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性诗人的生命体验与自我表达——解读薛涛、鱼玄机诗歌的情志世界

薛涛、鱼玄机作为诗人的创作角色与作为女性的性别心态,使得二人诗作呈现出不同于传统男性诗人的独特的情志世界:首先,薛、鱼二人一入乐籍、一为道士,加之女性的社会身份及情感经历的坎坷曲折,使得她们的生命体验较一般女性丰富得多,在她们诗作中,对自我生命体验的大胆坦露显示出女性意识的张扬;其次,二人诗作对外界寄寓情感的“感物”书写既有苦、愁、悲、怨等压抑情绪的宣泄,也有闲适、安逸、自得、欢喜心态的表达,而前者是其表现重点;最后,二人诗作在向内的自我省视中呈现出女性诗人的独特心灵世界,一方面有出于诗人的创作角色,对生活中真、善、美有其独特感受,另一方面出于细腻、幽微、敏感的女性心态,显露出对于不满、遗憾、痛苦的无奈接受与自我排遣。

朱熹饮食哲学的“天理”“人欲”之辨

作为理学家,朱熹的饮食哲学颇具特点。《朱熹集》中大量反映饮食的诗歌与散文,显示了普通“士人”的饮食生活;在以《朱子语类》及《朱子语录》为代表的语录类著作中,有关饮食的论述是与朱熹的“理学家”身份紧密联系的,从中可看到作为理学家的朱熹的饮食情志;在他人的记录及民间风闻中,朱熹的饮食观又有多种解读甚至误读。朱熹把饮食体验与“天理”“人欲”的理学义理联系起来,强调合理科学饮食,并强调饮食中“度”的把握,以理学学说阐发饮食中的“天理”“人欲”观念,形成朱熹理学家身份之下的独特饮食观。

论朱熹灾害诗中的荒政思想

虽然朱熹并不以诗为重,但其诗歌创作成就斐然,生前便以诗名世,在朱熹诗歌中,灾害诗具有独特的意义与价值。朱熹灾害诗创作对于南宋时期的水灾、旱灾、蝗灾、饥荒等灾害有着广泛的书写,深刻反映了南宋衰弊世道下灾祸连连的生存空间,再现了南宋时期底层民众的生存困境。朱熹灾害诗中包含着其独特的荒政思想,视民如伤、赈惩并施、以民为本并用,且往往坚持爱民利民的立场,与当时官场作风形成鲜明对比。朱熹灾害诗中的荒政思想是与其理学家身份紧密联系的,对朱熹灾害诗的解读既可了解荒政思想的深厚内涵,亦可一窥其理学家身份之外丰富饱满的士人形象。

论莫友芝《影山词》的语言特色

莫友芝学优才赡,在学者、诗人之身外,兼擅作词。在晚清词衰亡的趋势之下,莫友芝《影山词》一方面接受秦观、周邦彦、姜夔、史达祖的影响,又推崇张炎“清空”之说,一时佳评颇多。在莫友芝《影山词》中,语言之美为一大特色,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选词遣字雅淡自然,具雅正之美;二是意象搭构以景见情,有灵动之趣;三是用典化句精简凝练,显累积之厚;四是词法纯熟,体现其词人本色,亦从中见其学力之雄。

从《郡斋读书志》看晁公武的诗学观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作为“目录之冠”而受后儒宗仰,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目录学功用之外,《郡斋读书志》在目录编排、点论发凡之间,亦蕴含着晁公武的文学思想,而诗学观为其中重要部分。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论诗有自家方法:一是知人论世,坚持文学与世情的结合;二是论诗及人,强调诗品与人品的融贯;三是兼顾文采,主张情感与文采的互补。在论诗主张上:一是以学力论诗,推崇通才类型诗人;二是追求革故出新,注重时代诗风之转变;三是强调真情实感,反对绮靡纤弱习气;四是不拘一格,能够多种诗歌风格并举;五是同而有异,达到共性与个性的兼容。

朱熹仕隐心态探微

朱熹生七十一年,五十年间历事四朝,有着坎坷曲折的入仕经历。又因其思想构成复杂,儒、佛、老皆有所影响,且受其“公体正用,体用如一”公正思想的影响,朱熹仕隐心态也较时人有所不同:在“达”与“穷”之变中追求“公”与“正”的实现,既有兼济天下的抱负,又有独善其身的修养;在“仕”与“隐”的矛盾中坚持“公心”“正理”的原则,而儒者情怀与佛老思想的出入亦深深影响其仕隐观念;在“进”与“退”的经历中,逐渐构建起其进尽人臣之责、退求一心之安的仕隐心态。

