调查与调停的互斥:李顿调查团与九一八事变再研究

学界对于李顿调查团的评价多以笼统的“失败”进行价值判断,忽视李顿调查团本身的主观能动性,存在认知偏颇。调查团的核心任务包括调查九一八事变始末与探索东北局势调停方案,其结果不仅反映在报告书里,也体现在调查团成员的进一步阐释之中。调查结果与调停方案引起中日双方不同反馈,使调查团为维护调处效果采取举措,但日本不仅没有认可报告书建议,甚至否认调查团的权限。通过再梳理调查团的调处和再审视调查团的言行,可实现调查团成败再判断。东北事实调查之成功间接导致折中调停方案之无效,调查与调停在效应上形成互斥,其体现了国际联盟及其机制在东亚适用过程中所能达到的程度及其限度。

民国地方公债发行研究——以南京特别市特种建设公债为例

公债作为增加财政收入的重要手段之一在民国时期得到了政府的重视与使用,作为民国首都的南京在民国历史上发行了唯一一次特种建设公债。该公债是为了解决首都建设中的住宅与自来水经费问题,从准备发行,到条例拟定与配套章程的完善都能看到南京市府的努力。市府通过整理财政收入中的市产与车捐项目,为特种建设公债提供了充足的基金,但是公债的发行却没有得到民众的积极认购,究其原因主要是受到当时社会环境制约,中央公债的发行限制了地方公债的推销,而市府的频繁换届及公债自身问题也影响了公债的推销。

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代表选定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由国联派遣调查团成为调处中日冲突的重要议题之一。在国联理事会商议调查团的组建过程中,调查团的人数和来源国构成已经引发大国之间的较量。组建调查团的议决案通过后,围绕调查团代表选定,既有英、美、法、德、意五大国的内部政治权衡与人员遴选,又有中日两国的因应。中国以代表立场是否中立为取舍标准,尽快促成调查团前往东北地区是其首要目的。日本不仅对五大国潜在候选人进行评估,以确保调查团代表不会对日本不利,而且发生了关于德国代表的外交争议。关于代表的具体人数、来源国构成、遴选与确定是组建调查团的最终环节,此过程中所呈现的各国政治外交折冲深刻反映了大国意志、中国心态和日本预谋,直接影响有关九一八事变调查的实效性。

二战后的琉球群岛处置及其“归还”——基于英国视角的考察

基于英国视角来考察琉球群岛问题,提供了在中美日三边叙述模式之外的认知框架。作为一个岛屿国家,且拥有众多海外殖民地,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之后积极参加实际上由美国主导的琉球群岛处置过程。不仅有英国驻外机构对琉球群岛处置进行全面分析,而且英国在其对日和约草案版本中提出,要用经纬度划定日本放弃琉球群岛等地域后的剩下领土疆界范围。英国版本的对日和约草案引起日本极度不安与反对,这与日本在琉球群岛“归还”之际强烈要求标示经纬度形成了历史性反差,其原因就在于出现了涉及领土主权争议的钓鱼岛问题。在琉球群岛“归还”的过程中,英国驻日大使馆对“归还”事件积极关注,及时报备外交部,并判断钓鱼岛问题会成为未来争端的源头,从中亦可探究英国对琉球群岛“归还”的认知。

南京特别市特种建设公债发行始末

南京市作为民国首都,在首都建设时期为了筹集住房与自来水工程的经费发行了特种建设公债。南京市府为了该公债的顺利发行与成功推销做了诸多努力,既科学合理地拟定条例章程,又整理市产与车捐收入为公债提供基金担保,还采取多种办法进行销售。公债的推销效益却十分低下,其原因主要是国民政府发行的大量中央公债限制了南京特种建设公债的推销。

