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求新知与崇尚传统——李叔同“学堂乐歌”创作的文化取向及其意义

李叔同的“学堂乐歌”创作是一种“别求新声”的现代追求;是一种不失传统的现代创新。他要借助西方的美学情调,推崇中国的精神内核。他的歌词创作未完成文学语言由古代韵文向现代白话的彻底转变,但从形式上打破了旧韵文的传统格局,而且创造性地运用了古代词牌长短句的特点,在形式上又发展了现代长短句歌词的新品种,并依照西洋乐曲形成了自己崭新的结构。他在用西方音乐形式与“本国语言”向人们诉说最深沉的感情的同时,也展示了“学堂乐歌”民族性与现代性相融合的特征。

现代歌词与中国新文学

早于白话新诗出现的现代歌词是中国文学走向现代化的新起点。从20世纪初的“学堂乐歌”,到20年代的艺术歌曲,到30年代的抗日救亡歌曲,再到三四十年代发端于上海的流行歌曲与成就于延安的主流歌曲,歌词艺术在创新中形成更新的传统和获得独立的发展。现代歌词突破了传统,完成了向文学现代化的转变,并以它的通俗化特征影响着20世纪上半叶文学革新的思想理路与艺术取向。歌词在经过了运动的过程性之后,显现出了经典性的存在,应该建立起独立的本体性价值体系与坐标。

林语堂幽默观的历史审视

林语堂对幽默的探讨与创建是对中国文化的一大贡献。他一方面把幽默放到话语产生与转换的结构域场中予以宏观阐释,另一方面又在自己的生活体验与创作的层面上展开对幽默的具体解读。冷静、超脱与睿智,这是他幽默的基础。超越于知识分子道德与名誉的功利欲求之外,这是他敢于幽默的原因。“两脚踏东西文化”,这是他幽默与众不同的地方。鲁迅与左翼文艺工作者对林语堂的幽默观及其《论语》的批判,有明显的片面性。

杜诗“沉郁顿挫”风格探微

杜诗“沉郁顿挫”风格探微陈煜斓杜甫诗歌具有独特的艺术风格。与杜甫同时代的任华在一篇寄给杜甫的诗中记载了有关杜诗艺术风格独特性的一件小事：“杜拾遗，知不知？昨夜有人诵得数篇黄绢词。吾怪奇异特借问，果然称是杜二之所为”（《又玄集》卷上）。任华是杜甫的好友...

百年军旅歌词的审美向度及其嬗变

百年来,军旅歌词始终有占领时代制高点和前沿阵地的意识,并集中体现了军人整体和个体崇高的爱国情怀及刚毅的人格力量,所展示的人生价值观,是时代精神的绚丽折射。军旅歌词以崇高美为特征,在时代的嬗变中,逐步完成了从单一的政治思维、社会学思维向审美的文化思维的转化,具有独特、丰富而深邃的文化意蕴和文化风采。

哲学的轻逸性与微妙的常识性——从传播学层面看《生活的艺术》的成功创造

"两脚踏东西文化"的林语堂,了解西方异质文化的优长与缺陷,也体认到中国文化的缺陷与优长。他以审美的眼光看待吃、喝、玩、乐等世俗化的寻常人生,表现中产阶级以及市民阶层的生存境遇,使人感到生命的快乐。他将哲学拉回到现实生活中,哲学的严肃性在他笔下成了生活的轻逸性。《生活的艺术》用渐近自然的风格,消除了语言华丽、夸炫,也不特别注重审美技艺,少了逻辑,却多了常识,能让一般人明白、理解、接受。中国传统文化和生活艺术被他以另外一个语言系统解读之后,面貌焕然一新,从而也确立了他在国际文坛的地位。

诗乐融合视野下的现代新诗与歌词——以艾青的创作为例

艾青是极少数把"诗"与"歌"区分开的现代诗人之一。诗更通画,强调意象的新异,歌词更通乐,强调语言的流畅动听。诗可以有更多的内心独白,歌词却需要更多地面对听众,使倾诉与倾听同步共鸣。歌词是需要包含诗意,又富有乐感的双重愉悦。一首好的歌词应该是带有音乐特色的文学美和闪耀文学光彩的音乐美,集文学美与音乐美于一身。艾青创作的歌词尽力做到表达意旨的准确性、抒情状物的生动性、造成形象的鲜明性、搏动情绪的感染性、节奏旋律的和谐性。现代歌词以其通俗性与大众化特征影响着中国的新诗,乃至20世纪文学革新的思想理念与艺术取向。

现代歌词学建构的几个关键词

现代歌词学由歌词文体学、歌词文化学、歌词创作学、歌词美学、歌词传播学、歌词史和词人评传等分支构成。兼有诗与歌双重美感追求的现代歌词新文体,长期以来被遮蔽和忽略,没有获得独立的学科地位。廓清歌词的内涵与外延,探究歌与诗从同源异流到各自独立发展的机制是歌词文体学的核心;歌词文化学是从现代的文化观念和视野出发,研究文化建设中的歌词活动,透视整个中国文化的某些不易觉察到的意蕴;歌词史是从思潮、背景、整体风格、艺术个性等方面为现代歌词寻找自己的坐标以及它独立的本体性价值体系。从现代社会的接受格局看,歌词已从边缘走向了中心,当下的歌词创作召唤理论指导,词坛呼唤着建立歌词的学科建构。

