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枫桥经验”推进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路径——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

新时代“枫桥经验”是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经验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和全面依法治国战略在基层的具体实践。以“两个结合”为分析视角,可为新时代“枫桥经验”的历史演进提供方法论指导,厘清“枫桥经验”在产生、发展、创新过程中的历史逻辑,明晰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实践脉络。纵观“枫桥经验”60多年的发展历程,始终坚持以“两个结合”为指导,以良法善治为目标,不断进行理论上的守正和实践上的创新。新的历史时期,要坚持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保证,以人民至上为根本立场,以大抓基层为鲜明导向,以法治思维为工作方法,以建设平安法治社会为目标追求,进一步坚持和发展好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好运用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指导中国基层社会治理法治化的具体实践,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推进基层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党领治理共同体: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创新动力——基于治理力量范式的回塑性建构

现代化治理是有为政府、有效市场和有机社会的合力共治。国家、社会和市场是现代治理的三大根本支柱,在人类治理的历史进程中,分别形成了市场中心主义治理、国家中心主义治理和社会中心主义治理三大治理范式。这三大治理动力范式,因其以某一核心力量为中心,其它两个核心力量为辅助甚或缺失,故而难以推动现代治理的有效运转,加上三大治理力量因其本身固有的限度相继出现市场失灵、政府失灵和社会失灵,从而导致治理不力。新时代,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通过不懈努力,我国在党建引领治理中创生出了中国式治理现代化的“政党中心主义治理”新范式,创构出了“政党有力领导、国家有为服务、市场有效配置、社会有序参与”的协同合作治理动力,构生出了“有力政党、有为政府、有效市场、有机社会”协同共治的党领治理共同体,进而推动中国之治不断向前发展。

双层共创与动态均衡:政村合力下村级议事协商制度现代化实现路径

积极发展村级议事协商是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重要体现,亦是促进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形式。乡村人口结构、业态结构的变化必然带动乡村治理内容和结构的变化。近年来,党和国家持续地通过政策实验推动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提升制度的适应性和有效性,从而能够促进制度现代化转型。在尊重创新的多样性和差异性基础上,分析村级议事协商创新实验案例发现: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差异实为制度在实践场域中的结构化路径差异,基层政府制度供给策略与村庄自主调适共同影响了制度创新的结果差异。在推进村级议事协商制度创新过程中,要注重和坚持乡村治理系统的动态均衡,把握影响村级治理系统动态均衡的关键变量,找到一般经验与具体实践的连接点,实现政府与村庄的有效互动、村民与居民的有效共治、新制度与旧制度的有效互嵌,从而逐步推进和最大限度地提升村级议事协商实践的治理效能。

从网格化管理到网络化治理--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实践、发展与走向

在近些年来的社区治理发展中,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出现了"创新扩散"的现象,呈现出"无网格、不治理"的发展趋势。本文以网格化管理优化转型为出发点,以治理水平和治理能力提升为视角,重新审视网格化管理的生成逻辑及其典型特征,并通过对北京、山西和山东三地的社区网格化管理实践的比较分析,探讨区域性社区网格化管理的建构机理以及这一模式建构的特征差异与基本共识。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要"以网格化管理、社会化服务为方向,健全基层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未来城市社区网格化管理必须要朝着网络化治理的方向前行才能增强内在活力,而在从管理到治理的转型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在于社区网格化管理与社区自治的有机衔接和良性互动。当前,网格化管理的功能转型与服务优化,网络化治理与居民自治的有机衔接以及政府、社会、居民治理网络的搭建和整合等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索。

农村基层治理能力与农村民主管理

增强基层治理能力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关键。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农村民主管理制度逐步建立、不断发展,在组织和引导农民群众参与基层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日益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基石和保障。中共十七届三中全会以来,伴随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改革的深入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实践取得长足进步,法律体系初步形成,组织体系日益健全,制度机制不断创新,内容体系逐渐丰富,保障条件显著改善,基础地位日趋巩固。当前,随着我国农村经济社会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农村基层治理的生态发生了深刻改变,为农村民主管理实践带来了新的挑战和问题,包括城市化进程加快、民主管理出现真空,工业化发展迅猛、管理体系难以整合,信息化程度提高、干群能力凸显不足,社区化服务推进、物质保障有待加强,行政化管理加重、体制机制错位失调,法制化建设滞后、制度建设亟须优化等。为此,进一步推进民主管理的科学发展和提升基层治理的能力建设,需要扩大有序民主、健全三级联动的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强化公共服务、完善多元参与的农村基层治理体制,推进城乡一体、构建融合统一的基层群众自治体系,加大财政支持、加快多元投入的农村社区建设机制,激发社会活力、建构同心多圆的农村民主管理生态,加强顶层设计、形成科学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战略。

