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基础研究:理论框架与未来展望

企业是科技创新的主体,加强企业基础研究是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的关键。对主流权威期刊发表的中英文相关文献进行回顾,总结出以“输入—过程—输出”为主线、以“采纳—实施”为支线的企业基础研究理论框架。研究发现:企业基础研究测度存在输入端测度、输出端测度和过程端测度等3种模式,其中输入输出端测度是指利用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和专利产出等数据进行测度,过程端测度是指利用研发机构数量、科技奖项等数据进行测度;企业基础研究的前因包含个体—团队—组织—市场等因素,并通过认知层面和知识层面影响企业基础研究的触发机制;企业基础研究带来的影响涉及组织创新绩效、经济绩效和国际化绩效等3个方面。构建的企业基础研究整体性理论框架旨在厘清相关研究的脉络,为企业开展基础研究提供更全面的学术支持,也为后续研究提供参考。

霍耐特对主流正义理论的批判

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所长霍耐特对以罗尔斯为代表的主流正义理论进行了批驳:主流正义理论以分配范式作为正义理论的主题,局限于消极自由的实现,无法解释人们对益品的共同兴趣;主流正义理论将程序主义作为正义理论的建构方法,无法充分阐明实现个体自由所需的社会前提条件,导致社会分析与规范分析的脱节;主流正义理论将国家作为实现正义的唯一机构,没有意识到国家无法解决所有领域的正义问题。霍耐特对主流正义理论的批判在一定程度上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域,对我们建构当代中国政治哲学具有启发和借鉴意义。

卢卡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评为什么是错误的

卢卡奇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批评,建立在他对马克思辩证法的理解之上。卢卡奇认为,马克思辩证法是总体性辩证法,其核心是主客体相互作用,适用范围是社会历史领域,这一观点未能看到马克思的辩证法同样关涉自然。他批评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将辩证法不当地扩展到了自然界,这一看法忽视了自然辩证法对主体的重视;他指责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丧失了革命性与批判性,这恰恰没有看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是一种批判的哲学。卢卡奇对自然辩证法的批评无意间开启了“马克思—恩格斯问题”的长久论争。明辨卢卡奇以总体性辩证法为据对恩格斯自然辩证法所产生的误解,有利于澄清马克思辩证法的本质,明晰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对主体的观照及其革命本性,消解马克思恩格斯对立的论调。

政府研发资助不同方式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影响探究

基于资源基础观和信号效应理论,探究政府研发资助不同方式对企业开放式创新的影响。利用2013年广东省6 967家企业信息,采用倾向得分匹配的方法控制直接比较产生的偏差,探讨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表明,直接资助能有效提升企业基于科学的合作、基于市场的合作以及引进购买;税收优惠只对提升企业基于科学的合作研发有效;采用混合资助方式相比单一资助方式对企业采取开放式创新的影响更为显著。

马克思艺术生产论及其当代价值

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提出经历了一个长期的探索过程,融合了马克思对于精神生产与物质生产、生产与消费等关系的思考。立足于唯物史观,马克思深入探索了艺术生产的原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以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为基础,广泛探讨了艺术与市场,艺术与意识形态、科学之间的关系,丰富了马克思艺术生产论的内容。研究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用马克思的艺术生产论指导实践,有助于市场经济下我国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繁荣发展。

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论争

20世纪70年代,“塔克-伍德”命题的提出引发了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长久争论。这一争论主要涉及四个主题:马克思对正义的看法,资本主义剥削的性质,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的依据,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英美分析马克思主义者关于“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观点不乏深刻见解,但也有许多误解。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典文本为依据,探求“马克思与正义”问题的真实原貌,完整、准确地理解“马克思与正义”这一理论问题。

实践--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精髓

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拱心石。坚持实践的立场,马克思超越了近代形而上学,实现了其哲学变革,创立了科学社会主义这一伟大学说。实践的观点贯穿于科学社会主义的基础———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理论之中。从实践出发,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主义学说。马克思提出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正是坚持实践的观点,从实践中探索社会发展道路的光辉典范。

恩格斯早期正义观的嬗变轨迹

恩格斯早期正义观是马克思主义正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耙梳与厘清恩格斯早期正义观的嬗变轨迹,有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通过文本考察发现,随着恩格斯生活实践与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化,其正义观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嬗变过程,从最初的宗教虔诚主义到理性主义正义观,从理性主义正义观转向人本主义正义观,经由人本主义正义观最终确立历史唯物主义的正义观。

