快乐指数研究概述

快乐的衡量与测度是快乐研究中的难点,也是造成快乐理论难以被系统接受和推广的主要障碍。最近20年,随着脑科学和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快乐指数研究获得重要进展。Kahneman与Tversky等人用实证的方式证明了"快乐和痛苦的体验效用的可被测度性"和当期体验效用的客观性(Objectivity),从而使快乐指数研究走上一个新时代。与此同时,经济学、社会学中的快乐测度理论与主观幸福感研究也取得了积极进展。本文通过展示不同学科中快乐指数研究状况,使我们对国内外的快乐指数研究及学科交叉发展有一个基本了解,并对我们的快乐理论研究与生活实践以科学的指导和说明。

基于职称-职能配置定位的高校教师分类管理模式研究

高校教师资源的科学配置与利用是高校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难点之一。其难点在于高校教师需要承担教学与科研双重任务在职业生涯选择与时间资源配置中的矛盾。由于目前我国高校对不同职能类型教师大多采用统合管理模式,这一管理模式有可能进一步加剧该矛盾解决的困难,并引发高校人力资源的较大浪费。本研究试图探索高校教师"职称-职能配置定位"的分类管理模式,为尽可能实现不同类型教师的人尽其才,探索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

国民快乐指数调查量表设计的理论机理、结构与测量学特性分析

文章在汲取国内外快乐指数、快乐感、主观幸福感研究的基础上,设计了基于主客观统一性与“主体-环境”整体联系性的快乐指数调查表,并运用心理学、社会学的相关附加量表进行辅助解释。从对1189份有效问卷的分析中得到验证,本快乐指数调查表具有优良的效度,有进一步推广应用于国民快乐(幸福)指数核算的实际价值。

黑河流域居民水幸福感实证研究

幸福是资源配置与利用的终极价值目标.将主观幸福感理论引入到水资源管理研究,提出水幸福感的概念,建立水幸福感测度指标体系.以我国典型内陆河流域——黑河流域张掖段为研究区,采用典型与非典型相关分析法和因子分析法,对黑河流域居民水幸福感的人口学特征与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度分析,结果发现不同地区水幸福感差异较大.其中肃南的健康层面、民乐的价格层面、高台的管理层面与价格层面得分较低,参与层面与节水层面各地区得分均较低.山丹地区水幸福感整体偏低.这要求政府水资源管理政策贯彻全方位管理与重点管理有机结合的原则.在具体管理策略上,相关部门应关注水对居民健康和环境造成的影响,同时完善管理程序,促进水价改革,鼓励居民参与,提升社会节水意识与能力,进而形成基于水幸福感提升的流域水资源管理策略体系.

中速与低熵——对我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再思考

综合地考察发展的内外部条件,究定合乎国情的经济发展战略,对推动我国现代化目标的实现,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一、对高速高熵发展战略的剖析一国经济发展战略的取舍,既要依据于各国国内的资源,人口条件与历史文化因素,又要受制于国际的政治、经济背景等条件。因而,各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都有自己的起点与战略,也都有其切合各自国情的发展之路。考察发达国家的工业化时期,大多采取高熵文化(高资源损耗、高环境污染)与快速发展战略(极少数后发国家亦效如此法而获成功)。这一发展战略的形成是与当时西方国家所处的一系列经济、社会因素相适应的。并且是基于以下的主要经济事实:(1) 相对较轻的人口压力;(2)

资源约束与发展中国家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本文针对一些经济学家的观点 ,提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内能补充与熵增加两个重要的资源约束条件 ,使得其必须把一般意义上的生产可能性边界修正为可持续的生产可能性边界。在此基础上 ,作者通过揭示“终极目的” ,提出了既能够满足两个资源约束条件又不妨碍其最大快乐目标实现的理论构想 ,为发展中国家实现可持续发展选择一条现实可行的道路。

快乐、广义消费与和谐社会模式的建构

快乐是人类经济社会发展惟一有理性的终极目的。而满足人类快乐需要的不仅仅是人类创造的国民财富,自然环境中的蓝天白云、青山绿水同样构成人类广义消费的基础内容,成为人类无上快乐的源泉。因此,广大科技工作者应确立科学发展观,在推动科学技术进步、实施国家重大工程与技术项目过程中,关注、构造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经济社会模式。这对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人类快乐具有深远的意义。

生命成本与供需均衡——对我国居民消费率偏低问题的思考

９０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经济运行中逐渐出现了市场疲软、经济热点难以形成等过剩经济特征。而同时，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却居高不下，居民消费率持续走低，甚至比西方发达国家的平均居民消费率还要低。①这些经济现象非常值得我们思考。近几年来，经济学界对我国逐渐形成并日...