法治视域下的社会治理:区域实践与创新路径

在法治视域看来,创新社会治理要求在形式法治上彰显法律的权威与作用,在程序法治上规范社会治理各项事务,在实质法治上完善社会治理体制,在民生法治上尊重民众根本权益。目前,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已逐渐形成了一些地方经验,特别是在法治理念、法治思维以及法治责任等方面形成了共识,同时在法治建设的顶层设计、中层执行以及基层落实中呈现出许多相同的做法,以至于区域社会治理的雷同倾向较为突出,本地优势资源的开发与本地社会服务水平的提升尚显不足。要科学合理、因地制宜地贯彻落实社会治理法治建设的核心要求,必须充分认识社会治理法治实践的区域差异及其形成原因,坚持将创新社会治理置于法治化的轨道中,力求从科学规划社会治理立法进程、有序推进公民参与公共决策、积极营造社区法治文化氛围和全面保障社会组织服务民生等方面大力推进社会治理各项事务的有序运行,真正实现社会治理体系的科学化、法治化、民主化。

新型城镇化背景下现代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体制构建研究

新型城镇化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和国家发展改革战略,正加速我国社会结构和关系的调整与政府职能转型,这为我国农村社会组织的培育和发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良好的契机,其自身在化解社会矛盾、改善公共服务、参与社会管理、发展农村经济和完善社会保障等方面所具有的独特优势也符合新型城镇化发展的要求,两者相互统一。但当前农村社会组织在发展过程中集中表现出类型上呈多样化、发展结构失衡,性质上类行政化、农民参与不足,管理上非制度化、社会公信缺乏以及职能上出现异化、服务能力偏弱等几个方面的特点,这与新形势下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要求还存在一定的差距,由此必须在农村社会组织资源配置、农村社会组织管理机制、农村社会组织支持体系、农村社会组织运行活力、农村社会组织服务能力等五个方面来构建与新型城镇化要求相适应的现代农村社会组织管理体制。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与农村社区腐败治理机制建构

农村集体产权改革的根本目的是保护农民集体权益,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性权利。近年来农村社区腐败不断侵蚀农民集体权益,与产权改革的目的呈现冲突。农村社区腐败治理问题需要放置于农村集体产权的改革与变迁中进行理解,特别是从基础性的产权治理入手来进行探究。当前,最为典型的表现就是,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因集体产权归属不清、责权不明和保护不严等,使得农村社区治理逐步陷入缺乏合理有效产权支撑的困境,突出表现为社区居民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社区"两委"与集体经济组织、社区利益分配与集体经济主体缺位之间的矛盾。下一步,伴随全国农村社区建设工作的积极推进,农民财产权的保护成为农村社区矛盾解决的重点,农村社区腐败治理的关键,就是要确保农民集体有效行使集体土地所有权,重点从明晰产权主体、实施政经分离、完善赋权增能等三个方面着手,通过采取强化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监督机制、规范农村集体资产管理运行机制、创新农村集体组织成员参与机制等,有效建构起预防和治理农村社区腐败的长效机制。

农村基本法律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与政府责任

农村基本法律服务的公共产品属性是其本质属性。这决定了它必须是由政府为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提供的一项基础性法律服务。在当前政府逐步加大农村基本法律服务公共财政投入的同时,需要明确政府责任边界,其上限定位在满足农村社会成员的基本法律服务需要,下限则应该是与政府的财政负担能力相适应。现阶段,应在公共财政框架内界定不同层级政府在不同时间和地域所承担责任的侧重点和功能有所区分并允许相机抉择。为此,要求今后各级政府的责任确定与配置应该注重与把握循序渐进、因地制宜、辖区责任、公平公正、公众参与等原则。

中国农村民主管理机制:形成机理与逻辑整合

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推进农村民主管理实践、健全农村民主管理制度,关键就是要建立并整合四个机制,即完善与农民政治参与积极性不断提高相适应的乡镇治理机制、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充满活力的村民自治机制、推进以保障农民权益为主要内容的农村依法治理机制和构建以完善社会自治功能为导向的农村社会组织机制,并在探索实践中围绕乡镇治理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扩展的趋向、村民自治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发展的核心、农村社会组织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提升的基础以及农村依法治理机制是农村民主管理成长的保障等四个方面不断改革创新,实现农村民主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促进农村民主管理质量的全面提升。

