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析阿甘本的潜能政治:乐观主义与实践困境——从阿甘本解读《抄写员巴特比》入手

阿甘本试图构建一个缝合“生命”与“形式”的潜能本体论以扭转“死亡政治”。他以文学人物“巴特比”为潜能生命的典范,从巴特比的“我宁愿不”“不作为”中挖掘出主体内在性的抵抗力量,将对生命政治的批判和生命的救赎落脚于一个新型结构化的潜能生命,发展了一种肯定性的、乐观主义的政治哲学。“巴特比式的政治”作为一个范式,也是当代左翼思想家构建新革命主体的路径,他们试图将文学寓言的真理性表达运用至当代政治的解放中,开启一场激进“主体”的政治革命。但是,这种革命思路终究未脱离形而上学的存在论领域,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立场,最终无法化作现实的行动,这构成了阿甘本及新左翼理论的实践性困境。

浪漫主义的赛博格:对主体生存问题的一种视野

根据当前技术的确定性成果,人与技术的二元界限正在逐渐消融,“赛博格”已不再是虚构的科幻形象,而是以虚拟数字化和人机共存体主体形态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世界里,在某个层面上,我们已然是“赛博格”;在未来技术的加速发展下,主体与技术的对立不复存在,一种新物质状态下的浪漫主义内含于赛博技术中,是技术浪漫维度的体现,主体在其中可找到人性的浪漫根源,在后人类主义的图景中,浪漫主义的赛博格得以存在。

潜能性的“生命”和“生命-形式”——后疫情时代对阿甘本政治救赎之窥探

潜能性的“生命”和“生命-形式”是对后疫情时代对阿甘本政治救赎之窥探,试图在后疫情时代的视角下,通过回顾阿甘本在疫情期间发表的在众人看来“不合时宜”的社论,挖掘其政治思想和生命理论中所蕴含的救赎内涵,即潜能性的“生命”和“生命-形式”。这两个概念是阿甘本扭转“神圣人”死亡命运的救赎手段,它们使得否定性、悲剧性的生命扭转至肯定性的生命。纵使阿甘本的政治思想带有着“沉思”“非行动”的局限性,但其理论对后疫情时代下的今天带来了重要的反思价值,即为我们提供了更好地诊断、反思“生命”与“形式”关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