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历史上皇朝中央对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经略

历史上西南边疆社会的内地化,即为皇朝中央将中原前现代高度农耕物质技术水平基础上的儒家文化、政治制度、经济活动方式等,向西南边疆社会渗透或移植的过程。尽管元以后西南边疆已被全方位纳入皇朝中央的宏观控制之中,但囿于不同时期皇朝自身能力的限制,以及西南边疆处于次要地位民族群体的认同程度的差异,使微观层面无论是社会行为观念、民族治理模式及与内地农业一体化等,仍只是呈现着一种缓进或渐变的融合过程。

近代西方宗教同化与西南边疆民族“国民”的早期塑造

近代西方于中法战争之后对西南边疆的宗教文化同化,可以说是在近代中国民族国家兴起之际,由外来文化影响的边疆民族向"国民"身份转化的一种契机。其间,晚清西方宗教文化的传播,首先促成了对边地民族传统"蛮夷"身份的消解;至民国,面对西方宗教传播蔓延的势头,政府及社会精英均深感忧虑。正是在这一过程中,由边疆少数民族、政府和社会几方面力量,共同开启了近代西南边疆民族由"蛮夷"向"国民"的转化历程。

经济一体化、民族主义与抗战时期西南近代工业的内敛化

西南近代工业的发生与全国相似,也是伴随近代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在帝国主义侵略与国人民族主义抗争的纠结中艰难起步。然西南地处内陆边地,其近代工业有着不同于东部沿海地区的晚发型及边缘性特征,直到抗战前,始终呈现出一种离散的、被动追随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状况。抗战爆发后,敌寇的封锁及国人的经济民族主义诉求,促成国统区以西南地区为核心的国内经济一体化运行格局,进而使西南骤然由边缘转而成为全国近代工业发展的中心,这个过程中凸显了西南近代工业趋于内敛的发展态势。

清代云南铜矿开发的制度演化及“官治铜政”的特征

清代云南铜矿开发经历了一个由"听民开采"向"官治铜政"制度转变及"放本收铜"经营方式的确立过程。其制度方式的转变,主要是为了适应铜矿开发中对流动资金的客观需求,该制度的确立对云南铜矿开发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中国城市化动力模式演变与发展抉择

城市化动力问题, 是决定一个国家或地区城市化发展水平与速度的重大问题。新中国建立之后, 由于其城市化动力主要来源于政府的政治抉择, 因而在较大程度上制约了客观经济规律的内在作用, 也使整个城市化水平明显低于其工业化发展水平。在今天改革开放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的过程中, 其城市化动力模式对市场机制作用的吸纳, 亦成为当前加速我国城市化发展的关键。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城市化结构差异与发展抉择

在中国当前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进程中,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相对落后的状况也集中反映在地区城市化与内地的差异方面。为此,本文针对其城市化差异现状,就产业及结构如何调整、以及对现有城镇进行整合的兼并与重组问题进行了较为具体的研究。

清代云南矿业开发中的政府行为及“放本收铜”经营方式的反思

清代云南铜业持续近百年的鼎盛发展，是在传统手工业与分散劳动的基础上进行的，由于皇朝中央政府的经济参与及“放本收铜”经济举措的实施，使其具有了统一组织、指挥与协调的联合劳动的社会化规模及效应，尽管其时尚未发生生产力手段性质的转换，但在制度因素方面、在社会生产的组织经营管理上，则已出现了超越于现实生产力的现代化进展。由于以往对政府经济参与行为在理论上、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对其有关的政策举措或经济管理方式未能进行深入全面的分析研究，这不能不说是经济史研究的一种缺憾。本文据此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论近代交通对西南边疆民族地区的内地化牵引

西南边疆近代交通起于中法战争之后法属滇越铁路的修建,西南边疆社会的路权意识亦随之觉醒,也使滇越铁路从修筑到之后的运行,就始终伴随着边疆人民的路权声张及对交通权益维护的问题。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的近代交通建设,不仅凸显了国民政府在西南边疆社会凝聚力的增强,也前所未有地提升了西南边疆与内地的紧密关联度。

近代民族主义与龙云地方“独立”政权

近代由民族主义激发的追求国家统一乃时人一普遍心理,地处边远之云南亦不例外。以往学界对龙云地方政权更多强调的是其"独立"特性的一面,然具实研究,其时龙云政权的建立不仅与北伐时期国人向往统一的民族主义心理同步发展;并且由同一民族跨境集聚的地区民族特性所致,龙云政权在地方意识上又多了一点由自然地理分布形成的西南地域观而少了一些行政划分的省界观念。

