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0年代:从城市书写到城市文学——以邱华栋的北京书写为例

1990年代最重要的文学收获是城市文学的真正诞生。不同于以往以城市为背景式存在的写作,也不同于老舍、废名等人将北京视作精神原乡,从王朔开始的北京书写,逐渐展开了对这座兼具皇权历史、封建意识、政治中心、经济交往多重功能的城市的反思。1990年代以来,年轻作者如邱华栋、徐坤、徐则臣笔下的北京,开始正面表征出城市的现代性。尤其是邱华栋笔下的“闯入者”,他们在新的城市“舞台”上开拓出了非凡的意义。在传统的人与城市博弈的主题之外,又额外凸显出新兴的社交原则、信用关系和理性逻辑。最具有突破性的是,城市在其笔下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道德评价,而成为流动的生命体。

“再造”医者——“十七年”医疗叙事的科学权力、地方经验和动员结构

文学与医学之间存在绵延深刻的联系,以疾病为隐喻及关于诊疗的叙事构成了现代文学的一脉起源。《老残游记》开篇第一回就有“危船一梦”,破船是晚清国势危殆的象征,老残则以医生的眼光为社会揭示病灶。儒家传统里的经世致用为士人浇铸出了这样的道德规约:不为良相,便为良医。对于传统知识分子而言,悬壶济世和出将入相其实是一体两面的。

稻田养萍模式下不同施氮量对稻田氨挥发及红萍生物固氮作用的影响

红萍对水体铵态氮浓度较为敏感,稻田放养红萍模式下,红萍的生物固氮作用及其抑制氨挥发的作用对不同施氮量的响应未知。红萍为水生蕨藻共生体,具有很强的生物固氮能力。红萍可作为优质绿肥放养于稻田,以替代部分化学氮肥,起到节能减排的效应。为明确稻田养萍模式下不同施氮量对红萍生物固氮作用和田间氨挥发的影响,采用盆栽试验设置了0、75、150、225、300 kg/hm^(2)共5个施氮(以纯N量计)水平,监测了稻田放养红萍和水稻单种各处理的氨挥发量、生物固氮速率和水稻产量。结果表明:①同一施氮水平下,稻田放养红萍可显著降低氨挥发日通量峰值及氨挥发总量。在施氮量为225 kg/hm^(2)时,稻田放养红萍对氨挥发总量的抑制作用最大,与水稻单种相比,抑制幅度可达83.2%。②红萍的生物固氮速率及固氮总量与施氮量呈线性负相关关系,随施氮量的增加,固氮速率和固氮量逐渐降低,施氮量300 kg/hm^(2)并放养红萍处理得到的固氮速率及总量同不施氮肥不养萍处理之间无显著差异。③与不养萍处理相比,放养红萍组各处理的水稻产量都明显增加,其中施氮量为225 kg/hm^(2)时水稻增产幅度最大,增幅达21.2%。综上,在施氮条件下,稻田养萍可显著抑制稻田氨挥发并提高水稻产量,随着施氮量的增加,红萍作为生物绿肥的固氮作用受抑制程度加重。在不牺牲水稻产量的前提下,稻田养萍可替代约75 kg/hm^(2)的化学氮肥,且能抑制83.2%的稻田氨挥发。

边界的偏移与固守——新世纪长篇小说的文体形式研究

作为一种野心勃勃的宏阔文本,长篇小说形式所形成的话语模式不仅是结构和语言的有机组合,还是文化心理的能指符号,其发展和变化总是与人们生存境遇的发展变化和整体的时代精神联系在一起。面对近20年的现实和情境之变,形式的变与不变之间有一个充满了纠缠和悖逆的空间,这个空间就是形式格局的张力之所在。形式一方面不断增加对于传统的碰撞,另一方面又要回到既有的格局中对自我进行阐释,其体现的意义并不是文本内部塑造与被塑造的关系,而在于揭示文本结构和社会现实结构的平行关系。形式革新的意义就是要寻找一种可能的文化想象,打开被遮蔽着的现实,进而对自我加以新的指认。当叙述完成的时候,叙述的规则和文学的意义就已经被组织进了现代知识的框架,新世纪的长篇小说形式上的种种蔚为大观的变化,正体现了制度的自我更新能力。

重塑现代自我的精神向度—读徐兆寿长篇小说《鸠摩罗什》

欧洲宗教世界观祛魅之后,社会以理性化运转和组织.在此之后,人的思想逐渐窄化,将世界用已知与未知划分,而非用世俗与神圣来感知.徐兆寿的《鸠摩罗什》以当代/古代、中心/边缘、理性/信仰这几组参差对照的概念来理解一个远离当代的高僧大德,最大可能地保留了信仰具有的包容弹性.在古代的文明里面寻找现代的踪迹,在现代的废墟里寻找古代的生机,是独属于"当代"的课题.这也提示了,在理性、德性、信仰,以及审美的交界处,文学仍拥有巨大的空间.

