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形势下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智慧调度的研究框架思考

南水北调中线工程智慧调度是新形势下实现精确精准调水、支撑工程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系统分析了南水北调中线工程通水以来的运行条件变化,提出了新形势下中线工程智慧调度需解决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并提出了未来重点研究内容:要在研究复杂调水系统多水源多用户水资源均衡调配方法基础上,研发中线工程多场景输水智慧调控技术、事故智能预警与精细控制技术体系、决策支持平台,形成中线工程调度的科学决策管理模式,为国家水网重大工程智慧调度管理提供科学应用范式。

区块链技术在水资源管理中的应用展望

实施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以来,水资源管理面临业务需求不断增长,信息数据不断扩张的挑战,对此,区块链技术在水资源管理领域具有宽广的应用前景。在回顾区块链技术的概念、技术特点和发展历程的基础上,分析我国供水系统管理、用水过程管理、水权交易及政务服务实践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根据区块链技术去中心化、智能合约、公开透明、不可篡改的特点,提出了区块链技术在解决上述问题中信任机制、管理精度、管理效率、信息交互等难点的技术思路与结构框架。就未来需要开展的研究方向提出了完善顶层设计以构建标准平台、加强区块链技术攻坚以提升区块链性能、完善管理技术基础等建议。未来区块链技术将深度融入水资源管理过程中,使政府水资源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迈上新的台阶。

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解读

2020年4月,发改委发布了《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使我国城镇供水价格管理改革迈出了一大步。此次修订,将管理范围从"城市供水"扩大到了"城镇供水",用水分类从五类简化到了三类。明确提出居民用水实行阶梯水价制度,非居民用水实行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引入准许成本的概念,控制供水成本的不合理增长;引入准许收益的概念,控制供水企业形成垄断性利润;对成本公开和成本监审提出了新的要求,拓宽了用水户参与水价决策的路径;并尝试将供水服务质量纳入水价调整的考虑因素。对《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的修订内容进行了解读,分析条文修订的目的和初衷,以及其对促进城市供水价格管理的积极意义,分析了其缺陷及未能解决的问题。

破产免责制度的现代理论

文章阐述了美国和日本破产免责制度的法理和正当化理论 ,探讨了免责制度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基础以及所包含的信用经济学和人的尊严的原理。作者认为当代的破产免责制度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信用经济基础之上的消费债务者救济制度 ,其正当化的理论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

新康德主义法学的特性

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新康德主义法学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们以康德的哲学为基础,探讨法的文化价值,批判以往法哲学上的绝对观念,重视和强调法的理念。其中,施塔姆勒提出了诸如"正当法的原则"和"内容可变的自然法"等概念。拉德布鲁赫则系统地构建了"价值相对主义"和"自由的社会主义"思想体系。新康德主义法学至今仍然是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等国的主要法学流派,它对美国的法哲学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正在对我国法学产生新的积极的影响。

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

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是一对孪生子女,这是许多国家的信息自由法或信息公开法上的一个现实或必然。在人类对信息自由理念的追求中,"保护与限制"形成对立和统一的局面。欧盟、美国和日本的信息自由法或信息公开法在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方面各具特色,同时也面临着一些新问题。我国在行政法规层面对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作出了许多与国际接轨和创新的规定,但是在立法上还没有制定出类似国外的信息自由法或信息公开法。在信息自由的保护与限制方面,我国完全能够与世界各国求同存异,并对存异部分展开交流讨论,以缩小差异和分歧。

论分权与权力制约

分权与权力制约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分权的学说与权力本身一样古老,而有分权就有权力制约。我国的权力分工与制约体制是新型的社会主义权力制约制度,在本质上带有调整和探索的性质。与实行多党制的国家相比,我国现阶段的国家权力之间的分工和制约只能是相对的,而分权与权力制约的变革实际上面临的是一个国家权力如何民主化的问题。

日本现代法哲学思潮源流论

通过对当代日本法哲学中的新康德主义法哲学、马克思主义法哲学和法社会学思潮源流的考察 ,可以揭示出当代日本法哲学三大流派的渊源和相互关系。当代日本法哲学的三大思潮在诞生时具有同根同源和相互影响的特点 ,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将法哲学作为一门科学而从不同角度、侧面对法的本质问题和法的现实功能所做的不同方法的研究。日本的现代法哲学虽然充满了国际色彩 。

宽容与和谐社会

和谐社会的前提就是充分的宽容。真正的宽容并不意味着容忍一切,而是意味着容忍那些应该容忍的事物,在规则的意义上,这是由适当的规则和限制两个方面来预先假定的。为了避免不宽容和使异议人士免遭滥用国家公权力的迫害,有必要呼吁立法机关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并建立起监督和处罚机制,以捍卫宽容。

