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健康”:以免疫学为视角

基于免疫学中的三种情况:免疫系统在癌症、母婴遗传和异种移植中的作用,审视关于“健康”的哲学争论。自然主义、传承了自然主义的倾向主义,以及建构主义所刻画的“健康”概念都难以在上述三种情况中良好运用。考察有机体在生理的、自然的层面上是否出现问题,以及出现的问题是否能够带来“好”的结果,并基于此给予价值判断是一种更好的刻画“健康”的进路。进行价值判断意味着会引起想象和期待:通过医疗干预能够“恢复健康”,这种期待和医学知识不可避免的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张力,一旦期待落空,会破坏患者福祉。因而,免疫疗法等前沿方法的实际运用与临床研究中,仍然要求审慎对待“恢复健康”之类可能会对患者带来过高期待的表述。

生物医学大数据共享中的“信任”与“配享信任”

当代大数据驱动的生物医学研究,需要在采集、汇聚并共享利用研究参与者(患者)的大量敏感数据的基础上进行。这些数据可以来自不同机构、地区,甚至不同国家。信任缺失问题阻碍着数据共享和利用。在规范层面,维持或重建信任必须做到配享信任,尽管配享信任不一定蕴含着获得信任。传统人际间信任蕴含一定程度的不透明,但配享信任蕴含透明、可审计等要素,实现配享信任首先要求承认不信任的合理性,进而通过实现透明、可审计等不要求传统信任的方式,辩证地重建信任。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信任”特征而能够帮助建立极高程度的配享信任,从而重建信任。

“同意治理”模式化解生物样本数据库研究中的理解难题:何以可能?

生物医学研究参与者给出有效知情同意的条件之一是其理解同意书中披露的信息。但在实践中,研究人员一直面临参与者理解程度低这一难题。生物样本库与健康数据库(生物样本数据库)采用的各种同意模式也都面临该难题。在知情同意中不断告知具体研究目的和技术路线等信息,并不能增进参与者的理解,也不足以保障其权益。由于治理安排信息,包括伦理监管手段、隐私保护方案等,相较于科研目的与技术路线等信息,与参与者的权益、价值等关联更大,且显然更简单易懂,于是提出在同意书中披露治理安排的“同意治理”模式,要求为生物样本数据库建立可靠的治理,参与者在知情同意过程中理解治理安排,自主选择是否同意。西方的经验研究显示非常多的参与者愿意同意,尽管其理解程度仍然相对较低。从规范层面论证一旦可靠的治理安排被建立,即使参与者没有在初次同意时完全理解治理安排,也能够充分保障参与者的权益,使研究成为合乎伦理的,因而没有必要强求每一位参与者都在初次同意时,完全理解同意书中披露的内容。

证据等级与科学进步——以精准医学中证据等级的重置为例

对科学进步的认知解释,主张判定科学进步的规范性条件在于是否积累得到证成的知识,并认为这可以合乎前反思的、线性的关于科学进步的“直觉”,不会出现功能主义面临的“内部主义”困难:解决科学问题完全“内在于”某范式。然而,知识是否“得到证成”需要考察其证据在证据等级上的强弱。证据等级并非一成不变,而会由于实践的要求而发生重置。“证成”的这一特征,使得完全合乎前反思直觉的知识积累进步观难以成立。以精准医学中的证据等级重置为例开展案例分析阐述上述主张,进一步指出证据等级重置又并非断裂性的范式转换,引入“推理风格”理论,使之与基于“探究”的知识论相结合,是一种更好的刻画精准医学如何获取与更新知识的进路。

精准医学对疾病自然类理论的挑战——基于科学实践哲学的分析

传统认为,生物医学需要给出真实的疾病分类,也即疾病自然类,才能成为成熟科学。当代的疾病自然类理论将同类疾病刻画为由自平衡的机制簇造成。然而,精准医学在癌症和精神病学领域中,试图依据更精确的基因型、表型等因素对患者进行分类,而不是给出作为自然类的疾病,挑战了传统疾病自然类理论。尽管如此,文章基于科学实践哲学中的“解难题”和“推理风格”,论证精准医学仍然促使相关科学走向了成熟科学。

