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的政策营销——以广州市垃圾分类为例

政策营销是政府利用营销观念和策略争取公众接纳和支持某项公共政策的过程。论文以广州市垃圾分类政策为例,描述地方政府的政策实施,指出争夺政策议程、回应行政压力和社会动员困境促成政策营销的开展,而政策产品设计、通路构建和公众促销是政策营销的运作技巧。政策营销的广州实践呈现了地方政府的治理调试及其与公众的互动,案例分析为后续研究提出了新问题。

青年政治参与:类型建构与实证分析

近年来,青年政治参与意识和热情正在高涨,行动正在涌现。按照公共性和体制化的程度高低,将政治参与划分为公益型、启蒙型、维权型和抗争型四类,以之为基础的经验案例分析呈现了青年参与政治生活的主要特征及其治理影响,这启发党委与政府应加大力度扩大和规范青年有序政治参与。

技术治理:中国城市基层社会治理的新路向

技术治理超越外部协同和内部整合的治理模式,表现为政府创制"数字公民"和"数字疆域",社会化读取基层、可视化精准管理,从模糊走向清晰治理。它源于技治理性的政治动力、数据驱动的简化机制和权威动员的协同体系,展现了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效能性、独特性和新方向。

去组织化: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以G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事件为例

组织化动员和草根动员是促成集体行动的两种常见形式,然而,G市反对垃圾焚烧厂建设的业主集体行动不仅没有组织化动员力量(如业委会)的参与,也没有草根行动者刻意维持的名实分离的弱组织,那么,业主集体行动如何可能?分析G市案例发现,"去组织化"是业主集体行动的策略选择。它包括三个特征,无领导有纪律、行动上自我定位和网络虚拟串联。"去组织化"依托政治认知、网络传播和情感动员消解合法性、安全性和搭便车三重集体行动困境。它与组织化动员和草根动员的差异在于,动员结构既不是有组织也不是弱组织,政治取向上呈现认知和行动的分裂。实践层面,它表明公民在治理参与中成长,也预示中国公民社会构建及其与国家良性互动的艰难;理论层面,个案研究的发现为考察业主集体行动的动员提出了新的问题。

“双向嵌入”: 社会组织与社会治理 共同体建构

依循国家治理需要建构中间枢纽的理论逻辑、政党统合社会创造政治机会的制度逻辑和拓展自主空间的实践逻辑,社会组织在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过程中发挥着“双向嵌入”的作用。广州市法泽社会工作服务中心参与三元里街道社会治理的实践,展示了社会组织依托治理驱动、精英促动与党政牵动进入社会治理现场、嵌入体制与动员社区的过程,通过组织耦合、服务生产和价值激活等运行机制建设社会治理共同体,从而激活基层党政权力与社区公众的良性互动。未来仍需进一步构建党政治理接纳体系、推进社会组织专业能力建设、激活社区公众自主参与,提升社会组织“双向嵌入”建构社会治理共同体的实践效能。

共青团改革的实践创新——基于沪渝粤的实证分析

推进群团改革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决策部署。以共青团改革为例,依循"以有为支持存在"的目标指向,共青团改革呈现出中央顶层带动与地方自主推进并行的态势。作为全国试点的上海、重庆与自主推进的广东共青团先行一步,"以改革推进有为",通过深化机构改革提升组织引领性、着力政策倡导提升党政支持度、强化在线意识推进服务网络化,多措并举且初显成效。三地在改革特征上趋同存异,提升能力与激发活力是改革深化推进的方向与重点。

新时代共青团何以引领青年运动——基于社会运动理论的分析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共青团的政治性、先进性和群众性集中体现在引领新时代中国青年运动。青年运动是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其发展依托政治机会、社会动员和话语框架。核心权威指引、顶层制度规划和社会实践倒逼形成政治机会,体制性动员、社会化动员和网络型动员形成动员结构,政治论述重塑、青年智库参与、网络传播赋能优化话语框架,共同构成了新时代共青团引领中国青年运动的基础条件。新时代共青团引领青年运动仍然存在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这要求共青团坚持党的领导、继续深化改革和持续实践创新。

