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演进及其供求关系分析

党的十九大重新界定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与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本文以行动主体作为梳理标准,分析了近代以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历史演进;在此基础上,梳理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几次主要矛盾的论述及其背景,重点分析了提出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论断的理论基础和现实需求;解析了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供求关系特点,包括个人需求多元化与社会供给单一化;个人需求虚拟化与社会供给现实化;个人需求全球化与社会供给本土化;个人需求情绪化与社会供给策略化;需求与供给存在时间差等,借助供求关系视角下的矛盾分析意在将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论断清晰地落实到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上来。

国家崛起、自制能力与中国战略

国家崛起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它包含多方面的内涵和外延,有不同的界定和解读。国家崛起的多元化认知要求对崛起的方式做准确的细化分析,国家的成长在各个领域有自己的特点和要求,其中对国家自制力的把握是一个非常重要却又长期被忽视的变量。在对过度扩张的理论思考和实践担心下,自制能力对国家崛起的影响呈现出正相关的逻辑推论,即自制力强的国家可以更加顺利的崛起,而自制力弱的国家在崛起过程中会有更多的麻烦,且可能导致崛起中断或夭折;反过来,国家崛起是对自制力强弱的检验,有了崛起的事实,才有自制力因素发挥作用的空间,否则只是一种国家膨胀,害处甚多。同时,在不同的领域应该掌控不同程度的国家自制力,一味地自制和一味地扩张同样有害。中国正面临崛起的事实,崛起是否顺利实现取决于众多因素,自制力将是其中至关重要的一环,涉及国内和国外对其崛起的承受力和认知度。在此时刻,理清国家崛起与自制力的关系非常必要且紧迫。

追寻历史“坐标” 定位民族“复兴”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全体中国人民的共同理想,其战略目标及实践路径引起了国内外学者和政客的重视。关注"复兴"一词的内涵及其与"振兴""崛起"等词的差异,从中发现此概念的特殊意旨必然和中华民族辉煌的历史有关,因而希望努力追寻历史印迹,找到民族复兴需要对接的历史"坐标",让"复兴"的外延指向更加明确清晰。三百年前也许是最近一个中华民族"复兴"的参照"坐标",当时中、法、俄三国鼎足而立,各自都达到了至今很难超越的历史高度,总结当时成功的经验以及后来衰落的教训,是对标历史的核心目的。从历史的兴衰轨迹中定位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走向,既是对历史的最大尊重,也是对现实的最好交待。

也论“百年变局”：危机中的转圜

“百年变局”的论断是认识新时代世界形势的重要切入点,理解前一个百年变局时的全球性危机并参照当前的国际形势是对人类悲剧的最好纪念。从长时段的历史视角考察,跨越百年内众多变局节点,比较百年前后的变局,竟有许多需要警惕的危机相似点,如伪贸易和平论、自由主义式微、权力转移乱象等,这些比较加上对新变局的特点的认知可以帮助今天的世界避免重蹈覆辙。在此背景下,中国的思考有别于既有的西方思维,给出了一些新的方案,代表着东方智慧,希望全世界能以史为鉴,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走向和平发展的美好未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与调查研究

2020年10月1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年轻干部要提高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做到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这些能力有七种,其中调查研究能力被看作是做好工作的“基本功”,是其他能力的前提和基础。调查研究的这样一个定位,对于全体党员干部来说并不陌生,这一优良传统一直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强调的工作方法。

构建大运河“文化遗产走廊”的思考——以淮扬文化的保护传承为例

大运河的发展现已成为沿河两岸各地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此为契机和载体带动当地的发展是各地政策谋划的主要方向,不管是地方的经济发展,各地区的协调运作,还是沿岸的环境保护,都在一定的投入和关注后急需找到新的切入点和刺激点,才能唤醒大运河的历史功用和现实效益。在大运河文化旅游博览会已经举办第二届之时,“文化遗产走廊”成为一个结合历史、文化、旅游、生态和社会等多维视角的重要设想,也是新发展理念在具体地域的实践性方案,这种视角对制定运河沿岸经济发展、生态维持、文化涵养等政策都有根本性的指导意义。而淮扬文化作为大运河历史流变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研究其保护传承,对于当下构建务实高效美丽的“文化遗产走廊”具有一定价值。

中国当代话语体系中的不平衡现象

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作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的科学判断。话语体系本身也是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之一,还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着密切的关系。a而当前中国话语体系同样存在着不平衡现象,并在某种程度上制约着社会主要矛盾的梳理和解决,需要引起重视。

中国新冠疫情与“扳道工”悖论

2020年春节,中国遭遇新一轮公共危机,在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蔓延全国乃至世界,引发了对中国公共管理水平和能力的反思。系统认识公共危机及其理论成果是开展公共管理的前提,在其指引下梳理对新冠疫情的各种评述可以帮助各类参与者认清事实的真相。以法学领域的“扳道工”悖论为切入点和参照系,深入分析疫情过程中的人和事,考察中国在公共行政、社会心理、危机应对等方面的种种表现,评判其中的是非得失。力图以此独特视角发现危机的教训,总结应对的成果,改进治理的效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