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转型时代的落魄和幸运

那个年代思想运动的开局总是一片肃杀,过程惨烈,结局却总是有令人料想不到的散淡、荒唐。但人与事触及灵魂深处,均有了根本之变,真正应了"物是人非"

一九五九年冬天的赵树理

1959年，赵树理54岁，在这之前，他一路顺利，被誉为文坛的“旗帜”。那一年，他从北京到省里、县里，为农业问题上上下下折腾数次，写了几封分量很重、与众不同的信件及文章给地委书记、省委书记，直至中国作协党组书记邵荃麟和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兼《红旗》杂志总编辑陈伯达。就是这几封信和文章酿成“祸根”，在当年冬天开展的反右倾运动中，赵树理成了中国作协整风中内部重点帮助对象之一。这个寒冷冬天的印象，郁结成赵树理一块难以治愈的心病。

蔡旭:“学堂小麦王”的苦恼

上世纪50年代初，知名小麦育种专家蔡旭出任北京农业大学农学系主任。他为人低调，忠于职守，长年出没在小麦试验田里。北京市高校党委会1953年4月的一份内部工作报告中，曾客观评价他“埋头苦干，踏踏实实。”

天安门城楼秘密翻建始末

（一） 天安门城楼的建筑隐患一直是中央和北京市委多年暗地里操心不已的重点难题。“文革”爆发后，毛泽东主席和其他首长频频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小将，号称“雄伟壮丽”却危机四伏的顶部门楼高悬在领袖人物的头上，让知道内情的中央首长们担忧后怕。1968年3月24日，天安门管理处向北京市委紧急报告说：“天安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广大革命群众的地方，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向往中心。

建国后翻建天安门城楼始末

天安门城楼的建筑隐患一直是中央和北京市委多年操心不已的难题。＂文革＂爆发后毛泽东及高层领导频频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小将,号称＂雄伟壮丽＂却危机四伏的顶部门楼高悬在领袖人物的头上,让知道内情的高官们担忧。1968年3月24日天安门管理处向市委紧急报告说：＂天安门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检阅广大革命群众的地方,是全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向往。为了保证领导人的绝对安全,

郭小川:党组里的一个和八个

1955年8月,中宣部领导层就酝酿着一个加强中国作协工作的人事安排:从中宣部文艺处负责人林默涵、郭小川之中抽调一个去作协。36岁的郭小川惶然地表示:我不去,我没有认真搞过文艺,不敢跟那些大作家打交道。9月6日,郭小川在作协反丁陈斗争会上发言。

冯友兰:哲学斗争漩涡历险记

一在一九五七年严酷的反右运动中,以冯友兰为代表的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群集体逃过"右派"一劫,实属不幸中的大侥幸。这与北大反右后期的一个拐点相关:在鸣放期间,很多中间群众都有少量或轻微的右派言论,划右派开始后他们顾虑特别大,总觉得有些已划右派的言行跟自己相类似。有的划右派较多的班级如果再整出新的右派,那这个班级就有崩盘的可能。

夏衍：文化部围剿“老头子”的整人运动

夏衍表示，这次整风是党对自己的最后一次挽救，也是毕生难忘的一次沉重教训。说者诚恳，听者漠然。夏衍最终调离了文化部这块凝聚工作心血、又汇集悲怆的伤心之地，在“文革”风暴到来之前就被打入冷宫。

一九四九年后梁思成的人际境遇

一一九五五年三月初,在校党委强硬运作下,清华建筑系在内部展开了批判梁思成建筑思想的活动,先党内后党外,层层波及,短兵相接之后就是大面积的激烈揭批。系主任梁思成既是运动的斗争靶子,又是思想划线的分界点和标志物,众人围绕着他的政治问题相争不休,又缠结于旧日矛盾而无法自拔。清华大学党委很快发现,过去所谓"受压制"的教师此次表现得特别积极。

午门城下的沈从文

1949年是沈从文的一个重要关口:他转入了在历史博物馆三十年的日子,一生由此断然分成鲜明的两段:文学创作和文物研究。事隔多年,沈从文的夫人张兆和在北京崇文门寓所平静地回忆道:1949年二三月,沈从文不开心,闹情绪,原因主要是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那篇《斥反动文艺》,北大学生重新抄在大字报上。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

冯定:大批判困局中的棋子

一鉴于北京大学哲学系资产阶级教授占据主体、马克思主义哲学未能形成气候的情形,毛泽东等高层领导人决意把曾在上海任职的党内著名哲学家冯定调进北大,此举实际上就是后来常说的"掺沙子"。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期,冯定一篇论述资产阶级改造的文章颇受毛的好评,一时名声大震。按照毛的意思,一九五七年初春,行政级别甚高、曾任马列学院分院院长的冯定刚进北大时并没有担任什么官职,只是单纯负责马克思主义的教学。

沈从文的痛苦心迹

与热闹的文坛遥遥相对,寂寞中的沈从文有时会悄悄地说出惊人的话:“文坛实在太呆板了。”“巴金或张天翼、曹禺等高手都呆住了。”这几句话是1951年说的,置身圈外,他对文坛的感觉比别人要敏感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