规则嵌入、市场建构与乡村有效治理——以广州市番禺区龙美村为例

乡村振兴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重要抓手,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关键支撑。自治型治村与行政化治村是乡村治理的两种基本形态,两者均存在较为突出的治理效能瓶颈。近年来,农村小区化治理的典型案例表明,通过共识动员、双线管制和绩效分利推进的规则嵌入,建构乡村治理的规范市场,是达到有效治理的新形态。规则嵌入的市场建构表明,资本下乡并不一定带来负面效应;其中,服务外包的市场过程如能获得政府、社会的共建助力,从而获得更多规范的机制供给,将给乡村有效治理带来全新的契机。

争取科技公民权:为什么邻避从抗争转向社会运动——以中国城市反焚事件(2009—2013年)为例

近年来,学术界对中国"邻避"现象的探讨日趋增长,但极少关注邻避从抗争转向社会运动的趋势。虽然已有研究从权威国家对社会的管控出发,提出政治机会和社会动员是推动抗争发展的重要因素,但是,这两种基于体制特征的解释既忽视了邻避作为全球现象的普遍存在,也忽视了国家与社会并非天然分立而是存在协同可能。借助新科学政治社会学关于权力、科学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本文将中国邻避抗争升级视为争取科技公民权的政治过程,以中国城市反焚事件为例,审视促进社会力量持续集结、抗争传播间断涌现、话语框架重复再现的邻避实践转变。这为理解邻避抗争升级提供了新视角,揭示了中国的国家与社会在邻避议题上的合作空间,也为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观察方向与探讨问题。

乡村有效治理的基层协商机制探析——基于广州市下围村探索的实证分析

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现实局限制约着乡村有效治理。如何优化完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以有效治理助力乡村振兴?观察广州下围村这一老牌"问题村"转变为"示范村"的全过程,指出基层协商作为一种农村权力主体的关系机制,将农民的政治和社会参与纳入了现代国家建设和基层治理的制度轨道,它以"民主议事"为载体,消解了农村派系斗争,促进了乡村振兴。这一实践在治理领域丰富和发展了基层民主,在理论上有助于深化中国协商民主研究。

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目标定位、传统模式与路径建构

乡村有效治理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工程,其关键是乡村秩序的建构,兼具政治性、群众性和效能性三重要求。委托代理模式下的简约治理与直接管控模式下的复合渗透是建构乡村秩序的两种传统模式,但其都缺乏对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行动主体和权力技术的精准关注。以县乡干部为主体,权威体制的"治理吸纳政治"是新时代乡村有效治理的最新实践路径,与日趋涌现的"一个核心,多元参与"、"党建引领、社会参与"等基层探索高度契合。

居委会“去行政化”:实践、问题与对策

目前,居委会"去行政化"主要有三种模式,即"大社区制"、"居站分离"和"网格化管理",它们代表着基层治理体系的优化和能力提升。但是,这些模式也存在着依靠行政推动、缺乏社区促动的局限,须通过破除观念束缚、健全配套机制以及明晰角色定位让居委会成为居民的"头"而非政府的"脚",进而推进居委会"去行政化"。

1949年以来中国志愿服务的变迁逻辑

以改革开放前后为界限,中国的国家治理发生了重大转变,带动了社会诸领域的巨大变革,志愿服务发展变迁是其中的典型。建国以来的志愿服务经历了改革开放之前的政治动员到改革开放之后的政社互动的阶段演变,志愿服务由原先国家化、行政化、革命化转向法治化、社会化和国际化。国家治理的渐进式调适、市场转型下的阶层分化以及责任公民的成长是理解1949年以来中国志愿服务变迁逻辑的三个维度。中国志愿服务的未来发展取决于政治嵌入和社会参与之间的平衡。