复制品的光晕与暗影——略论电影艺术对“非遗”的呈现

非物质文化遗产因刻录着久远的生活痕迹和民族密码而对当代社会认识历史有着重大价值。在纪录片、实景演出等形式之外,电影艺术也深刻地参与到非遗议题之中,以可复制的艺术形式对非遗文化展开流动的呈现。它的关键任务在于,在无法复归历史的语境下,用影像呈现解决构建文化认同的问题,不仅仅在其原本的文化内部凝聚主体的认同,同时也要将游离其外的文化"他者"召唤过来。许多电影都只是用传统划出了一条简单的退守轨迹,投下阴影是容易的,但既然是立足传承,电影创作就更应重新点燃光晕,设法呈现非遗文化的特殊性和其来有自的历史,表现出其延续的生命力。

东北书写中的语言、知识与现代危机

新中国成立以后,东北地区崛起了一个包含沈阳、抚顺、锦州、长春、哈尔滨等城市的工业群落,作为“共和国长子”的辽宁省以机械能源和军工为主要产业,成为新中国工业建设的重点基地,铁西区更是有“东方鲁尔”的美称。1984年5月,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扩大国营工业企业自主权的暂行规定》,国有企业纷纷探索管理机制改革,计划经济特征突出的沈阳也从1986年开始全面推行经营承包责任制。正是在这一年,铁西区第一家国企倒闭,随之而来的,是整个东北汹涌的下岗潮及大工厂时代的终结。自此,转型后的东北步入了它的历史下半场。

远行与回归——“局外人”的文学生成和普玄的写作

'远行人必有故事可讲',本雅明的阐释让这句德国民间俗谚走遍万水千山。远行人的故事这个简单的譬喻指代风景和际遇所代表的古典光晕。'如果说农夫和水手是过去时代讲故事的大师,那么工匠阶级就是讲故事的大学。在这里,浪迹天涯者从远方带回的域外传闻与本乡人最捻熟的掌故传闻融为一体。'(1)远行和故事有什么关系呢?距离将经验、技巧乃至观念的差异带入视野.

“新乡土文学”和《陌上》的美学表达

近二三十年,随着社会课题的不断涌现,乡土书写的现实关注度和问题意识不断增强,然而,在蓬勃热闹的探讨里,贡献新的美学经验这一重要的文学任务被一定程度地遮蔽了。长篇小说《陌上》跳出了以往乡土书写中痛心批判和哀婉乡愁的无尽循环,用更为坦然和主动的美学方式去处理乡土文化,并以乡土本身的审美灵性去抵抗社会经济问题笼统化的力量。在漫长的美学系谱中,《陌上》直面近百年的乡土文学叙述范式,背靠作为整体的中国文学传统,面对接续美学传统的压力,《陌上》缓缓展开,凝聚着震荡与安详。

“失事求似”:历史的症候与伦理——重评郭沫若抗战史剧

郭沫若写于抗战期间的《棠棣之花》《屈原》《南冠草》等几部历史剧,虽将目光投向遥远的历史,但意在利用对历史的重新阐释,振奋民众的抗日决心。他所提出的"失事求似"的史剧方法,以一种流动的现实观主动创造历史。郭沫若在融汇个人的抒情特质和历史信心的同时,对史实进行大胆借用和改写,为成千上万的人勾勒宝贵的理想人格,实现了艺术和政治的内部转换,以及自我革命主体的生成。郭沫若史剧中的复杂症候,不能用真伪和道德的框架来进行评判,而应以历史伦理的视野重新认识。

俗世生活的信仰表达——读《鸠摩罗什》

一、内核与外衣在史料和传说的层层铺陈上,徐兆寿复活了一千六百年前鸠摩罗什的高僧大德形象,又在序言和卷外卷部分,塑造了几个虚虚实实的当代面孔,在时空的天堑之上搭起了古今对话的场域。这是认识《鸠摩罗什》的基本立足点。而恰如鲁迅所说,对于《红楼梦》,“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①,我们的讨论无法回避的是,《鸠摩罗什》那难以界定的文体和似乎已远离当下精神生活的际遇,虽向读者呈现了丰富的历史面相,也留下了难以照亮的死角:陌生的西域大地,不可知的神迹,文明之路上信仰、德性与理性的碰撞……我们既可见又不可见地遇到了这么多重障碍。

《沧浪之水》:知识分子新的道德谱系之寻找

知识分子常陷入生存和道德的双重困境里。知识分子被规定的道德,往往来自于儒家文化和西方知识传统,但是二者在中国的语境里不可能获得均衡发展,传统的道德标杆依然是第一大谱系,这其中必然会发生认识偏差和现实纠缠。在这个意义上,小说《沧浪之水》不应该被理解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溃败史,而应该肯定其表现了知识分子寻求摆脱精神困境时在方法上的突围,即作品通过解剖知识与权力的内在关系,展示利益和仁义的矛盾纠葛,表现出积极寻找新的道德谱系之精神向度。

