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李清照内心隐秘的破译——兼释其青州时期的两首词

不论古今中外，再坦荡不过的人的内心世界中，也必有其隐秘在。然而，对于古典文学工作者，特别是对于从事以传写心曲为主的北宋词的研究者来说，如果不去充当古人隐秘的探索者，就可能一无所获。

再译李清照的内心隐秘——从一种方法谈起兼及其赴莱、居莱之诗词

作为一种治学方法,对古代作家内心隐秘的破译,这是闻一多先生的创举,类似的方法也有人叫做古代文学研究的福尔摩斯.今试将其引入李清照的研究之中.当然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费了很大的气力,才发现了这样一些蛛丝马迹:——《漱玉词》中有很多自然意象,如海棠、银杏、梅、桂、荷、菊等等,有几种出现的频率相当高,这里仅以菊为例.菊在《漱玉词》中多半被叫做“黄花”,它往往作为词人心态和命运的象征或载体而出现.比如《醉花阴》中生长在东篱旁的尚“有暗香盈袖”的“黄花”。

中晚唐诗词名篇别解四则

(一)刘禹锡名句“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其中“沉舟”、“病树”是作者自指而非指斥他人;“千帆”和“万木”则是指作者所酬赠的对象,也就是以白居易为代表的新生力量而不是以之讽刺新贵。(二)白居易名句“幽咽泉流水下滩”,自段玉裁、陈寅恪提出应为“幽咽泉流冰下难”后,多数学者信从,其实,此句仍应为“水下滩”。理由之一,是泉水不结冰;理由之二,作为长篇歌行,其音节、格律可较自由,不必改为与前句之“花底滑”“属对工绝”的“冰下难”;理由之三,由白居易亲自编订、元稹作序、后人与宋版校过的善本《白氏长庆集》、《白香山集》等均作“水下滩”。(三)李璟尝诘问冯延巳说:“‘吹皱一池春水’,干卿何事?”冯回答说:“未若陛下‘小楼吹彻玉生寒’也”。学者以为冯句胜于李句,冯的回答是“媚人”、“答非所问”。其实不然。因为李句之所出的《摊破浣溪沙》一词寓有社稷之忧,而冯句之所出的《谒金门》则只是一首宫怨词。两人的对话是君臣相知、休戚与共的表现,冯回答得体而非“媚人”“答非所问”。(四)李煜的《乌夜啼》,非多数学者所认为的是其后期表达亡国之痛所作,而应是其前期悼念爱妻周宪的一首悼亡词。

“易安心事”知多少——李清照研究集说

夏承焘《瞿髯论词绝句》论李清照云"易安心事岳王知",在笔者看来,"易安心事"除了与岳飞相同的爱国情志外,还应囊括那些不便径直吐露的内心隐秘。通过对李清照词旨的逆探或对作品史料的钩沉、稽考,陆续发现她"幼年失恃""党争株连""婕妤之叹""庄姜之悲"等多桩"心事"。破解这种隐秘,对解读李清照诗词,探究李清照身世和创作之谜,进一步走近其内心世界,不无裨益。

“以意逆志”论苏轼

过去对苏轼居密一段的研究近乎空白，但这却是苏轼创作道路上的重要阶段。陈文将苏轼这期间的诗词作了迟异常说的解释，认为其中都有政治寓意，寄托了对王安石新法的意见，实乃苏轼对付变法之障眼法。

苏轼谪儋时期的心态与文风

苏轼于宋哲宗赵煦绍圣四年（1097）四月，由宁远节度副使被贬往儋州。有关此事，陆游《老学庵笔记》卷四称：“绍圣中，贬元祜党人苏子瞻儋州，子由雷州，刘莘老新州，皆戏取其字之偏旁也。时相之忍忮如此。”

有关《文心雕龙》的回顾与展望

陆侃如先生本是一位既能因材施教 ,又是诲人不倦的才学兼备的校领导和名教授 ,不幸的是 ,正值中年 ,遭遇“错划” ,直到老年 ,尽管总是在教学、科研前沿 ,不计个人得失 ,一心一意为学子 ,却蒙受了种种不白之冤乃至诸般恶谥……本文旨在为老师辨白“正名” ,此其一 ;其二 ,纵有名师指点 ,亦需触类旁通 ,举一反三 ,注重发挥自身能动和灵感 ,遂可望在科研。