信息公开与腐败治理——以G省国土资源信息公开实践为例

信息公开是治理腐败的重要工具。G省国土资源系统的实践探索表明,作为一种技术手段的信息公开有助于构建公众参与、社会协同的外部控权机制以及内部分权、科技监察的内部控权机制,从而压缩国土资源管理决策过程的暗箱操作空间,发挥对权力运行的监督和制约作用。目前,信息公开仍然存在着选择性公开、延迟性公开、统一性欠缺和内部外部不对称等问题,需要进一步细化信息公开目录、强化政府内部管理、优化电子系统建设,从而发挥预防和遏制腐败的功能。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治逻辑

从开办经济特区到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标志着中国国家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的又一革新。文章以超越经济视角和治理视角的学术分析,探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政治逻辑,分析粤港澳大湾区如何建构与被建构。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执政党施行的国家战略,一是体现深化"一国两制"的国家治理实践,二是体现从特区到湾区的经济新版图,三是体现人类命运共同体下的对外话语体系构建,体现了新时代政党长期执政、创造规模绩效和引领全球治理的实践延展。

运动式治理的注意力触发机制探析——以北京空气污染治理为例

运动式治理的启动是常态化治理得以产生的基础,但其逻辑机理未被充分阐发。以北京空气污染治理的效果变动现象为例,分析运动式治理产生的注意力分配逻辑,指出权威动员、偏好调适与架构重组触发了注意力分配,催生运动式治理,进而影响特定议题的治理结果。这一分析在理论上将注意力分配的学术讨论从政策议程设置引入政策执行领域,为探讨运动式治理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在实践上指明运动式治理走向常态化需要推动固化触发机制,从而使得治理绩效持续稳定。

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与重大项目建设——以D区垃圾焚烧发电厂落地为例

重大项目建设导致的邻避型群体性事件频发要求地方治理革新。D区垃圾焚烧发电厂选址建设实践表明,作为一种新制度创设,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以探试型决策、数据社会化、协商式执行优化了传统行政主导、强力推进的政策过程,消解了非制度化公民参与,从而助力邻避困局破解和重大项目落地。案例分析提供了地方政府重大项目选址治理创新的实践经验,也为后续相关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与问题。

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中的城市整体治理——以广州市防控新冠肺炎疫情为例

城市政府是中国行政体制的基本构成,整体治理旨在构建协同合作的整体性治理框架和政府运行模式。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的整体治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透过广州市应对新冠肺炎疫情的实践,发现通过统合式的急时体制、复合式的信息集成和堡垒式的联合服务,广州市建构了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下的整体治理模式。案例研究表明,在中国城市政府建制下,注重城市政府在管理体制上的统筹协调、政策制定上的信息集成以及公共服务上的联合行动,有助于推动治理的整体性和效能性,从而促进重大突发公共危机事件的有效治理。

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历史脉络、路径取向与政治意涵——以广东实践为例

从政治秩序建构的角度看,我党通过主体构建(共建)、路径架设(共治)和效能框定(共享),推进市场积极助力、社会有序参与和现代技术加持,推动了政党引领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是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基本特征。改革开放40年,广东的社会治理实践探索为此提供了较为丰富的经验佐证。共建共治共享社会治理格局的逻辑构建和实证分析,为观察中国的政治发展提供了未来图像,为新时代社会治理创新提供了客观参考,也为理论研究的深化提供了新的方向。

政党调适与反腐败新常态

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败呈现新常态,表现为执政党对腐败采取零容忍、全覆盖和无禁区的清理。这是部分研究者提出的我国反腐败呈现"反复性"、"运动式"、"选择性"等片面论断无法充分解释的。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败事实表明,政党调适的需要促成了全面从严治党的反腐败新常态。这启示观察者和分析家反思对反腐败"点到为止"的认识,全面准确看待中国共产党治理腐败的坚定决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