民生法治视域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之道

近年来,全国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实践中逐渐探索出了一些较好的典型做法和经验,在技术手段、目标设置与治理格局诸多方面呈现出新型治理意蕴。但实际运行中,由于当前基层综合治理体制组织资源、制度资源的薄弱,导致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体系和结构面临了诸多困境和问题。从根本上看,农村社区矛盾纠纷排查调处作为一项社区公共服务,同时也属民生法治领域的治理范畴。由此,在全面推进农村社区建设的背景下,必须建构与农村社区法治需求相适应的民生法治体系,以"共治"为思路推进政府、社区与居民依法共同参与社区治理,以"民生"为前提促进社会组织参与社区矛盾纠纷治理,以"法治"为保障努力把社区矛盾纠纷的解决纳入法治化轨道,从而形成以维护农村社会稳定和实现以民生法治为导向的基本运作机制。

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路向及其深化

在公共服务领域,打破政府垄断、肯定市场价值不仅是当前全面深化改革背景下政府职能转变的方向性选择,更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社会治理理念的一次重要更新。回望"以钱养事"改革的十年历程,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不仅符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念要求,而且展示出其在转变政府职能、推动事业单位改革、满足农民公共服务需求、提升农村社会治理水平等方面的实践适用性。因此,市场化理应成为农村公共服务领域改革的路径选择。但受限于农村市场经济发育不成熟和乡镇政府职能转变滞后,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过程中还存在着管理体制不顺畅、市场主体未确立、市场竞争不充分、资金投入不足、队伍建设滞后、群众认识不到位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从根本上说是一些地方改革不到位、政策不落实、运作不规范导致的。为解决以上问题,需要通过优化顶层设计、理顺管理体制,细化服务清单、创新管理机制,壮大服务主体、优化竞争环境,加大财政投入、提升服务能力,重视人才培育、规范内部管理,加大宣传力度、扩大农民参与等措施来进一步深化和拓展农村公共服务市场化改革。

现代农业进程中的农民土地权益保障机制建设——基于豫中L市涉农企业参与农地流转的调查

农业现代化是一个不可逆转和必经的历史进程。在现代农业发展进程中,土地与资本的结合不可避免。当前各地通过涉农企业发展现代农业,农地流转是关键,也是矛盾的焦点。伴随资本下乡,乡村社会容易形成资本和基层权力的利益链,企业家和政府官员为各取所需所采取的某些行为,严重侵害了农民的财富保障安全和财富增值权益。从根本上来看,农民权益受损的关键是保障机制的缺失。为此,应以科学发展观为前提,形成农民利益保护的长效机制;以社会化服务为基础,形成支持农村土地流转的制度机制;以基层民主为主导,形成维护农民利益的保障机制。

农村社会管理视域下基层司法行政的职能创新与机制建构

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担负着直接面向广大农民、面向广大农村提供法律服务、法律保障、法制宣传教育的重要职责,其自身的行业特性决定了其在农村社会管理中具有专业、服务、引导、资源等方面的独特的职能优势。近几年来,农村地区基层司法部门立足自身职能主动适应新形势发展需要,通过延伸工作触角、拓展服务领域、创新工作方法与整合职能资源等方面的功能拓展,实现多维度的农村社会管理创新。农村基层司法行政要在充分发挥自身资源和职能优势的基础上,通过进一步完善法制宣传新机制、纠纷解决新机制、法律援助新机制、社区矫正新机制、危机管理新机制与物质保障新机制,构建起促进农村基层司法行政工作科学发展的新型体制机制。

城乡基层法律服务所改革:区域选择与实践比较

中国政治发展的非均衡性决定了不同区域的城乡基层法律服务所在改革路径和内容上的自主性与差异性。目前,江苏省"自收自支的律师事务所"、上海市"专业化的人民调解室"以及湖北省"民办的法律服务中心"是三种比较有代表性的改革实践。当前城乡基层法律服务所需要改革传统的不适合新时期社会经济发展的城乡二元分割的基层法律服务体制,从而构建现代城乡一体化的基层法律服务体制。

城乡统筹中的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创新--湖北罗田“法务前沿工程”的经验与反思