论宽容的法哲学基础

宽容的思想发源于宗教仁慈和仁爱的学说,它作为一种政治和法律的学说需要建立在一定的法哲学基础之上。从宗教宽容的法律化进程看,它的法哲学基础可能部分地建立在自由主义,部分地建立在相对主义,或者部分地建立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之上。在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条件下,宽容的法哲学除了汲取自由主义和相对主义的精华外,同时还应该以马克思主义宽容思想为指导,这是我国当代宽容思想和实践的特色之所在。

新自然法学与人权理论

本文阐述了自然法复兴的根本原因 ,探讨了“法的自然法”、“多元文化主义的自然法”和“新仁学”等现代自然法形态与人权理论的关系。作者认为 ,在新自然法学的框架内 ,西方和东方的人权概念和范畴并不存在对立和不可逾越的鸿沟 ,这正是新自然法学对现代人权理论的最大贡献。

我国的债务监禁问题与人权保护

在秦律中,债务奴隶制度虽然被废除了,但却建立起了债务监禁制度,这种做法一直延续到近代。现在,我国对禁止债务监禁和保护债务人权利的法律规定主要集中在刑法的处罚中,而忽视了对国际上行之有效的破产免责制度的采纳和运用,这是我国法律在保护人权、特别是保护广大债务人阶层人权方面的薄弱环节之一。

论柄谷行人“阅读马克思”

日本学者柄谷行人与其他国家的许多后现代主义者一样,也从马克思的思想中汲取了学术营养。他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倾力于研究后现代主义和阅读马克思。他认为,马克思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存在着很大的差别,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恩格斯晚年的思想包含有丰富的非暴力的社会民主主义构想——联合。作为联合的社会主义,可以从世界帝国与法的关系中找到启示和方向。

我国流域生态补偿实践

建立完善流域生态补偿机制,是协调流域生态保护与区域经济发展的有效途径。文章从制度体系、社会民生和发展要求角度,分析了建立流域生态补偿机制的重要性和积极意义。从补偿区域、补偿资金来源与用途、补偿标准计算依据、实施效果等方面,对我国的流域生态补偿实践进行了回顾,分析了实践中存在的忽视流域生态服务产品的二元化问题、流域生态补偿主体的二元特性重视不够以及流域补偿客体的二元性认识不够等问题,提出了相应的建议。

宽容是什么

本文考察宽容概念的历史演进、现代宽容的特点、宽容的成本和界限以及宽容与法理学的关系,为宽容问题的法理化提供经验和思想基础。作者认为,在某种程度上,宽容是自由和人权的前提或必要条件,宽容的法理对宪法、民商法乃至刑法等法律的变革和解释都具有一定的和积极的指导作用。

日本人权意识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明治维新前夕就传入日本的天赋人权思想,并没有在明治宪法中得到体现。其后,日本的人权意识又经历了大正民主运动的脉动和法西斯主义的蹂躏,直到新宪法公布后,才真正开始"基本人权"的构建。但是由于社会转型的不彻底等原因,它并没有能够形成系统的思想,也没能得到全面的发展。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它虽然仍然受到保守的社会体制的压制,但在市民运动的推动下,终于出现了改善的契机以及追求"新的人权"的诉讼。

论日本法社会学的科学因素

本文阐述日本法社会学的产生和发展,揭示战前和战后日本法社会学的科学因素.作者认为,早期的日本法社会学与日本马克思主义法学存在许多共同点,战后日本法社会学的发展则受到了马克思主义法学和美国经验科学的深刻影响,这是日本法社会学得以不断创新和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日本法社会学的科学因素对日本法学的研究方法、对"法"的理解和对民法解释学的发展均产生了积极的和具体的影响.

论东亚的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研究

拉德布鲁赫的法哲学思想是新康德主义法学的最高成就,曾对日本、韩国和我国台湾社会的民主和法治产生了积极的影响。本文在考察日本、韩国和我国学者对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探讨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的合理内核,提出研究拉德布鲁赫法哲学思想的新视角。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法理基础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对我国宪法序言规定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及其实践的一个精辟的法理解释。从“朋党”意识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的本质差异和西方政党的局限性看 ,中国共产党与其它政党存在本质上的差异。“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法理问题主要是党与法律的关系、政党现实与执政理念的差距问题。“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社会实践是我国依法治国方略的一个具体表现形式 ,也是中国共产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法理学阐释。

辛亥革命与近代传媒法制

辛亥革命成亦传媒败亦传媒。1903年的"苏报案"是辛亥革命前史中第一次革命高涨期的直接契机,1911年8月的"大江报案"则成为了辛亥革命的导火线。南京临时政府初期在传媒法制方面,曾经推行了比当时世界上其他资本主义国家更广泛更宽容的无限制言论自由原则。1913年袁世凯政府制造的"癸丑报灾"成为了民国传媒法制的转折点,1925年的火烧晨报馆事件则预示了近代传媒法制中"不宽容"时代的诞生。辛亥革命时期传媒法制思想的光与影同在,值得我们汲取和警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