1940年首届防空节的创设与纪念——以安徽省为中心的考察

国民政府设定1940年11月21日为首届防空节纪念日。创设防空节的背景是全面抗战爆发后的严峻防空情势和首都防空大演习的象征性日期。航空委员会和地方军政部门都积极筹办纪念日,不仅发行特刊对防空业务进行回顾与展望,而且举办多重实践活动,动员民众参加和支持防空建设事业。安徽的临时省会、皖南行署和县一级进行充分筹备与实践,为明晰首届防空节纪念活动提供了区域性视角。首届防空节纪念活动虽然促进防空建设取得一定成果,但抗战期间的防空事业仍举步维艰。

从大学生网购中分析高校学生的消费特征与问题

本文结合实际问卷调查所得的结果,从大学生网购的群体特征、原因特征、选择特征三方面对高校学生的网购行为进行分析,从而研究大学生的网购消费与发现其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实用性措施以解决存在的问题。

内外合力中的国民政府首都建设经费筹措(1927-1930)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开启首都建设,但南京市财政困境无法提供充足经费。在国民政府和南京市府的双向合作中,首都建设经费借助"外力":索取中央与江苏省资助,要求地方分担经费;发挥"内功":整顿市产与车捐,发行建设公债。在内外合力之下,"国政"与"市政"相融合,"党国"权力渗透进首都建设,经费筹集取得一定效果。国民政府首都建设初期的经费筹措充分反映了新生政权的自我权威构建。

刘纪文与民国首都建设经费筹集研究

南京作为"中华民国"政府的首府,初期的市政建设艰难,经费极难筹集。刘纪文作为南京的首任市长以及初期建设的主要负责人,在建设经费筹集工作中做出了极大的贡献。从1927年到1930年,他在各种场合利用种种机会积极筹措了庞大的首都建设经费。在筹集经费的背后,存在着国家权力的渗透与运作,刘纪文的努力离不开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支持。

美国“援华”问题与蒲立德《访华观感》

美国在抗日战争和国共内战中都对国民政府提供了援助,但两次援助的性质与结果截然不同。借助于对战后(二战之后)中美之间的关系分析,通过中美外交的一个侧面,即蒲立德1947年的非正式访华,对蒲立德的访华结果和访华影响进行分析,来达到对当时"美援"问题的再探究,同时实现对蒲立德及其事件的专题性研究。

《首都计划》探微

南京国民政府时期的首都建设是近代史上一次重要城市规划。文章主要根据1929年由国民政府制定的《首都计划》为中心,分析首都建设中的国家权力渗透,然后叙述该计划的具体内容,探析中国首个详细的市政规划,最后结合计划内容阐述《首都计划》的精神:民族主义与空间权力。

论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及其对教育公平的启示

马克思关于人的本质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一个重要命题,体现了马克思一生全部理论的价值取向。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人们对教育领域中人与人之间教育利益分配关系的评价。文章主要通过对马克思人的本质理论的两个维度阐述、人的本质理论中内在的教育公平思想以及人的本质理论对教育公平的启示三个层次来进行论述,进而得出教育起点、教育过程和教育结果三个公平性启示。

论全球化背景下金砖国家的崛起与未来展望

现今世界正在经历全球化的过程,全球化成为了一个不可避免的趋势,同时金砖国家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也正在逐步崛起与发展。文从对全球化的本质与特征的透析入手,对金砖国家的崛起与发展做了思考,既指出其存在的发展方式制约等诸多挑战,也描述了其推进经济合作、改革金融机制等发展未来。

课程开发中的教师参与及其问题、对策分析

现今从国家到地方以及各级学校都在积极鼓励教师参与课程开发,但是教师在参与课程开发中依旧存在诸多有待解决的问题,影响到教师参与课程开发的程度。本文在结合前人的研究基础之上,根据现阶段的发展情况,从教师参与课程开发的解构、问题和对策三个方面来进行分析研究,并从国家、教师、学校三个层次上提出促进教师参与课程开发的措施。

大学生就业中的性别歧视分析

女大学生相对于男大学生来讲,由于自身以及外部条件的限制,在就业中经常遭遇性别的歧视,女大学生就业形势更为严峻。本文针对这一问题,结合当前的状况从社会、学校以及女大学生自身等方面提出我的对策建议。

