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遭谗于杨贵妃”说考辨

李白自天宝元年(742)应诏赴阙,天宝三载(745)即被放归山,关于他离开长安的原因,一种说法是由于杨贵妃进谗而被逐。近人考证此一段公案最为详备者,当推郭沫若先生的专著《李白与杜甫》: 唐人韦叡的《松窗录》(原书佚,《太平广记》中有收录)记载高力士以脱靴为深耻,挑拨杨玉环,说李白在《清平调词》中“以赵飞燕比妃子,是贱之甚矣!”(锷按:原书作“以飞燕指妃子,是贱之甚矣!”李白《清平调词三章》有句“借问汉宫谁得似,可怜飞燕倚新装”。)因而使李白失掉了杨玉环的欢心。唐玄宗曾经三次想授李白以官职,便被杨玉环阻挠了三次。

苏舜钦生卒、籍贯考

苏舜钦字子美,北宋诗文革新的健将之一,有《苏学士文集》16卷传世。晚岁谪居苏州,曾置园为沧浪亭,故其集又以《沧浪》为名。关于他的生卒及籍贯,解放前后出版的各种年里总表、文学史著作和苏舜钦年谱,并作“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人,生于真宗大中祥符元年(1008),卒于仁宗庆历八年(1048)”。其实苏舜钦乃开封人,先世尝居绵州盐泉县(今四川绵阳),亦非梓州铜山人;生于大中祥符元年云云,亦系大中祥符二年(1009)之误,兹考辨如下。先说生卒年。

论北宋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

知识分子是文化的创造者、实践者、传递者和捍卫者,一定时期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模式,决定了这一时期的文化模式。宋学兴起之前,作为我国封建时代文化最高成就的汉、唐文化,其代表分别是创造了前期儒家学术体系的汉学和被公认为中国文学之典型的唐诗。汉、唐两代在文化创造中之所以表现出两种不同的倾向,正与当时文化的创造者——知识分子的知识结构有关。据《后汉书》记载,汉代选官以四科辟士,考试的办法是“

从疑传到疑经——宋学初期疑古思潮述论

以讲明义理而有别于汉唐注疏之学的宋学之开创,始自北宋中期的疑古思潮,这一点朱熹就已经提到过了。《朱子语类》卷八十载: 理义大本复明于世,固自周、程,然先此诸儒亦多有助。旧来儒者不越注疏而已,至永叔、原父,孙明复诸公,始自出议论,如李泰伯文字亦自好,此是运数将开,理义渐欲复明于世故也。

论宋学精神（上）

宋学精神一向为学术界所注重。本文从思想文化的角度，俯浇宋儒治学，悔括出柬学精神具有六个方面的基本特质：一、议论精神；二、怀疑精：三，创造．开拓精神；四．实用精神；五、内求精神；六、兼容精神。在造成宋学这彬彬之盛的一代奇删的各种时代精神中，怀疑是动力，议论、实用是前提，内求是方式，创造和开拓是目的，而兼容和开放则是一切的基础。宋学精神激发宋儒的议论，造就有宋一代文化的繁荣。

论宋学精神（下）

四、实用精神关于宋学的实用精神，大抵有两层意思：一是重视实际从政能力的培养，二是重视从经典中寻找治世的依据。前文关于胡瑗教学法的分析。即涵盖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宋神宗从实用出发改造和建设官僚队伍，所念念不忘的也便是这种“经义治事，以适士用”的做法。

赋的小品化初探(下)——赋的表现论之一

今年初,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稻畑耕一郎先生曾来我校中文系讲学和听课.本刊上期译载了稻畑耕一郎先生的近作《赋的小品化初探》前半部分,这期续完.

赋的小品化初探（上）——赋的表现论之一

今年初，日本早稻田大学文学部中国文学研究室稻烟耕一郎先生曾来我校中文系讲学和听课。现将稻烟耕一郎先生的近作《赋的小品化初探（上）》翻译发表，以促进早稻田大学与我校之间的学术交流。

“大斗出、小斗进”辨——关于“田氏取齐”一则史事的剖析

“田氏取齐”是春秋末期新兴地主阶级夺取政权的一个典型。近来史学界有一个十分流行的说法，认为齐国大夫田（陈）氏，长期利用“大斗出、小斗进”的手段拉拢民众，壮大势力，借以夺取政权。例如郭沫若先生在《奴隶制时代》一书中就这样论述道（该书写于一九五二年二月，一九七二年七月再版时又写了代序重申这一观点）：在春秋末年，各国的私门每每反用大斗小秤的办法，同公室争夺人民。他们用大斗出、小斗进，大秤出、小秤进的办法以笼络人心，……人民也的确被他争夺去了。姜姓的齐国终于变成了田姓的齐国，也就是奴隶制的齐国终于变成了封建制的齐国。

崔颢《黄鹤楼》和唐人七律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唐代诗人崔颢(704—754)这首曾使同时代的大诗人李白(701—762)甘拜下风的《黄鹤楼》,堪称唐人七律的压卷之作,《唐诗三百首》就把它列为七律的第一首。原诗如下: 昔人已乘黄鹤去,此地空余黄鹤楼。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