霍耐特与弗雷泽的正义理论之争

霍耐特与弗雷泽围绕正义理论发生了一场“承认还是再分配”的论争。这场论争主要围绕三个方面展开:在社会正义的分析框架上,霍耐特倡导承认一元论,弗雷泽提倡视角三维论;在社会非正义的经验参照点上,霍耐特将参照点置于个人被蔑视的心理体验中,弗雷泽认为正义的民间范式才是更为可靠的参照点;在正义理论的规范基础上,霍耐特秉持好生活理论,弗雷泽坚持参与平等原则。这场争论是批判理论的内部之争,展示了批判理论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西方社会的正义问题所做出的不同诊断,体现了批判理论政治伦理转向的完成。

基础研究政策扩散的文献量化研究

本文通过对基础研究政策进行参照网络及关键词时序分析,从内容、强度、广度、速度、方向五维度及科教兴国、建设创新型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三阶段构建五维度-全过程分析框架,研究基础研究政策扩散的特征。研究发现:在基础研究政策体系中,规划、法律类政策的扩散强度及广度较高,强度聚集分布且聚集度逐渐增加,广度呈瞬间爆发型模式,其增量经历了由高到低到较高到低到较高的循环变化;法律类政策的扩散速度从变化较大到较平稳,规划类政策的扩散速度从变化较大到小范围波动;关键词时序分析结果显示,扩散内容呈现由接纳到辐射到收缩的变化,扩散方向由自上而下与同级平行扩散并行演变为同级平行扩散。

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与创新效率--基于微观创新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民营企业通常被认为是一种保守的企业组织形式。但一些民营企业也成为世界上最具创新性的企业。本文考察了经济转轨过程中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与创新效率。从民营企业的基本特征出发,利用一个大规模的微观数据集,本文得到了以下结果:与其他所有制企业比较起来,民营企业对技术创新投入的更少。同时,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也更低;市场竞争环境和企业年龄对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没有明显影响。但政府补贴和加强产学研结合不仅能够促进民营企业创新投入的增加,而且能够推动民营企业创新效率的提高;国有企业的创新投入对民营企业的创新具有正外部性。它不仅对民营企业的创新投入具有杠杆效应,并且通过知识溢出效应提高了民营企业的创新效率。

不同代际科技企业孵化器孵化绩效差异比较——基于广东省的实证研究

孵化器提质增效是未来中国孵化器发展的重要任务,但提质增效的前提是辨析不同类型孵化器是否实现其价值主张与功能定位。本文以孵化器价值主张和提供服务功能为标准,对孵化器进行代际划分,利用单因素方差检验进行组间对比分析,在此基础上利用Tukey检验进行两两组间对比分析,探究不同代际孵化器投入产出关系与孵化绩效之间的差异。研究结果表明:尽管孵化绩效表现上,高代孵化器表现更佳,但其服务投入也远远高于低代孵化器。从投入产出的角度看,高代际孵化器并非一定强于低代孵化器。不同代际的孵化器服务对象不同,我国孵化器质量提升,不仅仅是盲目鼓励孵化器低代际向高代际的演化,更重要是有针对性地提升每一种代际孵化器,使其高质量实现自身的主要孵化功能,尤其是在我国区域发展不均衡的现实国情下,每一个代际孵化器都有存在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本文结合实证结论,从孵化器差异化绩效评价、提升服务能力、孵化器品牌化经营三个方面提出了相关的管理启示。

企业外部技术获取模式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的关系探究

开放式创新中关于外部技术获取对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受到广泛关注,但鲜有关于外部技术获取不同模式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的研究。将外部技术获取模式分为:基于科学、基于市场和引进购买,采用广东省2010—2013年高新技术民营企业4年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外部技术获取与企业绩效之间存在显著的倒U型关系,其中引进购买对企业创新绩效具有显著的倒U型关系,而基于科学和基于市场的外部技术获取对企业创新绩效影响不显著。内部研发支出在外部技术获取与企业创新绩效之间不存在积极显著的调节作用。

声誉积累优势还是绩效积累优势?政府R&D补贴分配中“粘性”效应探究

通过探究政府R&D补贴分配的持续性问题,有利于减少政府行为失范,提高政府R&D补贴效率。分别从声誉积累优势和绩效积累优势探究影响政府R&D补贴分配中“粘性”效应的因素,采用2010-2013年广东省498家制造业民营企业的面板数据,应用转移概率矩阵、Probit回归分析以及PSM方法进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基于广东的实证数据表明,广东省政府R&D补贴“粘性”效应更有可能是基于绩效积累优势的挑选机制,进一步基于企业创新链视角检验政府R&D补贴“粘性”效应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发现:政府R&D补贴“粘性”效应有利于企业研发强度提升,对企业不同模式的技术获取战略均存在积极显著的影响,但对企业新产品产值的影响不显著。