苏轼、朱熹教育议革里的学术分异——从《议学校贡举状》和《学校贡举私议》说起

苏轼《议学校贡举状》与朱熹《学校贡举私议》为各自批判当时教育现状、总结学校贡举得失、系统提出各自教育主张的经典议状,针对不同的社会背景、出于各自的政治立场,苏、朱二人对教育有不同的议革主张,且多有冲突激烈之处。学术分异是苏、朱二人教育议革分歧严重的本质,从个体来看,这是苏轼、朱熹教育思想不合导致的冲突,从学术发展史看,可看作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与以朱熹为代表的闽学之间的争锋。出于学术思想构成的不同和各自学说主张的存异,朱熹对以苏轼为代表的蜀学历来有所批判,朱熹《学校贡举私议》与苏轼《议学校贡举状》便是这种学术分异之下跨越时空的思想争鸣。

《洛阳伽蓝记》书写中的文史互见——悲剧性和宿命感笼罩的“洛阳”与“伽蓝”

《洛阳伽蓝记》记录了北魏故都洛阳半个世纪内佛教发展的兴衰,在书写之中有着强烈的历史精神,深刻反映了北魏故都洛阳和“伽蓝”的命运。在《洛阳伽蓝记》中,故都洛阳带着浓厚的悲剧性:乱世下“人”的心灵悲歌,人世间“事”的盛衰浮沉,故都内“物”的幻灭色彩,洛阳城内发生的一切既是人心的呻吟,亦是时代的挽歌。作为主要书写对象的众多“伽蓝”是被宿命感所笼罩的:在出自佛教的“伽蓝”意象的多重象征下,通过时间、空间的交织勾勒出曾经繁华盛事下的佛国往事,而“洛阳”与“伽蓝”都无法预料、不能掌握、不可避免地走向毁灭,正是乱世中这种宿命感影响下的最终结局。

《四库全书总目》对朱熹的学术批评

《四库全书总目》作为中国古代目录学集大成之作,其中关涉朱熹及其学说的内容颇多,《总目》中仅“朱子”一词出现就达一千七百馀次。《总目》对于朱熹的学术批评呈现总体认同而局部批判的局面:一方面在理学占据学术话语统治权的历史语境下,《总目》对于朱熹的评价坚持着“集大成”观点下的总体认同;另一方面由于学术话语的争夺和清学的不断发展,《总目》对于朱熹及其学术亦有着局部的批判。《总目》中的这种学术批评现象,体现出朱熹及其学说在清代的地位与处境。

王冕咏梅诗研究

作为元末明初之际的一代大家,王冕因画、印之名过盛,至于掩盖其文学上之成就。咏梅诗在王冕诗歌创作中占据重要地位,有着独特的研究价值。本文所论主要有三方面:一是探讨以梅入诗之传统及王冕与梅之情结;二是剖析其咏梅诗中“梅”的多元内涵,即作为文人、隐士、狂士,在咏梅诗的创作中以梅言诗者之情、以梅状隐逸之趣、以梅表孤傲之志;三是讨论王冕咏梅诗之价值及成就,明确其诗歌创作中“咏梅诗”这一题材的独特地位。

陶诗的诗学批评衍变阐微——以《诗品》《沧浪诗话》为中心

作为东晋诗坛代表诗人的陶渊明,不同历史时期对其诗歌的诗学批评各有所侧重,是一个不断衍变和转向的过程。以钟嵘《诗品》及严羽《沧浪诗话》为中心,结合不同时期对于陶诗的诗学批评与接受,可清晰见到这种变化过程。这种诗学批评的衍变可分为四个部分:一是钟嵘《诗品》确立了陶诗"隐逸诗人之宗"的诗学史地位;二是严羽《沧浪诗话》对于陶诗"质而自然"的美感进行了多方面发掘;三是不同时期对于陶诗的诗学批评,在整体一致的前提下各有所侧重;四是这种诗学批评的分异与不同时期的诗学审美及诗风转变紧密相关。

论朱熹散文中的悲剧意识

朱熹以理学集大成者之名而垂范后世,其文名亦常为学名所掩,以致学界对朱熹散文的研究较少。由于家族没落、幼失所怙、颠沛流离的幼时经历,使朱熹对苦难与不幸有着幽微而独特的情感体验,其散文中往往带有一种衰世下的悲苦与绝望感,造成其散文中弥漫着浓郁的悲剧意识。通观朱熹散文,其悲剧意识的书写表现为四个方面:一是忧嗟身世与流离之苦,对幼时苦难经历的追怀;二是感伤时事与视民如伤,体现出理学家所身具的担当与共情;三是对宦海浮沉与世途幽险体验的表现,是其仕途经验的深刻总结;四是生途之哀与道孤之悲,对生命流逝、吾道益孤的深沉哀叹。这种悲剧意识与时代背景、社会现状、个体经验、政治斗争相关,对朱熹的散文创作影响深远。

郑珍纪乱诗研究

郑珍的纪乱诗对晚清的衰世之乱、生民之苦与人生多艰有广泛的描写,蕴含了诗人自觉的“诗史”精神和“忧乐”情怀,整体呈现出“愁苦酸涩”的风格。郑珍的纪乱诗创作不仅彰显了其诗品与人品的一致,也对后世纪乱诗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从《洛神赋》到《男洛神赋》——赋作中的女性意识呈现