九一八事变后国际联盟对东北海关的聚焦与日本的应对——以李顿调查团为视角的考察

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将日本侵略控诉至国际联盟,提议派遣调查团来华调查中日冲突的责任。东北海关牵涉西方大国利益,在合力驱动下,李顿调查团对此问题始终关注。不仅通过西方在华人士、中方人士以及伪满洲国官员三个层面全面了解信息,还向日方顾问提及国际社会希望日本在东北海关问题上保持冷静,但这未被日本接受,中国海关统一性最终遭到破坏。调查团没有权力处置“见解不同”的日本当局,但有权力将东北海关问题写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报告书》在“满洲国”这一章中拿出较长篇幅陈述“东北海关”问题,相关措辞对日本不利,引起日方强烈不满。国际联盟在审议环节基本采纳《报告书》的内容,日本经强辩无效后选择退出国联,以激进的方式自绝于国际社会,走向法西斯道路,最终自食战败的苦果。

《元和郡县图志》书名考略

《元和郡县图志》为唐代李吉甫撰写,是现存最早的地理总志。该书在历代文献记载中,名称及卷数的著录比较混乱,出现了《元和州县郡国图》、《元和郡国图》、《元和郡县志》等相近名称和三十卷、四十卷及五十四卷的卷数差异。一方面可能由于古人传抄错误,致使名称混乱;另一方面,文献记载的"图"、"志"并非同一部《元和郡县图志》,可能为不同内容和装帧的书籍,并且由唐入宋,几经战乱,地图失传,因此在宋元以后,仅以文字版的《元和郡县志》流传。

李顿调查团进入伪满洲国受阻事件研究

九一八事变后,李顿调查团前往中国东北调查,顾维钧是调查团成员之一,但伪满拒绝顾维钧出关,造成李顿调查团进入伪满洲国受阻事件。围绕调查团进入中国东北和走出满铁附属地,李顿调查团及其派遣方国联、顾维钧及其隶属方南京国民政府、日本驻外使领馆及其背后的外务省、伪满及其操纵者日本关东军之间展开激烈的抗议折冲与协商妥协。调查团受阻事件的实质不仅关系伪满傀儡政权的内外“合法性”建构,而且涉及调查团及国联在东亚的调停能力,并折射出九一八事变的“性质”问题。从该事件对南京国民政府、伪满、调查团和日本所产生的影响来看,这是一次零和博弈,日本将调查团受阻事件与伪满“认可”相捆绑,预谋实现九一八事变后的东北权力变更得到国际社会承认。此次受阻事件是李顿调查团与大国博弈的缩影,表明南京国民政府依赖的国际解决策略无法恢复东北原状,国联调停机制难以维系东亚和平秩序。

"一·二八"事变后国民政府国联外交

"一·二八"事变爆发后,国民政府援引《国联盟约》第15条,实施九一八事变与与"一·二八"事变合并解决方针,是对日"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政策之表征。历经国联理事会、国联大会、十九人特别委员会等审议,国民政府未能实现两次事变合并解决设想,而日本通过外交行动拖延国联审议,将国联变成转移国际视线的外交平台。国民政府片面依赖第三方制衡策略开展国联外交,寄希望于国联遇制日本侵略的目标最终落空,折射出国民政府外交的固有缺陷。

从诺兰档案看加拿大籍检察官诺兰在东京审判中的作为

东京审判加拿大籍陪席检察官诺兰在庭审过程中的主要工作是:质询香港地区的战俘处理、担任盘问松井石根的控方首要负责人、担任起诉与盘问铃木贞一的控方负责人、负责盘问藤田嗣雄与安藤纪三郎,以及检查辩方文件作为证据的有效性等。全面梳理诺兰在东京审判中的作为,有助于从检察官视角推进南京大屠杀案与东京审判等相关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