重审内部研发和外部技术获取之间的关系:基于动态视角分析

开放式创新模式下分析内部研发与外部技术获取之间关系是目前研究焦点所在,而结论却莫衷一是。文章从动态视角重新审视两者之间的关系,采用广东省2010-2013年跨度为四年的高新技术民营企业面板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内部研发和外部技术获取对企业专利申请和新产品产值的动态影响呈现差异性;第二,内部研发和外部技术获取之间并非简单的互补或者替代关系,对专利申请和新产品产值达到最优的时间不同;第三,内部研发与不同外部技术获取的交互作用对企业创新绩效无显著影响。

政府R&D资助政策对企业共性技术项目决策的影响探究

对当前中国政府实施的研发资助政策进行科学的检验和评价,是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研究的重要命题。通过对广东省2482家高新技术企业数据分析,使用PSM方法与Tobit模型分别研究了政府研发资助政策对企业私人研发投入以及对企业开展共性技术项目决策的影响。结果表明,平均效应而言,政府的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均能够提高企业的私人研发投入,企业个体层面而言,直接资助和间接资助对不同企业间同时存在杠杆效应和挤出效应,并且间接资助比直接资助能够更加显著的影响企业开展共性技术项目决策。

孵化补贴提升了孵化服务吗?——基于广东省孵化器数据的实证研究

孵化补贴是政府支持孵化器发展,提升孵化服务水平常用的政策工具。孵化补贴是否有助于孵化服务水平提高,是客观判断政府孵化补贴效果的重要标准。文章基于2016—2017年的广东省孵化器数据,运用广义倾向得分匹配模型,实证检验了孵化补贴对孵化服务水平影响。研究发现,孵化补贴强度与行政管理服务、创业指导服务之间存在倒"U"型关系,即边际激励效应从递增向递减转变,孵化器对孵化网络服务投入随着孵化补贴强度的增加而增加,呈现出正相关,而投融资服务与孵化补贴没有显著的相关关系。

时间效应视角下直接补贴与税收优惠的创新效应评估研究

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是各国政府刺激企业创新的主要方式,当前研究主要聚焦于不同补贴力度的效应评估,忽略了时间效应下补贴持续性的影响。利用广东省2010—2017年的制造业企业数据,基于时间效应视角,纵向分析当前不同补贴方式持续性现状、形成机制及作用效果。首先,根据转移概率矩阵的研究结果表明,当前直接补贴、税收优惠以及两者交互均存在持续性,前期补贴经验是持续性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进一步研究表明,前期补贴经验更有可能是产生学习效应导致持续性的产生。其次,通过面板固定效应模型结果得出,直接补贴和税收优惠的持续性对企业创新均具有显著影响,其中交互持续性补贴结构对企业创新影响最优,这对优化当前政府补贴资源配置具有显著的影响。

基础研究政策体系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动态影响——基于政策执行视角

评估基础研究政策对基础研究投入的有效性,改善基础投入不足的现状及完善基础研究政策意义重大。依托COPA政策分析框架,通过对我国1972—2017年的276条基础研究政策进行文本挖掘、社会网络分析以及向量自回归,构建了基础研究政策的行政年历,分析了基础研究政策COPA框架的演化规律及其对基础研究投入的动态影响。结果表明:我国基础研究政策内容侧重项目管理和人才培养忽视设施建设,形式以效力较低的通知、办法居多,力度有待提高。实证结果表明,基础研究核心政策COPA框架对基础研究投入影响显著,项目管理及人才培养对其影响逐渐减小,政策形式、力度及国务院反之,针对性改进COPA 4方面有利于解决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不足而导致的原创性成果不足的现状。

技术创新激励政策会影响企业创新战略决策吗?——基于微观创新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

通过精准有效的激励政策扭转企业创新行为应用型倾向是科技自立自强战略顺利实施的关键要素之一。将技术创新激励政策纳入企业创新战略决策流程的"触发—评估—决策"分析框架,理解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力度—模式—持续性"对企业创新战略决策的影响及作用机制,并以2011—2014年间23409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为样本,实证检验了技术创新激励政策对企业创新战略决策的影响效果。研究结果表明:首先,政策力度越大,企业进行渐进式创新和突破式创新越强,并且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程度高于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其次,从政策模式而言,普惠型政策、选择性政策和自由裁量型政策均能显著提升企业突破式创新和渐进式创新,其中对突破式创新的影响顺序为普惠型最佳,自由裁量型次之,选择型最弱。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顺序为普惠型最佳,选择型次之,自由裁量型最弱。第三,从补贴持续性而言,政策持续性对企业突破式创新的影响程度高于对渐进式创新的影响程度。作用机制而言,政策力度、政策模式和政策持续性均可以通过影响企业创新可行性评估影响企业创新战略决策。自由裁量型政策可以通过创新紧迫性评估和可行性评估影响企业创新战略决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