“财富—快乐”悖论:一个探索性的理论解释

当今,在财富增长的同时,人们的快乐幸福感却不但没有增长,有时甚至是下降的。"财富-快乐"悖论出现的原因在于:一是人们在追求财富的时候,违背了快乐原则,损失了其他影响快乐的因素,比如健康、婚姻、家庭以及人际关系、闲暇等因素。二是人们的心理预期太高,特别是随着贫富差距扩大与消费支出增大导致人们对财富渴求的增长。为了化解财富悖论,使人们获得更好的生活质量,必须从个人和社会两个层面对生命和生活资源进行偷的配置。

人格差异对于快乐感的影响

本文运用陈惠雄教授设计的主客观因子相结合的快乐指数调查量表,以浙江省城乡居民为调查对象,在问卷调查并收集1254份有效样本的基础上,对不同人格居民的苦乐感受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不同人格人群在不同时期的快乐感存在显著差异,且不同影响因子对不同人格人群的苦乐感影响程度也存在显著差异。这一研究进一步证实了人格因素对于人们快乐感影响的重要性,并揭示了人们在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调整情感状态与心态的自我调节的重要性。

经济学的境界

文章认为，现代西方经济学囿于功利的研究境界局限，是导致其对生产过剩、贫富对立、金融危机、环境污染等诸多现实社会经济难题的解释与解决软弱无力的根本原因。只有突破经济学的功利境界，进行经济学研究的更高境界的思考。

市场经济与浙江的和谐乡村社会模式

市场经济与“三农”问题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密切联系 ?浙江“三农”发展为此提供了最好的答案。浙江农民紧跟市场发展经济 ,已经有一半农民离开土地 ,一半土地离开了单纯粮食生产 ,使得浙江农民的就业观、生产观、环境观都发生了重大的变化。结果是 ,农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就业之路越走越宽 ,教育倍受重视 ,生态环境日益变好。浙江农村已经形成了一种和谐乡村社会模式。 2 0 0 1年 1 0月 ,浙江省人民政府在国内率先以地方法规形式颁布实施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办法 ,使农民生活得到基本的制度保障。

对“稀缺性”的重新诠释

稀缺性是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起点，在无限欲望与有限资源之间却存在着许多没有说透的问题。作者认为，西方经济学所认定的稀缺性规律是与宇宙的永恒发展法则相违背的。自然资源无论从其存在的绝对性言还是从其相对于人类欲望的相对性言，都是无限充裕的。人的欲望大于人类自身的能力──人力资源稀缺才是经济稀缺性的根源。因此，作者认为，必须把解决经济稀缺性的根本点放在人类自身，建立人本主义的经济文化思想。而把无限的自然资源变成为有限，造成大量生态资源的灭绝和毁坏，则正是人力资源稀缺的真实暴露。

人才流动中的知识定价与地区失衡

自由流动与“价高者得”是人力资源市场配置的基本规则,这两条规则的实施提高了人力资源的宏观配置与微观利用效率,却也带来了流动中人才的知识定价差异与人才流动的国际(地区)失衡。本文作者从约束刚性与边际效用角度对上述现象进行解释,并就新形势下如何提高我国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水平阐明了自己的观点。

流域居民水幸福指标体系构建原理与实证研究——以钱塘江为例

幸福是水资源管理的终极价值目标。本文将幸福目标引入钱塘江水资源管理研究,依据水幸福感的概念,结合幸福影响因子圈理论建立了流域水幸福感指标体系并对钱塘江流域进行调查与实证分析。结果表明:钱塘江流域居民水幸福感处于中等偏上水平,其中,衢州市情况最好,金华市、绍兴市次之,杭州市最差;在钱塘江流域水幸福感影响因子层面,居民用水与健康状况对水幸福感影响最为显著,其次为水与亲情、水相关费用、节水技术与制度设计、用水公平与供给保障、水生态环境等。以上结论为改善钱塘江流域水资源管理提供了政策方向。在制定具体水资源管理制度时,钱塘江流域应突出水质治理为核心的流域管理理念并根据不同流域段的水环境特征有针对性地改善管理水平,提升居民的用水健康和水生态环境状况。

经济与人本:关于科学发展观的两个基础理论分析

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涉及“人”与“经济”两个意义相异又相互依存的世界 ,而其本质则是作为主体的人在经济社会全面发展中的价值与地位问题。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与终极价值 ,不是物质 ,也不是偏好满足的效用 ,而是人的快乐 ;经济发展的终极约束不是自然资源 ,不是货币资本 ,而是作为主体的人力资本自身。这是人与经济的本质关系。终极而言 ,经济发展中的成本与收益是归结于人类自身的。人不仅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的 ,而且还是实现自身目的的根本手段。这一将目的与手段皆抽象为人类自身的生命现象来解释经济发展的观点 ,是人本经济学的根本出发点 。

快乐理论的跨学科演绎:一个研究综述

从古希腊开始,对快乐与幸福问题的认识、研究和思想传播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形成了多个学科发展跨度,并对近代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与人类行为观念产生了重大影响。最近20年来,随着实验心理学的发展,快乐理论研究进入到了一个新的时期,并随D.卡尼曼荣获2002年度诺贝尔经济学奖而进一步受到世人关注。本文从多学科阐述快乐理论的历史发展与学科演绎,使我们对国内外的快乐理论研究及学科交叉延伸有一个概貌性的了解,并期以导向现实的快乐和谐社会建设与国民幸福生活。

经济制度与道德规范:起源、效用差异及其互补性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 ,我们既要切实搞好经济制度建设 ,以实现“集体力量对个体行动”的有效控制 ;又要注重意识形态管理 ,使经济制度建设与道德规范建设相并重。只有这样 ,才能够真正有利于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秩序的建立 ,并使这种新型的制度体系在一个良好的政治道德与意识形态环境中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