近代云南的矿业工业化与社会扩散效应

近代云南的社会经济发展是与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紧密联系的。云南因特殊的地理资源条件,其时在政府的倡导下,首以矿产业作为工业化改造的先导部门。而由于地处中国早期工业化的边缘地区以及半殖民地的经济性质等,也形成了云南矿业早期工业化中不同于常规理论的某些历史特性。

滇越铁路与云南早期工业化的起步

云南近代工业化的起步方式不同于常规工业化国家的发展道路，其发轫于 ２０世纪初滇越铁路的修筑。该路的建成对云南产生了划时代的影响，首次实现了由经济的渐变性发展向突变性增长的飞跃，并开启了云南近代“工业革命”的进程。本文以此强调现代交通对云南地区工业化的超出于常规的意义。

民国南京中央威权的重建及其统一实质

时至1920年代初,国民党政治势力在南方的影响依然相当有限。正是孙中山采取了接受苏俄和中国共产党帮助的策略,才为其后北伐的顺利推进奠定了相应的政治基础。然随孙中山的逝世,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逐渐暴露了其推行独裁统治的野心,并采取了大规模的整理党务与清党运动;但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以及地方实力派的存在,仍使南京国民政府对中国的统一只能流于形式。

20世纪上半叶西南边疆现代交通建设的基本特征

1884年中法战争之后,西南边疆外源型的滇越铁路于1910年以突变方式建成,然受本土物质消费水平限制,直至20世纪30年代中期,西南边疆的现代交通建设依然乏力。抗战时期西南边疆现代交通的超常发展,凸显了其特殊历史背景下的速成与时效特性,而战后又重归落寂;在此过程中,传统技术方式亦显现了自身的活力,驿路交通则始终持存于西南边疆少数民族集聚的广袤地区。

南诏社会性质新探

本文基于史料及前人已有研究 ,认为对南诏社会性质的认识 ,很难就所谓“奴隶社会”或“封建社会”的片面阐释就得以完整说明。指出其社会性质函盖了国家的初始形态、准军事制度的主导地位、城市封建领主制出现、奴隶制的发展。

近代中国边境界务与民族国家的早期塑造

世界近代史发展脉络的实质,包含两个不同侧面:由工业化、商品化导致的经济一体化进程;由民族主义诉求与民族国家兴起而导致的政治多元化趋向。具体、细微地研究近代中国边境勘界界务史实,可在中国与周边国家进行边界确认过程中,揭示出民族国家早期塑造之内涵,进而也凸显出世界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由民族国家趋向导致的政治多元化的客观存在。

战国秦汉时期云南的商品经济与货币形态发展

本文是在考古发现及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对战国秦汉时期云南商品经济与货币流通发展状况所作的一个初步探索,主要研究了该时段云南商品经济的形成条件,以及其时的货币形态及流通的地域分布等情况。

民国初期的省治、县治及地方与中央关系——兼论孙中山民治基础的思想演变

民国初期的“省治”与“县治”问题,不仅仅关涉地方自治的层级之分,在当时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它还含有是以“省”还是以“县”为地方自治基本单位的争论,即时人对地方与中央分权的关系设定。而其时孙中山对地方自治基本单位的确认或后期变化,则始终都是将其置于有利于国家一统的地方与中央关系的格局来认识的。

唐继尧“大云南主义”财政支持体系探略

民国初期,唐继尧以云南一年收入仅600万元的穷土僻省,竟维持长达十数年驻军分布广泛、所需军饷浩繁的战争局面,与其特殊的财政支持体系密切相关。从当时的社会政治背景,很大程度是利用了"护国"、"护法"的政治正当性,不仅获得了从中央到西南各省、国外借款、海外华侨捐助等广泛的财物支持,加上对地方财力的进一步挖掘,进而保障了庞大军费需求的稳定来源。

我国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演化及发展

本文主要从历史的视野 ,对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形成、演化及发展进行了理论探讨 ,内容涉及社会主义计划体制产生的历史前提和理论依据 ,其在实践过程中所碰到的问题 ,不同时期理论研究者和国家领导人对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所提出的思路和办法 ,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酝酿、提出和确立 。

民国时期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的关系

民国初期云南地方与中央关系,其实质即唐继尧地方实力派与西南军政府之关系。以往由于简单地将唐继尧归为军阀一类,对其与孙中山处同一阵线进行的西南护法、对孙中山西南军政府的支持及相互关系等有关问题的研究显得不足。作者在文本及档案资料基础上,通过对该时期史料的重新梳理与进一步解读,希图更全面地揭示出当时历史事件和人物的复杂与多面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