试论王禹偁与宋初诗风

本文通过重点论述王禹偁的诗歌创作,具体地分析了朱初诗风的实际情况,对以往一般认为宋初诗坛是以西崑体或晚唐体为主的说法提出了不同的看法。本文认为,宋初近半个世纪是以白体诗派为主,而西崑体或晚唐体则在半世纪以后才盛行起来,前说把时间的先后弄颠倒了。本文作者认为,宋初白体诗人倡导学习的是乐天后期的唱和诗,这种唱和诗在宋初诗坛风靡一时,《西崑酬唱集》正是宋初唱和诗发展到登峰造极的产物。但是,作为白体诗派的代表人物王禹偁,早期虽也热衷于唱和诗,而在谪贬之后,则转而学习白居易的讽谕诗,并进而学习杜甫,因而成为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先驱,在文学史上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从党争这一侧面看范仲淹改革的失败

北宋前期的社会问题和范仲淹的改革主张十一世纪四十年代,即宋仁宗庆历年间(1041—1048),是北宋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关头。适应建国之初巩固中央集权需要而建立的“内外相制”、“上下相维”的官僚新体制,历太祖、太宗、真宗三朝,到此已走向了它的反面,成为社会生产力的桎梏。事实正如政治改革家范仲淹(989—1052)庆历三年所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简称《十事疏》)中说的:“历代之政,久皆有弊,弊而不救,祸乱必生。”

宋诗的分期及其标准

前几年关于宋代诗歌的讨论,大抵侧重于如何概括宋诗的特点,如议论化、散文化等等。作为中国诗歌史上一种风格的代表,通过一句或几句概括性很强的话描述宋诗,将它同唐诗的风格特征区别开来,是可以的。但是再往前迈进一步,用来概论整个宋代诗歌,那就不见得恰当了。换言之,作为风格特征的＂宋诗＂,和作为一代文学面貌的＂宋（代）诗（歌）＂,是两个部分重合却并不完全相同的概念。如何从文学史的立场出发,将赵宋一代的诗歌,依其自身发展演变的过程,划分为若干不同时期而加以比较深入的研究,力图从总体上把握宋代诗歌的全貌,就显得十分必要了。本文拟对此加以初步的探讨。

周、程授受辨

一在两宋学术文化史上,周教颐是一个十分奇特的人物。在北宋诸子中,其学术成就最低,而在南宋之后道学之徒的心目中,其学术地位最高。属于他名下的著作最少,而文集中所收诸儒评论最多(《周子全书》洋洋二十余卷,属于周敦颐自身的文字不满三千),

曹丕“文气”说刍议

由于古今语言的差异，用现代文艺理论的术语去诠释我国古代文论习用的一些概念，往往不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的偏颇。对曹丕“文气”说的解释即是一例。

宋初诗风续论——兼答尹恭弘同志

本文作者不同意尹恭弘同志的看法,并对宋初的诗风问题作了进一步论述。本文主要就以下三方面进行了讨论:(一)有些文学史著作对宋初诗风的模糊提法,问题正出在对历史材料的理解上;(二)宋初诗坛在西崑体形成前并不存在所谓"词藻典丽而内容空虚"的主要倾向;(三)关于宋初三诗派年代顺序的表述应当服从事实而不应当服从"规律"。

宋学通论

宋学及道学、理学,是宋代文化史研究中经常遇到的几个概念,对其内涵和由来,以往有不同的理解。本文对此作了详细的阐述和辨析。作者认为,宋学是个十分宽泛的概念,是一种跨越时代限制的庞大学术体系。道学,本是北宋学者概指传统儒学之特称,南宋朱熹一派借其名以自指而包括周敦颐、二程、张载等。后世遂以道学一名为程朱学派之特指,并用以泛称两宋学术之全部,这是以偏概金。理学,本为佛学义理之学与性理之学的简称。宋人在继承儒家传统文化的形式下,融合佛学,建立起自己的学术体系,用理学自称本朝、本派之学。

借他人酒杯 浇自己块垒——谈谈历史题材的文艺创作

前几年戏剧界讨论曹禺同志的新编历史剧《王昭君》,曾有两种针锋相对的意见。有的评论把这个剧本提得很高,认为它最大的功绩便是反映了历史的真实,“使历史真实和艺术真实浑成一体,为王昭君恢复了本来面目,擦去两千年来人们强洒在昭君脸上的那些哭哭啼啼的眼泪,塑造了一个有胆有识、勇于为民族团结作出贡献的、笑盈盈的王昭君的艺术形象”。另一种意见则完全相反,认为《王昭君》的最大缺点便是违反了历史的真实。

宋代的儒学和文学

提起宋代的儒学,人们可能马上想到程朱理学。其实宋代儒学绝不能局限于此一家。从年代上讲,理学直到南宋后期的理宗朝(1225—1264)才确立了它的统治地位。在这以前,两宋玄坛上活跃一时的宋学流派还有许多,如王学(以王安石为代表,也叫新学)曾长期处于支配地位,蜀学(以苏轼为代表)

宋诗流派

问:我很喜欢唐诗,但对宋诗却所知甚少。据说宋诗也很有成就,而且诗派很多,能不能在刊物上介绍一下朱诗的主要流派,好让我们对宋诗有一个大致的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