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族群与生态位——巴基斯坦北部斯瓦特地区族群的生态关系

这篇论文写作虽然时间较早,但是对考古学研究影响巨大。挪威民族学家巴斯根据巴基斯坦斯瓦特地区三个不同族群对不同环境的适应、共生和互动,率先将生物学的“生态位”概念引入人类学。这个概念对考古学的启发是,在不同资源呈斑块状分布的环境里,史前人群的分布很可能也是以各种生态位的适应而彼此共存,不同人群和文化之间的边界很可能是重叠和镶嵌的。本文的四点结论尤其值得深思,可以为我们对许多难以从器物分布得到满意解释的考古现象提供全新的思路。

历史学与考古学的不同清晰度

历史学和考古学经常在不同清晰度的层次上运作。采用考古学手段来解决历史问题,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充其量也是困难的。历史年表要求精确的日期,而考古学年表只能提供一个年代框架。尽管近年来放射性碳断代取得了技术上的进步,但它对确定历史年表几乎没有什么作用。然而,夏商周断代工程在放射性碳断代专家与考古学家之间建立了一种紧密的伙伴关系,并得到一个关于夏商周三代的高精度放射性碳年表。这个新的考古学绝对年表为研究早期社会政治与文化变迁的互动关系带来了革命性的思考。

欧洲区域聚落形态研究

2009年4期我们译介了"区域聚落形态考古"一文,里面对欧洲的聚落考古也有涉及。这篇文章详细介绍了欧洲聚落考古的成功经验,可以为我们提供更加详尽的国际视野。需要重申的是,"聚落"(settlement)并非仅指我们所习用的"村落"或"聚居村落"概念,而是指过去不同时空中人类所有活动点位组成的网络系统。与中国的学术传统相似,欧洲有较为悠久的依赖文献和艺术的古典考古学和以编年为目的的文化历史考古学研究史。到目前为止,欧洲大多数国家仍将考古学看作是重建历史的手段。欧洲的聚落考古与北美的聚落考古略有不同,北美侧重用环境考古的文化生态学方法(过程论)来研究人地关系,而欧洲则偏好文化观念和象征考古的后过程方法来研究人地关系,这便有了"景观考古学"的独特路径。由于欧洲比北美有更长的古人类演化史和更显赫的文明史,所以聚落考古成为研究考古学三大战略性课题——人类起源、农业起源和文明国家起源的极佳手段,而且成果显赫。从本文的介绍中,我们可以了解当今的聚落考古是如何来观察和了解这些重大历史转折,追溯社会复杂化具体轨迹的。读了这两篇介绍国际聚落考古现状的文章,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认识,聚落考古已成为当代考古学一个全方位、综合性的探索领域,它可以将考古学各流派、不同领域、不同课题及学科交叉手段纳入其中,以便从微观和宏观的多维视角,重建过去人类社会和文化变迁的具体轨迹,并对促使人类社会转变的原因提出可信的解释。就此而言,欧美聚落考古的目标是完全相同的,而且也与中国考古学重构国史的期待不谋而合。

石器时代的研究与进展：狩猎采集群的技术转变

更新世向全新世的过渡与农业起源密切相关,因此探索这一阶段人类技术、适应和文化演变是史前考古的战略性课题之一。自丹麦经济学家博塞罗普提出人口增长是农业起源的重要因素后,这一观点被许多学者深入研究和探讨。本文中,海登提出了与人口压力论不同的见解,将资源压力看作是更新世末和全新世初技术演变和农业起源的主要动力。他引入生态学中的K-和r-选择资源的概念,将更新世末开始的各种技术发明乃至动植物驯化与广泛利用r-选择资源的生存方式联系起来。海登认为,旧大陆中石器时代和美洲古代期出现的大量新技术和新工具以及许多专门工具的出现与当时人类普遍转向开拓广谱资源有关,而这种技术和工具的发明主要是用来在资源压力和波动的情况下增强食物供应的稳定性。广谱资源数量大、难以开采和处理加工方式多样的特点决定了这一时期技术和工具多样化和特殊化的发展趋势。而动植物驯化的起源也应当被看作是人类诸多应付资源波动策略和技术中的一种,而不单单取决于人口的密度。他还从"最省力"原则来论述一些工具如磨光石器发明和使用的原因,认为磨光石器制作代价很高,因此这类工具在使用频率不高的情况下不会受青睐,只有当砍树和加工鱼类等劳作非常频繁或数量巨大,人类为了减少工具破损的替换率,才采纳制作代价较高的磨光石器以提高工作效率。因为磨制石器所付出的代价,可以从砍树或加工鱼类等特殊资源的效率提高上得到充分的补偿。然而,资源压力显然相对人口而言,否则就不成其为压力。这里只是在分析问题时着重看待人口因素还是资源因素,其实两者是紧密相关的变量。这篇文章对于技术演变和农业起源这些考古学中十分关注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十分新颖的视野,有助于我们摆脱文化累进的传统观点,从人类适应和经济发展来分析技术和工具的发展和变化。

操作链:概念及其应用

在最近的一篇论文中,亚瑟·杰里内克将杰内斯特(Geneste 1985)对旧石器时代中期操作链的技术研究形容为:“它是旧石器时代史前学中最具创新意义的研究之一。它指出了对石器工业研究新维度的认识,并应作为众多探索的起点”(A.Jelinek 1991:27)。究竟什么是“操作链”,它的创新之处何在?

比较视角下的国家起源动力

目前,国家起源被理解为一个复杂的过程,诸如生态、农业、人口增长、内部冲突、传播、战争与征服、长途贸易或(和)意识形态等不同因素都有可能产生影响。各种因素的随机组合,催生了许多不同形式的复杂社会。一个极端是具有等级制度的强大帝国,另一个极端是平序政治实体(heterarchies)和城邦,两者之间是经济制度、政治制度与意识形态极为多样的政治实体。中美洲的玛雅诸政治实体未见等级结构、贵族控制与集权的证据;热带非洲的贝宁巨型社区则建立在超社区政治整合的亲属原则之上。不同的案例中,国家与文明的特征或有所不同,可见国家起源是多线性的复杂过程。

前现代治理的比较研究:从分类转向关系和网络

深度依赖考古材料的上古人类研究,大体上仍深陷在源自19世纪中叶的概念和框架之中。正如当时所需,这种经久不衰的框架主要立足于共时性文本和民族志的解释。这些方法帮助推动了过去半个世纪全球考古发现在广度和空间(多尺度)范围内巨大的实证性进展,然而通过它们所做出的研究及综述也产生了与当下范式预期不符的信息。有些学者便另辟蹊径。这里概述的新原则和新方法建立在过去几十年里通过考古学及相关学科所取得的成果之上。所提议的新概念框架探寻各种关联形态和并行进程,并聚焦于多样性和相似性的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