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刑案刑事和解弊端及限制使用

自我国引入刑事和解制度以来,由于长时间缺乏统一立法,致使各地司法实践中的适用范围不尽一致,从轻刑案件到重罪案件,甚至扩展到死刑案件的刑事和解探索。没有明确法律限定的刑事和解实践,引发了来自理论界甚至实务部门的诸多争论和探讨,尤其是包括死刑案件在内的重罪案件和解,更是受到广泛质疑。死刑案件刑事和解的大范围适用,必然会导致其弊端的扩大和对刑事和解制度的失控、民众一时间无法接受、相对稳定的法环境被破坏等不良影响。当然,我们不能绝对排除死刑案件中限制性适用刑事和解,可以在一定范围内的死刑案件中适用刑事和解制度。

论法学硕士研究生教学模式改革

法学教育是关乎中国法治建设未来的重要命题.当前由于社会格局变化,招生规模扩大和东西文化之融合,法学教育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呈现五大矛盾关系.本文通过对五大矛盾关系的梳理分析,从而提出教学模式相应的改革方案,以整改当前法学硕士研究生教育存在的不足.

“强奸转通奸”司法解释的困境与出路

由"庄志伟案"可知,两高一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的司法解释存在不合理之处。该司法解释在适用的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问题。只有引入刑事和解制度,才能根本上改变现有状况。

醉酒驾车案件法律定性再思考——以过于自信的过失与间接故意的区别为视角

近期发生的一系列醉酒驾车交通肇事案件，从四川孙伟铭案到三门峡王卫斌案，从南京张明宝案到杭州魏志刚案，无不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及学界的热烈讨论。该类案件往往主观方面难以认定，法律定性把握困难，同时涉及公共安全的重大问题。并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汽车人均保有量的增加，此类案件必将呈高发态势。其争议的焦点则主要集中于对肇事者的行为定性方面：是认定其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还是交通肇事罪？

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的重新定位

因刑事责任能力免罪,使得司法实务中出现了罪刑失衡现象,由此引发了关于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重新定位的争议及探讨。鉴于现行法律体系下,刑事责任能力在犯罪构成中的定位可能导致罪刑不均衡、对侵害法益的行为无力给予否定评价、不利于保护无刑事责任能力人的合法权益等原因,应当剔除出犯罪构成,不作为定罪依据,仅作为量刑依据,以体现刑法的公正性与科学性,符合防卫社会的要求。

完善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制度的思考——以浙江省未成年人犯罪审判实践为样本

未成年人审判因为其生理、心理、社会角色等多方面因素区别于普通审判程序。我国实行三十余年的少年审判制度在矫正未成年犯罪人方面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但也存在立法滞后、矫正制度欠缺、保护失衡等问题。建议借鉴英美等国的家事法院、未成年人审判制度,将未成年人的行政处罚案件、民事纠纷案件与传统刑事案件合一审理,同时建立司法分流、刑事和解、庭外心理干预、异地籍未成年人帮教基地等制度,以完善新时期成年人的司法保护体系。

论建立完全约定化的夫妻财产制度

基于夫妻财产关系是婚姻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夫妻财产制度向来也是婚姻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随着社会的日益发展,婚姻关系不再是一成不变,坚固异常了。婚姻关系因人为因素破裂解除的现象不断上升。每每这时夫妻间的财产关系都将成为纠纷的根源。设计一种什么样的足以让当事人基于自己自由意志确立一种合乎其实际需要的夫妻财产制度,同时便捷处理夫妻财产纠纷,越来越为人们所重视。为了适应社会大众心理不断开放的现实的需要,使得当事人意思自治在夫妻财产关系确立过程中得到充分体现,试图从概括性法条的设计与相关制度的解释方面从立法讨论层面上确立一种完全约定化的夫妻财产制度。以显现代民法之主义。

历史法学派之借鉴与中国民法典制定之反思

在中国已进入大规模立法的今天,我们面临着法典化的强烈呼求,但也同时面临着法学发展的不完全与城乡二元的对立等障碍,如何应对这种矛盾,换言之,我们现在法典化是否过于仓促,就成了摆在整个转型期中国法学与立法者面前的、不可绕开的难题。200年前的德国,面对着四分五裂的各邦也同样有着这样的争论,其中最有影响的萨维尼与蒂博的论战,这场论争以萨维尼的反对仓促法典化的主张胜利告终,其立足点主要在于民族精神的尚未完成与法学发展的不完善。那么中国今天的大规模的立法,尤其是法典化运动,对此应该有所借鉴。

共有物分管协议对抗效力刍议

按份共有人关于共有物管理利用往往订有分管契约(分管协议),无论口头书面,在某共有人将该共有物之份额转让时,都会涉及到原共有人之间的分管协议能否对继受人生效的问题,即分管协议是否具有对抗效力。各国(德、日、瑞、台湾地区、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在这个问题上的立法例与判例、学说都有不同,而我国《物权法》则语焉不详,有待于法律解释和立法补充,笔者认为应该类推适用租赁契约的物权化从而赋予其对抗效力。与此问题相关的建筑物区分所有中更为普遍的"小区物业规约"之类的分管契约,各国一般都较统一的认为其对继受人有对抗效力。本文还讨论不能达成分管协议时之救济问题,为我国的学说、立法与司法提供了借鉴。

