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兼与汤志钧同志商榷

康有为设想的“大同”世界究竟是一个什么社会,这是研究康有为的《大同书》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一个最基本的问题.这个问题不但与对《大同书》的评价有关,而且也与对康有为的评价有关.汤志钧同志在《论康有为的“大同三世”说》一文中说:“我在《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和《论康有为〈大同书〉的思想实质》(见《历史研究》一九五九年第八、十一号)中指出,《大同书》是康有为一九○一年至一九○二年避居印度时所撰,《大同书》

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广州起义——陈郁同志早期在广东的革命活动

陈郁同志是工人阶级的优秀分子,是我党从事工人运动的先驱者之一。在早期工人运动中,他亲身参加了香港海员罢工、省港罢工和广州起义,又是广州起义的领导者之一。他为我们党的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艰苦奋斗了几十年。本文主要叙述他从香港海员罢工到广州起义时期的革命活动。

国共两党领导人真诚合作的典范——李大钊与孙中山的革命友谊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为了实现第一次国共合作,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他呕心沥血,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过程中,李大钊是对孙中山影响最大、帮助最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人。孙中山与李大钊始终真诚合作,建立了深厚的革命情谊,为了共同的革命事业,为了人民的利益,坚持不懈地共同努力奋斗。一孙中山与李大钊的深厚的革命情谊,是在革命斗争中逐步建立起来的。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前,李大钊就开始与孙中山接近。在一九二三年六月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决定与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建立革命统一战线以前,李大钊与孙中山进行了多次的接触和会谈,为建立国共合作做了许多准备工作。孙中山在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人的帮助和推动下,思想发生了重大的转变,毅然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合作。

驳所谓“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

国内、外反动派声嘶力竭地诽谤和攻击我国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这是不足为怪的。但披着无产阶级革命家外衣混在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也附和着国内外反动派的叫嚣,诬蔑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为“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运动”。他们这套反动谰言的实质,揭开来说。

五四运动的性质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朱务善先生商榷

关于五四运动的性质问题,朱务善先生在《五四革命运动是否就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一文(见《历史研究》1962年第四期),提出了许多自己的见解,对这些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很有必要的。朱务善先生说:“五四革命运动既不同于包括辛亥革命运动在内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又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形式”。“五四运动在中国民主主义运动中发展成为一个新的阶段,它揭开了新民主主义的序幕,为旧民主主义转变为新民主主义开辟了道路,在这个意义上说,五四运动是新民主主义的开始,但还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五四运动尚未发展成为新民主主义阶段。”总的来说,五四运动的性质不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在这里,朱务善先生的观点是自相矛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