踵事增华 雅俗共赏──评沙灵娜的两本书

沙灵娜近著《宋词三百首全译》、《宋词入门》洵为金针度人之作。《全译》前言深入分析了朱编的意图、得失及影响，公允地批评了近世文学史家对朱编的误解和偏见。是书对８５位词人、３００首词作作了深入、全面、准确的评析，能知人论词，多富有新意。注释显示了作者的训诂功力，并纠正了唐圭璋笺注中不少讹误。译文不仅明畅准确，注意韵律节奏，更善于把握意境，发掘词心，做到了形神兼备。《入门》于综合提炼旧说、介绍基本知识的同时，融入了作者多年研究心得，吸取了宋词研究多方面最新成果，深入浅出、雅俗共赏，绝不是简单的普及读物。其论宋代词史征引博赡、详略得当，对不少为学者忽视的中小词人也能深入开掘，多有创获。论宋词研究中的几个重要问题见解亦较为辩证全面。名作欣赏一章，剖析深入膜理，洵非易事。

评断与磋商——以秦少游的三首淮南词为例

本文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通过对秦少游两首淮南词的解读,对其"学柳七作词"得失之公案予以评议判断,我们认为是得大于失;二是就也是在淮南所作的《临江仙》(髻子偎人)一词的编年、题旨等,与有关专家磋商、求教。

评秦少游早期词作之得失

此文选评的4首词的写作时间,大致在秦观"而立"之年前后。写作地点,除了高邮老家,另有数次短暂出行。后者虽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词作的单一性,总体上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将《浣溪沙》(漠漠轻寒上小楼)一首,系于早年所作,为这一阶段的创作增添了些许亮色,从而将早期词作的局面,"中和"为得失相当的状态。

稽山鉴水毓文豪——《亘古男儿·陆游传》目耕纪要

《亘古男儿.陆游传》在对待传主文本及有关研究论著上,持极为郑重而严谨的接受态度。惟其如此,作者对于陆游的超等身之著和汗牛充栋的研究成果,遂有探骊得珠之获。此著在内容上勇于拓展,理念有所出新,彰显出作者与传主异代相感的乡谊知音和独特的地域优势。特别是对"鉴湖之子"陆游最终成为"亘古男儿"地域文化渊薮的描述,是书中的一大亮点。

辛弃疾“帅闽”卮见四则

辛弃疾宦闽近三年 ,在位皇帝主要是宋光宗赵。赵之昏庸 ,皇后李氏之歹毒 ,遂注定了辛氏“欲飞还敛”,进退两难的尴尬处境 ;对《稼轩词》中的名篇《水龙吟·过南剑双溪楼》和《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蔡义江、蔡国黄将此二词分别系于辛氏做闽宪和帅闽之时 ,既属新见 ,亦颇为精当可从。所谓三山情缘 ,主要是回顾辛氏当年对别称“三山”

读《苏轼诗集》漫笔

署名南宋李涂(耆卿)《文章精义》有云:“韩如海,柳如泉,欧如澜,苏如潮。”而《四库全书总目》则云:“世传韩文如潮,苏文如海。”又清末人氏所作《〈盛世危言〉跋》亦云“韩潮苏海”。虽然有学者早已指出此说有误,但直到而今,仍有将“韩潮苏海”作为“正宗”成语优先收载者。窃以为,就韩愈、苏轼的时代先后、承传、嗣响,以及自然界、生活中“海”与“潮”之渊源则言,谓之“韩海苏潮”,更近腠理。此系本文第一要点。第二要点是,将苏诗某几篇章,与刘禹锡、白居易之相关诗作加以比较,从而体现其青、蓝之连及各自长短所在。第三要点是,指出李清照在她各种体裁的创作中,对苏诗或有所隐括,或有所化用,或其他多种形式的借取。第四要点包括两方面:其一,秦观之所以人到中年,方由自取初字“太虚”改为“少游”,与其说是受《后汉书·马援传》启发,毋宁说是对苏轼政见愈益趋同之所致;其二,《稼轩词》不仅常以苏诗为典,且多有创意出新。而苏、辛对同类典故之运用,辛每每更为出色。

