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电子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应用研究

电力电子技术是一门新兴的电子技术,主要应用于电源设计、电机传动、汽车工业、绿色照明、电力系统等领域。随着我国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电力电子技术得到长足的进步和发展,在我国电力系统领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文章阐述了电力电子技术和电力系统的基本内容和概念,探讨了电力电子技术在电力系统中的具体应用,希望对促进我国电力系统的高质量发展带来益处。

市民的法意识——关于上海市行政处罚听证制度

法意识是社会成员的法行动的重要规定因素 ,而法意识调查是人们掌握、理解法律制度的现实功能的必要途径 ,对法律制度的建设和改进具有关键性意义。因之 ,在一般法治国家 ,法意识调查已成为法学研究和法律社会学研究的重要内容。本文在问卷调查的基础上 ,探讨了市民的法意识及对制度的关心程度。

征地农民的市民化——上海市的调查

“农民市民化”的问题往往被视为“城市化”问题的一部分。如果取另一种视角,以城市社会学为基本范式,从探讨“农民”与“市民”的属性差异、市民化所涉及的人们生活意识和生活式样的变化等问题入手,来解释农民在市民化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实质所在,或许能使我们对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过程达到更深切的认识。

“拆违”与权力-市场关系的变动--控制观视角下的非正规租房市场研究

在中国城市化进程中,大都市中普遍出现的非正规低租金住房租赁市场,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了落脚城市的容身之处,亦形成了中国"城市奇迹"的特色之一。但这种局面因近来政府的"拆违"工程而发生了变化。"非正规性"对于城市治理者到底意味着什么?"违规"住房租赁市场在城市中逐步形成又被强势取缔的治理逻辑是什么?在既往的城市治理研究中,研究者基于控制权理论,多侧重于从政府间关系来解释基层政府的"剩余控制权"行政逻辑。而借用"控制观"的理论视角,对上海市城乡结合部一处非正规低租金住房租赁市场进行田野调查,可以发现非正规市场也是"剩余控制权"的一种实施场域,在其中基层政府通过与非正规市场的互嵌从而对项目制中的指标体系做出应对。可见,通过市场进行社会治理的模式不只存在于顶层利益集团与政府间的法团合作,同样存在于基层政府与非正规住房租赁市场之间的互嵌治理。

价值暧昧抑或目标分异当下中国的家庭政策及其供给机制分析

本文力图对中国家庭政策中存在的价值混乱现象、政策供给中主体间的立场分异等问题进行分析。通过对“家庭”内部关系的区分,对法规不同属性的确认,以及对广义的家庭政策的供给机制的分析,说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家庭政策存在对纵向代际家庭和横向婚姻关系的双重原则。另外,在国家强化家庭责任,将家庭设置为重要的福利供给主体的制度背景下,地方政府以私法为法律框架,在市民社会权供给中多采取“家—户”治理的策略。因此,家庭政策不仅具有家庭化的功能,同时也具有“去家庭化”的实际效能。

权利功利主义逻辑下的身份制度之弊

中国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建立起来的社会分层制度,是一种等级间可流动的身份制度,是权利功利主义的结果,其不公平在于对部分国民的权利资格的剥夺。近三十多年来,虽然各种社会流动渠道被开放,但各级政府保留并不断更新了身份等级系统,同时开始经营各种形式的身份交易市场。社会底层为了实现地位的上升流动,获得公平的再分配机会,需要通过身份市场去赎买权利资格。这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社会不公再造的重要机制之一。

旧中国移民流及其与劳动市场之关系

农民背井离乡、流落异地,是旧中国长期存在的突出问题,史学界屡有文著论及该问题的某些方面,但对我国移民流的整体考察尚欠深入,它们与劳动力市场的关系更有待细究。本文拟就这些问题谈几点看法。

私域中的劳动和生活——代工厂工人状况考察

本研究基于对本土代工厂的田野调查,试图从"公—私"范畴入手,对当前中国工人劳动和生活状况背后的一些文化因素和制度因素做出分析和说明。研究者认为,劳动价值和劳动者的被私性化,城市治理体系中公权力向私权力的让渡,以及在各种社会力量的共同作用下法外灰色地带的扩张,等等,这些复合的因素造成了今天代工厂工人劳动和生活中的种种问题。

“转型”、“发展”与“现代化”：现实判断与理论反思

现代化理论和转型理论、发展理论被认为是中国社会学界用以阐释中国现实的最主要的几种理论范式。本文分别分析了这几种理论对中国现实的解释力和局限性,在此基础上对"现代化"概念在中国的多重维度作了重新梳理。作者强调,"现代化"在中国不仅是理论范式和社会过程,它还是近代以来被民众广泛共享的价值理想。对"现代化"话语的简单否定和抛弃,不仅可能带来"转型"、"发展"话语中价值目标的暧昧化甚至丢失,也会导致民众价值诉求的力量的弱化。

