进行了深描,结果发现,促进资源流动的两种机制为政府的强制性干预与市场,地方政府和重点中学在扩大学校间资源差距方面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地方政府通过强制性干预将优质教育资源集中导向重点中学,而重点中学在享有既定优势地位的基础上,利用其特殊的庇护地位进一步垄断优质教育资源。其结果是,高中教育资源的不均衡程度进一步扩大,学校的组织地位进一步分化,学校教育的不公平程度进一步加剧。

论循证课例研究的实践:教师教育的新取向

在我国基础教育课例研究缺乏问题意识、主观随意性明显、教师主体作用难以发挥的发展瓶颈之下,由于循证实践的理念同课例研究有着逻辑一致的价值导向和特性一致的实践主体,从而使循证实践应用于改善课例研究成为可能。本研究借助于循证医学临床实践的理念建构包括提出问题、查找证据、评价证据、恰当应用、后效评价的5A课例研究改善的可能范式,并对作为教师教育新范式的循证课例研究的发展提出完善和细化操作流程、开展行动研究、在教师教育体系中构建基于循证的课例研究推进系统等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