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动互联网时代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的危机与出路

由于移动互联网在高校的全面普及,基于讲台和桌面电脑的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模式正面临智能手机带来的新挑战。面对新的危机,中国现当代文学教学改革首先需要将教师独白的文学"讲座"变为师生共同参与讨论的众声喧哗的文学"课堂"。当众声喧哗的教学空间形成以后,移动互联网超时空的触点式思维体验才能真正实现正向的教学功能。在众声喧哗的教学空间形成和移动互联网发挥正向功能的同时,教师有必要以基于案例教学的文学决疑术来逐渐完成师生双向自我的共导性建构。

朱英诞诗歌:古典与现代互涉的美学

朱英诞长期被新诗研究者所忽视,并非因其留下的大量诗作缺乏艺术价值,主要在于他公开发表诗作的时空几乎皆集中于抗战时期的沦陷区。当我们今日以开放的心态从历史废墟中重新梳理他的诗歌历程,检视其创作与批评文字,不难领略其中古典与现代两种文化互涉的诗歌美学。而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中,朱英诞古典与现代互涉的诗歌美学是否曾改弦更张?这样的问题不仅属于纯文学的范畴,当然也可以当作我们探讨沦陷区作家文化心理的一个切入点。

寻美话语的现代建构——沈从文新诗批评探析

本文主要讨论被学界关注甚少的沈从文新诗批评,认为他的新诗批评是一种融合了东方古典的人物品藻和作品赏鉴的形态与方法,企图打破现代文学制度阈限,在诗艺阐释中寻求生命之美的大师批评;而与这种寻美的大师批评相对应的则是沈从文所持的"好诗"原则及其生成策略。在坚持本体视角的同时,沈从文又以开放性的问题意识观照新诗的发展历程,敞开了早期新诗的另类图景。

新诗史写作中的问题意识与本体指向——评王光明《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

《现代汉诗的百年演变》一书以新诗研究中少见的问题意识,从现代汉语、现代语境与诗歌文类三者的互动相生关系出发,探究百年中国诗歌演变的本体问题,打破了以往新诗研究的主导性范式和写作模式,实践了诗歌史写作在问题意识和本体指向之间的平衡。

张秀亚抗战时期诗歌创作

张秀亚作为台湾妇女写作的燃灯人,在抗战时期沦陷的京津地区,不仅坚持编辑纯文学期刊,也在自己的诗作中融合深沉的感时忧国精神和中国传统的女性意识。她在诗歌的美学营造方面,以象征女性气质的秀美与温婉为主,而她在爱伦.坡的《钟声》影响下用长诗讲述中国古代民间故事,不仅为新诗诗形建构作出了可贵的探索,也引领了北京沦陷区的长诗创作潮流。

现代田园诗的奠基石——论南星的诗歌创作

作为中国古代诗歌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田园诗,在中国社会由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逐渐加剧的现代化转型进程中,似乎难以再获生机。南星虽然长期遭到新诗史的忽视,但他在中国古代田园诗歌传统和英美现代诗人崇尚自然观念影响下,以其亲近自然的独特心性、敏锐的观察能力和杰出的语言表现能力,创作了大量"温情"的田园诗,为田园诗的现代性再生做出了成功的尝试,可以视作中国现代田园诗的奠基石。

沈从文的现代诗风景

沈从文在新诗坛由"革命期"向"建设期"过渡的时期开始现代诗写作。他的现代诗大多以"我"为主,更多地触及个体的城市生存体验。虽然他的诗在诗艺上略显简单,但他的这些诗歌为我们打开了沈从文作为文学大师的另一面风景。在大量的情诗之外,他还写了不少抒发个人命运感受、讴歌自然与生命、批判都市生活以及记录自己病中思情的诗歌。

在非诗的时代重新做一个小说家——论格非的《江南三部曲》

格非的《江南三部曲》重返现代革命历史的晚清起点,将建国以来革命逐步走向高潮与变异的17年历史陌生化,对后革命时代的市场化社会现实进行反思与批判,已与擅长在中短篇小说中从事审美乌托邦建构的先锋文学判然有别。格非以物象"雾"贯穿全部叙事,在诗意之雾向罪恶之雾的镜像式演变中,巧妙地书写自己对社会乌托邦与审美乌托邦的双重反思,为一代先锋文学家在非诗时代如何重新做一个小说家努力寻找答案。然而,如何重新做一个小说家的问题,仍将与中国未完成的社会现代性辩驳共生。

汉语萨福体的诗体建构与精神取向

虽然古希腊女诗人萨福其人其诗,不断被中国诗人提及和译介,但真正用现代汉语创作四行萨福体者寥若晨星,仅邵洵美、南星和吴兴华三人而已。文章借用肯尼斯·伯克(Kenneth Burke)关于诗是一种象征行动的诗学观念,考察了汉语萨福体的诗体建构与精神取向。他们三人的萨福体写作,在诗体建构方面,是从尝试走向精熟;在精神取向方面,或塑造现代都市的浪漫个体镜像,或以返乡之旅使古典生发出新义,或将个人和民族国家的体验提升至人类生存的形而上层面,无疑都展现了汉语诗体探索中的另一种可能性。