汉魏曹植《洛神赋》与晚明柳如是《男洛神赋》皆为赋作名篇。两赋描写对象虽皆为“洛神”,然因于时代背景、人生经历、情感表达的不同,赋作之间差异颇大。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两赋之时代社会背景与创作心态有所不同,导致创作意图有所差异;二是两赋虽皆以赋写“神”而表爱慕之情,然其中的“神”形象及爱慕心理不尽一致;三是女性意识在两赋间呈现的差异,显示出不同时代赋作中女性意识的发展。

朱熹的书院图书馆建设思想与实践

书院具有图书馆的功用,朱熹一生丰富的书院教育活动同时也是一部辉煌的书院图书馆建设实践史。朱熹在书院图书馆的建设实践中有其独特原则:一是坚持书院与图书馆二者在功用上的一体,尤其注重图书典籍的置办;二是借助官方、民间、社会等多方背景进行书院图书馆的建设,而在学术思想上则坚持理学定位;三是因为各书院主持时间上的不确定性,使得朱熹尤其关注整体,并注重书院及图书馆持续发展的可能性。朱熹以书治教、以教治学、以学治人的书院图书馆创办理念始终贯穿其间,这是朱熹书院教育能够取得重大成效的重要保障。

中晚唐唱和诗心态变化阐析——以通江唱和、松陵唱和为对照

唐代文人交往酬唱风气盛行,极大促进了唱和诗的发展,中唐元稹、白居易之间的“通江唱和”与晚唐皮日休、陆龟蒙之间的“松陵唱和”更是唐代文人交往唱和的典范。通过对通江唱和、松陵唱和诗作的解读,不仅可领悟唐代社会风气及诗歌艺术之美,亦可一见中晚唐唱和诗中文学心态的变化:通江唱和体现出中唐诗人唱和之间志同道合、君子同困的挚友情感,而松陵唱和则体现了晚唐之际文人唱和中诗酒渔樵、潜逸山水的隐者情怀。中晚唐之间这种唱和诗中文学心态的变化成因是多方面的,主要在于中晚唐的时代变局影响及诗人境遇和性情的不同。

党争与朱熹散文创作

南宋时期党争活动频繁、激烈,朱熹作为南宋道学党魁,其毕生亦深陷党争旋涡之中,党争活动对其散文创作产生着重要的影响。这种影响主要体现在几方面一是从朱熹党争时期的散文创作中,可见南宋衰世之中党争乱局的激烈复杂;二是在“以文为器”的散文创作观念下,朱熹党争时期的散文创作服务于政治斗争的现实需要;三是朱熹在不同党争时期的散文创作受其心境影响,有着不同的书写内容和情感基调;四是可从其党争与散文创作中见其多层次的人格形象。

论朱熹散文中的灾害书写

在理学的盛名之下,朱熹散文的成就往往被掩盖,对其散文之中的灾害书写研究更是少有人及。朱熹身处南宋衰世之间,广泛的生活视野使其对南宋时期的灾害有着全面而深刻的认识,通过对其灾害书写的研究,可得以窥见一个有别于传统理学家刻板印象之外的朱熹形象。总体而言,朱熹散文中的灾害书写有着三方面独特的价值:一是对南宋之际衰世背景下的天灾、人祸、兵燹、苛政等灾害有着全面广泛的书写;二是对灾害有着较之前人更为深刻的认识和共情之心;三是其散文之中的灾害书写有着极高的艺术价值。

朱熹悼亡诗研究

悼亡诗,中国古代一般指丈夫追悼亡妻之诗,而广义之悼亡诗,则指对亡故亲人或朋友表达追悼、哀思之作。朱熹人生经历丰富坎坷,交友交游甚为广泛,故其诗歌创作之中亦多悼亡之作。朱熹悼亡诗创作情感蕴含丰富,不仅体现为对悼亡之悲、亦有感时伤事的情感体现、吾道益穷的深沉感慨。其悼亡诗的创作不仅有着一定的史实价值,亦具有颇高的艺术成就。对朱熹悼亡诗的研究,对于还原朱熹的人生经历细节、窥探其思想交流承受皆有一定积极作用。

先秦名家发展消亡考

名家虽在先秦有所发展,然而最终不可避免地走向消亡,原因包括内因和外因。从内因看:在学派立意上专门治术,缺乏思想建构,导致其学派从一开始就缺乏有效的思想文化输出;在学说内容上苛察缴绕、言意相离,使得其学说难以在社会民众间广为传播;在学派内部学说分化、各持一端,使得名家学说多显支离、难成系统。从外因看:群体构成上的特殊属性与浮泛无根决定了名家组织上的松散;在复杂的政治环境中面临发展困境,其学说在大争之世中难以发展,难免被黜废的命运;先秦之后其他诸家学说相互吸收发展以保持学派的生命力,而名家难以顺应时代发展,因而被历史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