林语堂与国学（笔谈）——林语堂的国学观

林语堂是如世纪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杰出作家。但在20世纪上半叶，他的行为和创作在以革命、政治为衡量标准的中国社会文化语境中，却很难被广大的革命读者所理解与接受，而在海外研究界则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一跃成为世界性知名作家。为何学术界对其评价反差如此鲜明．这值得我们深思。对此陈煜斓的《林语堂的国学观》、用祖庠的《林语堂与语言学》和胡明贵的《林语堂的人生观》三篇文章从国学观、语言学和人生观等几方面，客观、真实地评价了林语堂，对于我们理解林语堂的文学创作、文学思想及其在中西方文化交流中所做出的独特贡献和存在局限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现代歌词的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论田汉30年代的歌词创作成就

文章论述了田汉在中国现代歌词发展史上的地位。作者认为 ,田汉是中国现代歌词的第一个伟大的综合者 ,他把现代歌词从“蜕变、崛起阶段”推向“创立、拓展阶段”;他以创作的实绩和社会影响 ,使歌词这一艺术形式迅速得到承认 ,并由此奠定了歌词的文体地位 ;在体式的建构中 ,他又突出歌的个性特征 ,使歌词的素质有了很大的提高。

林语堂的文化经济学理念与文化传播策略

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林语堂属于很有现代经济意识、靠写作致富的少数作家之一。他一生在努力促进文化的发展与传播时,也主张尽力赚钱,追求经济效益。在文化传播实践中,他找到了一条既面向作家又面向读者市场的通衢大道:让作家面对自己,写出各自最好的作品;让编辑兼半个经纪人,面向市场统一调理、配制、吆喝。他的文化输出,严格地说是一种"文化产品的贸易",一切创作行为既要符合商业的原则,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又要有助于"敬德修业"、增长知识、愉快身心、丰富生活,让世界真正与全面地了解中国。林语堂走出了一条文化人既不必做官,也不必依附于人受气,而完全靠自己一枝笔,自得自适,名利兼收的新路,但"畅销"这一目的,对他才华的表现和所推动的进步文化事业有所掣肘。

文徽徽以溢目,音泠泠而盈耳——张藜歌词创作论

歌词创作既是张藜在人生路上全部行程的伴奏曲与独立自由个性的形象写照,也是中国现代社会发展过程的一个缩影与见证。张藜以"非介入"的诗意表达,抵制和逃离权力政治的写作模式,并突破歌词一般的情感宣泄和浅薄的心灵安慰。他把情感浸润在景物上,把笔落在生活的细节上,水与缸,泥与筐,辘轳和井绳,山与河,车与辙,碾与磨,睡与渴,这些平常事物的丰富寓意,能令人动情,教人深思。张藜的歌词,朦胧中有鲜明,谐趣中有严肃,内涵深刻,境界极高,凸显了歌词的文化内涵和人文精神。

家训族约的价值取向与社会效应——以江州义门陈“家法”为例

任何组织的存在不可能没有一定的组织规范。宗族的组织规范就体现为成文或不成文的族训、族规、族约上。在法治不健全的社会里,家法族约是调整人与人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处理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行为准则、规范。义门陈家训族约是从自身的生存发展出发而制定的,一些具体的条款有其特殊的针对性。但它又是儒家文化理想建构的家族典范,既是物化(型态)的,也是精神(向度)的。立德、立言、立身等方面用以规范、约束子弟行为准则的条款有助于家族的繁衍与发展;通达严实、导人上进的家法以及与此相因应的严密的内部管理制度,在维系陈氏义聚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制定家法,依法治家,它充分显示义门陈氏祖先的智慧和才能。

欲令诗语妙 无厌空且静──谈王维的修持与诗语

诗人以佛教的修持方式与诗的表现手法将禅悟与诗悟融合在一起。松、静、空是他修持的过程，也是他修持的归宿，在澄明寂静的审美体验中，把握着诗悟到禅悟的转化。

两岸谱牒修订的规范性问题——从陈姓台胞寻根说起

陈（chen）音沉，古徵音，直珍切，平声，真韵。

论公木的军歌歌词创作

公木的军歌歌词创作,率先明朗地歌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在表现我人民军队的雄壮美、崇高美的境界中,熔铸着中华民族卓然独立的风骨;以鲜明的形象,铿锵的节奏,明快的语言,雄伟的气势为特点。

从《萨天师语录》看林语堂的文化取向及其表达

《萨天师语录》的写作意义,不仅在于对中国传统的语言、形式、技巧的依赖与超越,而且在于它从创造性艺术活动中传达出的文化信息。林语堂将自己对历史、世界、人生的总体理解和把握熔铸在已有的文学代码中,赋予了它新的审美特性,语录的中国形象不再只是本民族对自我的诗意想象,还融合了西方对古老中国的异族想象。

三十年代歌词的总体风格

三十年代的歌词高唱着爱国主义的主旋律。虽然词人艺术风格各有特点 ,但在时代风云的感召之下 ,呈现出一种悲愤、怒吼、激越、豪放、劲健而又鲜明、生动的总体风格。中华民族的精神在歌词中呈现出悲壮美。

民族意识与抗战文化——林语堂抗战期间文化活动的思想检讨

抗战期间林语堂的文化努力,既提升了民族形象,又增强了民族自信心与凝聚力,对中国人民抗日斗争是起着激励作用的;抗战文化是一种爱国主义的文化,但说到底是以多元政治为基础的统一战线文化,多元政治奠定了多元文化的基础,也决定了各自文化的走向;自由主义者的林语堂只是接受了民族文化观,而没有考虑到民族文化的领导权问题,这是他的局限性所在。

诗思与乐思齐飞,辞色与声色互补——简述郭沫若的歌诗理论与创作

郭沫若对"诗"与"歌"的不同有着明确的认识。他的入乐之作,除了感情强烈外,在词趣、语言、音韵、结构等方面都恰合"歌诗"的要求。他在现代影、剧中以歌诗的形式,保持着中国传统戏曲的音乐性和歌唱性特征。这些既是他"诗化"的功夫,也是他对中国现代音乐文学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