为诗识得轻与重——论熊国华的诗

汉语诗歌强大的载道传统与教化成规、民族国家苦难历史的集体心理创伤、精英意识与民粹情结的二元对立和现代主义诗风追求深度的美学,使现代汉诗几乎完全倾向于卡尔维诺所说的文学之"重"。身处边缘的熊国华从借鉴台湾当代诗歌出发,一直致力于在诗歌的轻与重之间寻求动态的平衡。他在想象都市时,无论其题材和主题差异有多大,都甚少采用古典山水田园诗中常见的重复或并列的抒情结构,而是采用肯尼斯·伯克所说的发展结构,试图在象征行动的展开中找到在非诗都市空间重新做一个抒情诗人的可能。在以文学通则忽视的遗忘笔法化去社会和个人历史的记忆之重时,又不避诗歌的公共性,对生态、历史和现实进行讽喻,呈现了生命的不可承受之轻。

新世纪诗歌底层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现代诗人与底层之间似乎一直以来都存在着一种暧昧的主客体关系,真实的底层往往被诗人们改写或遗忘。随着新世纪以来从自身经验出发而不是从观念出发的底层写作进入新诗场域,重新绘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诗歌地图显得尤为必要。更为重要的是,底层诗人的写作在结合诗艺探索和重构底层主体性方面所取得的实绩,将让我们从文学史角度反思学界对于底层写作的本质主义看法,重新发现诗歌底层写作的文学史意义。

《百合花》《棋王》中的风景闲笔

虽然借助叙事学的力量，如今的小说评赏大多挣脱了典型论的泥淖，但小说中的风景似乎并没有如同人物和情节等关键要素一样被新的理论“拯救”出来。这种小说评赏中的缺憾，尤其体现在当代短篇小说中那些与故事情节看似无关的风景闲笔。

抗战时期北平文坛的半殖民现代主义

中国现代文学的半殖民现代主义性质不仅在抗战以前的海派和京派文学以及抗战时期张爱玲的小说中广泛存在,也表现于抗战时期的北平文坛。除了中国人在正面和敌后战场的顽强抵抗使侵略者无法以彻底的文化殖民控制北平文坛之外,吸收了欧美现代主义的非官方京派文人也使半殖民现代主义在北平沦陷区得以继续存在。即使官方文人如周作人和沈启无等,也因其早已根深蒂固的半殖民现代主义文学立场而无法在文学层面跟上日本军国主义的文化殖民节奏。

体制化想象的质询与诗性的有无——论《“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的研究角度与方法

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以“新诗集”为“事件核”重返新诗发生的现场,以新颖的文学社会学角度和方法,从新诗研究主导性范式难以关注的层面,质询那业已形成的新诗体制化想象,不仅重新开放了新诗研究的问题空间,也更新了社会学的方法。然而,这种社会学研究中的学术诗性也有讨论的必要。

抗战时期北京诗坛论争

伴随新诗而生的大众化与纯诗化论争已为许多新诗研究者关注和阐释,但学界对抗战时期北京诗坛论争的研究尚付阙如。通过梳理抗战时期在北京诗坛依旧持续的大众化与纯诗化论争,不难发现各方在"懂"与"不懂"或者明晰与晦涩诗学主张背后的文化政治,而大众化倡导者对国统区和解放区的叙事长诗创作潮流的呼应不仅遭到了坚守纯诗理想者的回击,也因诗人无法直面沦陷区的现实而在转向史诗的途中被其他大众化倡导者质疑。

被压抑的写实主义——抗战时期北京诗坛的一个侧面

由于受到日本侵略者在政治和文化等方面的严酷控制,抗战时期的北京诗坛难以形成如国统区和解放区那样以爱国主义为旨归的大众化写实主义诗潮,但也出现了李景慈等人对大众化写实主义诗风的积极倡导。高深、吕奇等少数诗人,则在侵略者的文化控制政策下,或者以沉郁悲凉的诗笔见证了那一段民族的痛史,或者以充满大地气息的文字针对民族的苦难抒发反思性的呐喊,为抗战时期的北京诗坛留下了值得重视的作品。

原乡想象与狂欢化书写——论阿来《尘埃落定》的张力叙事

阿来在写作《尘埃落定》时,试图唤醒沉淀于民族历史中的文化碎片,从而编织出他心目中的原乡神话。由于小说文本对原乡想象与狂欢化书写之间张力的精彩呈现,这种神话建构并未如愿以偿。然而,这种张力叙事不仅使自然丰富的人性得以从文本中浮现出来,也从文学史的角度重写了乡土小说的传统叙事机制。

“思想战”与京派文学传统

日本"笔部队"成员意识到"思想战"在掌握北京沦陷区文化艺术领导权方面的重要性,他们通过邀请北京文人参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颁发"大东亚文学赏",成立官方文学团体,压制和利诱具有进步倾向的校园文学社团,对北京文坛实行干预、控制和渗透。然而,由于北京文坛根深蒂固的依然是京派文学传统,"思想战"不仅被具有官方色彩的文人在审美层面疏离,更被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的校园文学社团以各自不同的策略予以反抗。

新时期文学教学的困境与出路

虽然新时期文学是一个聚讼纷纭的概念,但尚无人注意到新时期文学的课程性质,而文学研究与教学环节的脱钩又使新时期文学教学出现困境。针对这种困境在课程设置与历史分期方面的具体表现,可以从审美、历史与对象三个层面找到解困之路。

原乡想象与狂欢化书写——论《尘埃落定》中的张力叙事

阿来在写作《尘埃落定》时,试图唤醒沉淀于民族历史中的文化碎片,从而编织出他心目中的原乡神话。由于小说文本对原乡想象与狂欢化书写之间张力的精彩呈现,这种神话建构并未如愿以偿。然而,这种张力叙事不仅使自然丰富的人性得以从文本中浮现出来,也从文学史的角度重写了乡土小说的传统叙事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