在范式与经验之间——我们如何接近问题

对社会科学研究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接近知识本身,必须避免"范式—经验"这种被设定的二元关系的断裂性。长期以来,在社会学界中隐含着一种将"西方—中国"之间的异质性简约化、本质化的倾向。因此,建立一个跨越东西方、跨越民族国家及文化的学科共同体是非常重要的。研究者与范式和经验的关系,以及其在范式与经验之间的主体性作用,为社会学者提供了范式和主体双重超越的平台。明确社会科学界的社会角色,正确地确立范式和方法、确立问题意识,可以防止范式与经验之间的断裂和错位,超越"范式—经验"的二分。社会科学研究者需要培养这种认清困境、超越困境的意图和能力。

国家与家庭、个人——城市中国的家庭制度(1940—1979)

目次:引子一、家庭政策及其对个人的规定性(一)家庭法规:1950年的新《婚姻法》(二)家庭捆绑式的福利政策二、"国家"与"个人—家庭"的互动:"知青政策"的例子(一)国家将负担转移给家庭(二)家庭的应对:向单位要福利三、问题讨论:"国家—家庭—个人"关系的多义性(一)国家主义与个人主义/家族主义(二)国家能力与家庭责任(三)"家属人":国家对"个人—家庭"关系的操作。

异常性揭示与正常性赋予:社会学的历史使命与时代课题

社会学自诞生之初起,就蕴含着"正常性—异常性"的命题,而所谓社会学的激进性格,其实就是指它应该具备"从正常中发现异常"的意识和能力,对社会异常性的揭示通常也是社会变动的驱动力。在中国社会的自我正常化运动中,社会学者承担着正常性赋予以及异常性揭示的多重使命。而在扮演社会命名师、鉴定师的过程中,学者培养并保持自身对"正常社会"的想象力以及对社会异常性的洞察力,是中国社会学者面临的时代课题。

城市与中国社会研究

城市化运动的展开,城市的发展,城市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系统中地位的迅速上升,是近三十年来中国演变历程中最重要的一个部分。如果我们无法充分认识到"现代城市"之于中国所具有的意义,那我们就无法真正说明当今中国社会变动的逻辑。普遍存在于中国学术界和文化界的城市想象,以及城市学研究中存在的学科间分异的现状,都不利于对中国城镇传统和现实中国城市社会的研究。现代城市不仅受到现代国家、市场以及社会的诸特性的影响,它自身的结构也构成了国家、市场、社会及其相互间关系变动的特殊驱动力和规定力量。从城市维度切入可以发现:国家对于当今社会的日常生活具有特殊的干预力。无论是城市社会研究还是以城市为重要维度的社会研究,都是从事中国社会研究的学者面临的挑战。

社会保障视野下国民身份制度及社会公平

我国的身份制度不只是一个城乡二元分割的户籍制度,而是由户籍身份、职业身份、居住身份以及政治身份等子系统综合地组合而成的复杂的社会分层系统,是具有身份制和等级制的一些基本特征的国民身份制度,它还是一种社会管理制度。从当代中国社会保障制度演变过程中的一些基本事实来看,这一身份制度与社会不公问题具有深层关系,并成为社会转型过程中社会管理创新的结构性障碍。

前苏联阶级结构的社会学分析

苏联的社会主义实践,在无阶级的理念和现实的社会分层、社会流动制度之间,存在着种种矛盾。虽然随着生产资料私有制被取消,以获取资本利润为形式的经济分层不再存在,但政治分层(特别是权力地位的分化)在社会分化中的作用更显突出了。同时由于政府对各种社会流动的严格管理,社会成员的机会平等和结果平等都受到限制。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对社会公正性的要求和期待,与现实社会中的官僚特权、制度化不公等,必然造成社会内部文化-制度关系的不和谐,从而成为导致社会紧张的重要因素。

城市开发与住房排斥:城市准入制的表象及实质

通过对城市的各种政策文本以及政策演变轨迹的分析,认为当代中国城市中各种外来人员特别是乡城流动人员的权益状况、生活状况是制度性、政策性排斥的可预期结果。既有的户籍制度正在被包括住房制度在内的一系列城市新制度有效整合,成为城市新的排斥系统的构成要素之一。

你怎样,时代就怎样——关于青年问题的对谈

在“家”与“国”之间 唐小兵：陈老师您好，很高兴能跟您一起探讨青年问题。晚清以来，中国社会尤其是知识界似乎形成了一种“青年崇拜”，从梁启超的少年中国，到新文化运动时期的新青年，再到国共双方的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共产主义青年团……“青年”总是与民族国家的复兴、社会思潮、行动力、理想、抱负等词汇紧密相连。

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和课题

对于城市下层的调查研究 ,历来是各国社会学界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城市下层应包括原有和新形成的下层成员及其家庭、征地人员中的贫困层、定居于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及其家庭。城市下层的调查研究应包括城市生态学研究 ,应导入生活结构理论 ,也应注意国际比较方法的运用。

在“人”与“社会角色”的统合中成长——对“好孩子”定义的历史考释

“孩子”是目前我国社会中最具整合力的一个角色类别,家庭也已成为一个最为重要的社会化机构。孩子首先应该成为人格独立、身心健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