人工智能对我国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分析

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入发展,很多领域都将与人工智能技术相结合实现智能化,这对面临毕业求职的大学生来说这既是机遇又是挑战。据此,主要对人工智能与大学生就业问题进行研究分析,挖掘人工智能发展对大学生就业的影响并对其出现的某些问题提出参考建议和解决方案。

论法院数字共同体的构建:以人工智能辅助司法为视角

人类个体知识传递面临如何转化为群体知识、如何实现代际传承两大难题,具体到法律领域表现为教育的代际递减、案例的信息过载与立法的过度抽象,从而导致了“同案不同判”“同错常同犯”以及裁判规则难以转化为社会行为准则三大问题。各国司法将视线投向人工智能技术,在智能辅助司法事务和有限的智能审判上的探索初具成效,但让算法学会裁判的“正向路径”则受各种因素影响而举步维艰。在强人工智能成熟前,人民法院通过构建案件质量回溯数字共同体以避免法官办理错案的“反向路径”更为可行。通过错案规则的结构化、代码化、平台化,彻底打破个体与群体、群体代际之间的隔阂,以此为雏形逐步构建出司法数据共建共治、司法资源共通共享、法律知识共学共用的数字共同体,以司法领域人机共融的路径实现从碳基生命向硅基生命的跨越式革命。

网络暴力的刑法治理与罪名增设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征求意见稿》)指出,要充分认识网络暴力的社会危害性,依法严惩网络排谤、网络悔辱、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线下滋扰、恶意营销炒作等行为。《征求意见稿》的发布,引发了社会各界关于“网络暴力犯罪”相关法律问题的进一步探讨。本文将从网络暴力的概念出发,探究其认定标准、梳理其侵害的法益并提出新设罪名的设计路径。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研究

刑事和解,又称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和解、被害人与加害人会议、当事人调停或者恢复正义会商。该制度的目的是为了恢复已经被破坏的社会关系,安抚补偿被害人,并使加害人能够复归社会等。其作为一种利益权衡制度,以强调被害人的保护为根本,从而使得社会。

重罪案件刑事和解制度初探

刑事和解作为处理刑事案件的一种新兴的方式,与替代性纠纷解决机制的精神正相契合,另外这种制度又不同于纯粹意义上的民间"私了",更不等于"赔钱减刑"。在我国立法对此尚未做出明确规定的情况下,各地司法实践中已经开始了刑事和解的尝试。但是相对于轻刑案件中的刑事和解,重罪案件的刑事和解引发了更大的争议,无论从学理上还是从实务操作上都存有许多值得反思和探讨的地方,例如重罪案件中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国家和当事人之间刑权力的分配等等。本文在探讨了以上问题后尝试给出初步的建议和意见,以供立法、学术与司法实务参考。

网络暴力的刑法治理与罪名增设

近年来,网络暴力犯罪高发频发,给全网全社会造成的危害日益凸显,成为理论和实践关注的重要问题。深入研究网络暴力行为,并探究刑法治理的可行性方案,紧迫且必要。研究网络暴力犯罪首先应当厘清网络暴力的概念及认定标准,包括不特定群体的参与性、量变到质变的积聚性、危害后果的失控性三个要件。网络暴力犯罪可能侵害个人法益、社会法益或国家法益,并必然对网络空间秩序法益造成侵害。在现行刑法体系内网络暴力行为定性问题存在许多困境,如传统罪名适用显得生硬牵强、网络暴力犯罪的罪数问题复杂、网络暴力受害者维权难度大等。因此,新设网络暴力罪,并适用公诉程序追究犯罪是网络暴力刑法治理的可行路径。

我国P2P网贷平台法律规制中的刑民分界问题

P2P网贷平台不断推陈出新的业务模式与运作方式频频遭遇刑法评价上罪与非罪的拷问。刑民分界问题成为处理该领域案件难以回避的争议焦点,主要包括拆标行为、担保行为中的刑民分界问题。处理刑民争议案件应坚持一定的理念与原则,实体法上应贯彻刑事优先理念,"刑法是最后一道屏障"的观念不适用于刑事司法层面;程序法上应根据涉案标的是否具有同一性,妥善处理民事诉讼程序与刑事诉讼程序之间的关系。

合同违约方解除权制度辨析——以民法典合同编(二审稿)第三百五十三条为样本

本次民法典合同编的起草过程中亮点很多,其中涉及合同权利义务终止部分的一项根本性制度,即合同解除制度,从一开始就饱受司法与学术界关注,其中尤以合同违约方的解除权问题争议最大。合同编一审、二审两次草案第三百五十三条所采取的立场与现行立法截然不同,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与理论研究中所采纳的观点也与草案相左,对该问题亟需从根本上予以厘清。

虚拟财产的刑法意义

随着"电力时代"向"算力时代"的转变,虚拟财产已成为经济社会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厘清虚拟财产研究方向的基础上,需对虚拟财产边界进行界定,区分虚拟财产与数据、网络服务、知识产权、个人信息、真实财产电子化的异同,甄别虚拟财产与虚拟财物的概念。特别要提炼判断虚拟财产属于刑法意义上"财物"的四要素标准,即数字性、价值性、专属流通性、相对稀缺性,并对虚拟财产进行类型化研究,解析不同类型虚拟财产背后所折射的法益,得出行为定性的依据及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