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权、程序与冲突:南京国民政府时期苏南地区匪案处理研究(1927—1937)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中央与江苏地方在清剿土匪同时,对匪案处理问题格外关注。匪案处理权上,中央政府将其集中到江苏省府,操纵于中央,并同时建构起一套较为完整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链,力排其他势力对匪案的干预。匪案处理司法程序主要包括侦察缉捕与审理判决两个部分,尽管江苏省高等法院竭力试图通过司法手段帮助国家运转与社会治理内在机制实现良性循环,但事与愿违,司法手段不仅无益于解决匪患问题,还造成省县行政权与司法权若干冲突。分析苏南匪案处理中的乱象,可一窥国民政府现代化司法体系建构的艰辛以及国民政府司法制度现代化转型失败处。

“武汉学”的来源、现状及发展对策研究

作为现代地方城市学的“武汉学”诞生于新世纪初期,是一门关于武汉城市起源与发展历史的基本学理和城市建设与管理的实际运作相结合的综合性学科。“武汉学”的来源,受“上海学”的启发,经徐明庭与严昌洪的共同提出后,得到武汉市委市政府的重视,并由江汉大学承担主要推动发展工作。二十年来,以江汉大学为中心的“武汉学”研究取得了设立机构、发布课题、出版书籍、创办刊物等系列可喜成果,但同时存在资金来源紧张、基础理论建构不够、多学科交叉研究缺乏、社会大众普及度不足等问题。针对目前“武汉学”研究现状,有关人员应采取巩固优化现有成果、在资金来源上争取更多支持等若干对策,“武汉学”未来才能进一步良性发展。

西方叙事史学的复兴及其走向

1970年代,是西方史学史上一处重要的转折节点。以年鉴学派为代表的新史学面临困境、遭受诘驳并日渐式微。与此同时,叙事史学对新史学进行挑战和纠偏,以过往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科学元素为继承,加强史学的叙事手法,将目光重新投射进社会问题中,形成了20世纪70年代以降西方史学的新走向。叙事史复兴加快了新史学运动的转向,但相对也埋下了宏大浮夸叙事及历史真实客观性消解的隐患。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太湖湖匪的成因与治理(1927-1937)

太湖湖匪祸乱三吴由来已久,是困扰民国时代中央与地方政府的棘手难题。南京国民政府甫立,受天灾兵燹、经济凋敝等诸多因素合力的影响,湖匪之患形成前所未有的紧张形势,严重影响南京政府统治核心江浙地区的社会治理。为此,中央与地方四面出击,采取设立机构、制定法章、两省会剿、多县联防等系列措施打击湖匪。若干措施既是肃清湖匪的直接需要,也反映出南京政府社会治理时国家权力对基层的渗透与控制。总体来看,有得有失,虽取得一定成效,但治标不治本,湖匪的猖獗贯穿整个民国,直至1950年底才被基本肃清。

“正统”与“另类”:两汉之际《史记》地位的沉浮

司马迁是西汉时一非常人物,其著述《史记》亦是一部非常之作。在《史记》的创作过程中,司马迁已明确指出此书的性质,并对其未来之地位寄予厚望。吊诡之处在于,该书广为流传后,其地位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在不同的历史语境中动态变化。通过基于两汉时政治、学术双重视角下考察,或许可以厘清《史记》地位之流变:《史记》问世不久就以另类身份被动面临与已官方化的儒家正统相抵牾、违拗,而这种颇为另类的性质又影响着该书地位的沉浮。

未来旅游广告策划管理分析

概述了旅游广告的定义、作用以及其现有市场,分析其发展困境并提出了对未来旅游广告策划管理方面的合理建议,希望对旅游公司、网站及政府宣传部门的旅游广告策划提供一定的借鉴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