迭代渐显:融媒时代与文学生产的几副面孔

文学生产视野中的纯文学期刊如果将目光停留在1980年代中期,包括1970、80年代之交,谈论文学生产与纯文学期刊(新时期以来,广义的文学期刊包括传统的专业性的纯文学期刊如《人民文学》《收获》《当代》《十月》等,也包括通俗性文学期刊《读者》《青年文摘》等,此外,偏重知识性、学术性的《译林》《读书》,以及近十年来出现的“70后”“80后”作家创办的新锐期刊《最小说》《鲤》《文艺风赏》等也位列其中。

“有情”的革命何以再造新生——重读《苦菜花》

“红色经典”《苦菜花》问世半个多世纪以来,革命母亲的形象是阅读和讨论的集中焦点。本文旨在拓宽文本的阐释空间,通过革命女性娟子的性别意识、痞子英雄柳八爷的阶级观念、宗族长者四大爷的道德秩序、共产党员花子的恋爱选择、母亲在女儿和兵工厂之间取舍等几个事件,来认识王官庄人民对于战争的参与和认知,及战争在这些充满朴素人性的人民身上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最后试得出结论,战争和人性、革命和情感不是背道而驰的话语。在反抗阶级压迫和争取民族独立的道路中,“有情”与革命相互成就,再造新生。

新疆书写的怀旧诗学——评张者的小说

新疆的书写者,似乎都倾向于在小说虚构外,再度阐发写作意图、表达建构意识。张者写作的长篇小说《远水》即如此,他以一曲乡恋呈现了自我和兵团的羁绊。但与作者自己理解的,以赞颂实现对故土的现实占有不同,他文字的戏谑幽默背后是散淡和凝重并存的真正大历史。被怀旧的感情结构推动着,作者以主体意识强势地参与到叙述中并真正主导了回忆和现实。这也就脱离了新疆书写的一般模式,既以个人的际遇偶然去观察历史必然,又着力于寻找地域生成的逻辑和情感起源。

写作的迭代资源和伦理传统——从邱华栋的历史“转型”说起

邱华栋的写作踩着与生命共时空的律动,其书写对象遍及外省青年、都市中产、社会精英,又关涉现代生活和文明思辨、价值考量与历史伦理。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吸收的资源既有经验、信息、知识,又有西方现代主义文艺技法,以及根植于内心的文化传统。尤其是从都市生活转向历史想象之后,他体量庞大的写作序列里清晰地呈现出这些精神资源层累所形成的截面。邱华栋在创造出属于自己的修辞语法时,也不断将自己置于与传统的对话关系之内,以成熟的伦理选择表达了对现代生活的建议。

从“被看”到“看”——论阿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发展

昨日先锋如何面对现实的历史勾连?沉重的史料和鲜活的两百年血泪如何进入文学表达?半个多世纪以前,约翰·巴思就提出了质问,文学的可能性是否已被穷尽。阿来也面对这个难题。在近20年的时间跨幅里,阿来的长篇小说始终关注川属藏族地区的生活与历史,从最初的以藏地奇景来给现代读者提供反向“震惊”体验,到融入自己的沉痛和困惑情绪,为一个行将消失的机村立传,最后干脆亲自深入康巴的两百年历史,丈量它的深刻。在这个过程中,阿来实现了其创作主体从“被看”到“看”的超越,他不断地反思历史的观察视角和文学的自主地位,在文学信仰矮化和创作主体破裂之后建构个人化的理性价值,为历史意识和自主精神重新注入文学做出了努力。

当前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与文学创作问题

时间:2015年3月20号地点:山东大学中心校区知新楼A座719室一文学创作与作家精神资源贺仲明:我们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很自然会关注到"文革"后,尤其是新时期以后,中国作家的精神资源问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王蒙发表的《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论我国作家的非学者化》一文,就提出了作家的精神资源问题。近几年也有学者涉及到这个问题。比如一些学者谈论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持续力问题,创作生命力过快萎缩的问题,都与此有关。确实,很多作家缺乏创作持续力,一部作品是其高峰也是其终结,不少作家年纪轻轻就面临着创作难以为继的问题。

关于国有企业集团内部资产无偿划转涉及流转税问题的建议

近几年国有企业加快供给侧改革,集团内部小规模的资产无偿划转作为公司重组的重要环节和手段对公司发展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但由于现行流转税的处理规定将此类划转按视同销售处理,导致资产划出方必须承担相应的流转税负,对于本已陷于经营困难的资产划出方有较大的冲击,与国家推动兼并重组,提升产业升级的总体要求不符,本文试图从现行所得税对此类业务的性质认定、权益结合法在企业合并中的应用和增值税的产生依据出发阐述现行增值税处理规定与之相背离,需要国家对此类业务进行统一规范和指导。

多模态自主学习对提高大学生英语听力水平的探讨

本文基于多模态这一概念与自主学习理念,阐述了实施多模态自主听力学习的各个环节,且实证研究表明:多模态自主学习对大学生英语听力有促进效用,不仅仅提高了学习者的听力成绩,且提高了学习者学习听力的兴趣,丰富了学习者的听力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