春葩丽藻 宛如粲花——散论沈祖棻的新诗和抒情小说

上世纪我国诞生了至少三位女性"文曲星,"她们是世纪同龄人谢冰心、冯沅君和九年后出生的沈祖棻。三人最初都是以出手不凡的小说创作跻身文坛,谢、沈又继以新诗称名,冯则走上了国学研究、教授之路,直到1974年赍志而殁。谢冰心以散文、小说著称。沈祖棻除了小说创作很快封笔,诗词、国学珠联璧合,尤以旧体诗词创作、鉴赏赢得"洛阳纸贵"之盛名。她们三位的夫君吴文藻、陆侃如、程千帆都曾被错划为"右派"。除了都被降职、降薪,程千帆一度还被夺职下放牧牛为业,其妻沈祖棻则以一人之薪俸供养公婆、丈夫、晚辈等八口之家。谢、冯都曾膺任各种名誉性的显要职务,成为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新时期以来,谢冰心在创作上堪称梅开二度,以99岁高龄寿终正寝,哀荣有加。沈祖棻自1957年以来,一直背着右派家属和摘帽右派家属沉重政治包袱,1977年遭车祸死于非命。她们三人都是压赛须眉的杰出女性,其中沈祖棻的才学尤多好评,而遭遇倍加坎坷,正所谓"时数限人,文章憎命"。在自古以来多灾多难的文人中,沈祖棻尤令人为之一掬痛心之泪。此文既为悼祭沈先生逝世30周年而作,也是对其鲜为年轻一代所知的新诗和小说创作成就加以弘扬,以期沈先生的美德和业绩全方位地永驻人心。

白诗的得失及风格的变化

唐宪宗李纯元和十年（公元815年），白居易四十四岁时，上表请求严缉刺死宰相武元衡的凶手，被贬扫江州司马。

《洛神赋》主旨寻绎——为“感甄”说一辩兼驳“寄心君王”说

“感甄”说和“寄心君王”说，是对曹植《洛神赋》主旨的两种不同理解。“感甄”说出自清胡克家重刊宋尤袤本《文选》卷十九《洛神赋》李善注引《记》的一段材料：

宋四家“七夕”词新论

欧阳修的七夕词主要宣泄了他因政治上被谪失意和与爱妻长期分离而产生的内心痛苦。秦观的七夕词主要表现了他因多次遭贬而抛妻舍子的离恨和对自己与苏轼等人友情的怀念与歌颂。李清照的七夕词主要表现了党争带给她的苦闷和她与赵明诚爱情关系由亲密到疏远的变化及她所受的情感折磨。朱淑真的七夕词主要表现了她对真正爱情热烈执著地追求。

屈原·《离骚》魅力紬绎

屈原及其《离骚》的魅力是永久的共认的。大者如与社会政治和时代思潮相关的“楚材晋用”、忧患意识,单就屆子泽畔行吟它令多少人趋之若鹜、论列不尽;小者如其中的一字一句、一草一木亦往往与时尚密不可分,比如“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此二句的意思可直译为:清晨饮用木兰花上落下的露珠,晚餐进用凋落的秋菊。

建安诗风的衍变

在中国文学史上,关于建安诗歌的思想艺术特色,是用“建安风骨”加以概括的。“建安风骨”一词,虽然是出自宋严羽的《沧浪诗话·诗评》,但在解释“建安风骨”时,基本上是沿用刘勰《文心雕龙》的说法:

读杨勇《谢灵运年谱》后记

虽然在华夏文学史上作家作品多到难计其数,但真正具有独特魅力的文学人物,为数并不多。谢灵运就是这类少有的诱人的诗人之一。在笔者心目中,他的名字不仅可以并列排在屈原、曹植、陶渊明之后,还曾一度深深地受到他的诗句:“谁谓古今殊,异世可同调”(《七里濑》)的感染,认为作“谢客”的“同调”,比他作东汉人严光的“伺调”、内涵更丰富、更有诗意。后来,随着齿位的变迁和阅历的增补,那种追求“同调”的热忱虽有所降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