化解知情同意模式之争:从公平原则分析

当代就何种知情同意模式适用于公共层面的生物医学研究的争论中,不同模式的支持者都会援引尊重自主性原则批评彼此并辩护自身。文章表明产生这一悖反的根源在于"尊重自主性"有双重内涵。一是尊重"理性人"的自主性,二是尊重不同个人依据自己的取向进行选择的自主性。尊重"理性人"的自主性要求个人在科研人员每一次使用自己的样本或数据前进行同意授权,随着研究风险的降低以及参与者人群的急剧扩大,"理性人"的标准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尊重自主性"原则本身缺乏足够的理论资源化解上述困境,"公平"原则可以为此提供助益。

中国精准医学的伦理挑战

为推动我国精准医学以适当的、负责任的方式发展,本文对精准医学的3个领域(临床、研究和商业领域)的发展现状进行介绍,并且梳理了各领域可能面临的伦理问题或争议。在临床领域,可能存在知情同意、偶然发现返回及医疗资源的分配方面的问题;在研究领域,可能存在知情同意、研究结果返回及数据使用和共享方面的问题;在直接面向消费者的基因检测领域,可能存在遗传咨询、检测意义及数据使用方面的问题。需要积极应对以上伦理挑战,才能更好地促进精准医学在我国良性健康发展。

纽拉特对费耶阿本德的超越——从纽拉特对波普证伪主义的批评看

像费耶阿本德等后逻辑实证主义者一样,纽拉特在对波普证伪主义的批评中反对科学有单一的方法。纽拉特对实在论问题的讨论亦构成了对波普基于证伪主义的形而上学实在论的批评。尽管如此,文章论证了纽拉特的基于科学实践的正面的、语境主义的哲学中仍然存在规范性的资源回答科学合理性问题,从而避免相对主义。纽拉特用以取代形而上学实在论的,则是他的"在科学中讨论实在"的自然化的实在论。

知情同意在生物样本数据库中面临的问题与同意模式之争——对选择同意类型权利的考察

生物样本数据库研究难以满足传统知情同意在开展前就告知研究具体目的要求。为了解决该问题,出现了多种不同的同意模式,并发生了"何种同意模式更好?"这一"生物样本数据库同意模式之争"。当下的争论主要发生在宽泛同意-同意治理模式与元同意(meta consent)模式之间。元同意向参与者提供依据自身偏好选择不同同意类型的权利。批评者认为该权利不存在,且赋予参与者依据个人偏好选择的权利会导致滑坡。本文论证参与者有选择同意类型的权利,设置这一权利可以保护参与者的正当偏好,不会导致滑坡。该权利可以从隐私权,以及公民参与科学研究的权利中演绎出。元同意能够以道德物化的形式实现对该权利的保护,但该权利也可以通过诉诸可靠治理实现。因而参与者有选择同意类型的权利,并不意味着元同意模式比宽泛同意-同意治理模式好。可靠的治理要求作为道德行动者的科研人员不完全依靠元同意模式。

卡尔纳普与蒯因就“客观性”的争论

对卡尔纳普的再发现表明卡尔纳普关心客观性问题,卡尔纳普的真实立场之所以一直被忽略,被弗里德曼等人归咎于蒯因。然而,如果据此认为蒯因忽略了卡尔纳普所关心的客观性问题,则与蒯因遗留下的文本不符。蒯因和卡尔纳普一样认为,作为直接刺激的经验状态是主观的,只有当其进入语言才能获得客观性。有别于卡尔纳普的将语言视为由逻辑所构造的逻辑客观性进路,蒯因将语言视为社会化的,其客观性进路是自然化的。以上发现可以被视为是达斯顿与伽里森所叙述的"客观性"在历史中的演变的一个环节。

论大卫·刘易斯的知识不可错论

怀疑论引发了关于知识是否不可错的争论,关于知识的可错主义认为不可错主义会招致怀疑论。大卫·刘易斯发展了一套模态知识论以辩护知识不可错主义。刘易斯认为自己一方面排斥了怀疑论,另一方面维护了知识不可错的直觉。文章论证刘易斯在诉诸直觉时使用了先验论证,这一先验论证会导致否认科学知识中出现的知识变迁。如果选择接受可错主义,并将知识视为一种在社会中被发现的现象,将"给出理由"视为知识的特征,那么我们既能处理怀疑论问题,又能解释知识的扩展与变迁。因而可错主义比刘易斯的不可错主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