农村基层政府和广大农民群众遇到的法律问题与日俱增,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的职能弱化问题日益凸显,给传统农村基层司法行政管理模式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和挑战。因此,应改变原有管理观念、管理体制及管理方式,促进传统农村基层司法行政向以主动介入、部门联动和社会参与为特色的新型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转变。当前,可以村(居)自治组织为依托,通过搭建村(居)一级工作平台,吸纳、整合多方力量,促使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将法制宣传教育、人民调解、社区矫正、帮教安置、法律维权等多项职能延伸到最基层的村、组和社区,形成多方参与、共同作用的农村基层司法行政综合服务体系。为此,需要重点研究和解决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机构的职能延伸范围以及村(居)法务组织的职能内容、自治性质、资金支持等问题,从而保障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模式创新的合法性,促进村(居)法务组织在承接农村基层司法行政服务职能的轨道上实现自身的独特性、独立性、延续性。

农村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再深化-湖北省＂以钱养事＂改革的观察和思考

新世纪以来,以"以钱养事"为代表的农村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已经历时多年,但学界围绕着改革的理论基础、现实措施、改革绩效、推广价值等问题所进行的讨论却始终没有停止过。如今,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态势已不同以往,需要我们以新的视角和维度来重新审视农村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的发生逻辑和运作机理。回望改革历程,农村公共服务社会化改革在农村公共服务领域打破政府垄断、肯定市场价值、激发社会活力等方面的独特优势已得到充分展现,但在服务机制构建、服务政策落实、管理体制创新、物质基础夯实、治理结构完善等方面还存在诸多不足,需要通过从壮大服务主体、优化顶层设计、完善政策落实、营造发展环境、创新管理方式、夯实物质基础、规范组织治理、凝聚发展合力等方面深化改革,并进一步从立足服务主体多元化、培育农村公共服务社会化发展环境,立足服务行为市场化、理顺农村公共服务社会化管理体制,立足服务政策法制化、完善农村公共服务社会化制度规范,立足服务基础坚实化、加大农村公共服务社会化资金投入,立足服务组织规范化、激发农村公共服务社会化运转活力以及立足服务参与扩大化、凝聚农村公共服务社会化发展合力等方面采取措施。

共建共享:十八大以来农村社区治理机制的优化路径

十八大以来,在中央政策引领下农村社区治理实践取得显著成效:社区化的组织体系日益完善、社区群众自治不断延伸与拓展、社区服务功能进一步凸显等。与此同时,农村社区治理创新也积累了丰富经验,推进治理主体"融合发展"、治理手段"提档升级"、治理过程"规范提升"、治理规划"高位推进"等创新维度,不断体现着"共建共享"的治理理念。所谓"共建共享",就是遵循以人为本的要求,体现共同参与的治理理念,把"共建"的治理过程与"共享"的治理目标结合起来,是探索和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和实践路径。基于此,为了不断贯彻落实"共建共享"的指导思想与实践路径,以实现农村社区治理现代化、推动和谐社会发展的整体进程,未来农村社区治理创新需要进一步从农村社区治理主体规范机制、治理运行机制及治理保障机制的角度进行优化和完善。

农民眼中的“新农保”:认知、意愿与评价——基于湖北省4县763位农民的调查

新农保是我国针对农村"人口老龄化风险"而设置的一项重要的惠农政策,也是一项长期性的制度设计。充分了解当前新农保的客观运行状况与广大农户的主观认知评价,对新农保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通过对湖北省4县新农保实践调查发现,当前广大农民对新农保的认知整体上处于相对了解、比较理性、保持乐观的状态,绝大多数农民对该政策的实施表示赞同并积极参保,但对补助金额大小、基础养老金发放、政策的稳定性、宣传动员方式等具体实施环节还存在不满或担忧。为此,应当坚持在"保基本、广覆盖、有弹性、可持续"的基础上,充分发挥新农保的作用以保证农民最优化的利益实现,科学管理新农保的各项实施环节,增强政策的普惠、福利功能;合理促进新农保的可持续发展,加强当代农民养老观念的转变;积极拓展新农保的宣传渠道,促进新农保"全覆盖"的实现;灵活规范新农保的制度实施,统筹城乡社会保障体制的发展。

农村基层治理现代化进程中的伦理转型

当前治理伦理的转型,更加倡导价值理性的复归。作为基层社会基本单元的村级、乡镇、县域也要遵循这样的治理逻辑,才能实现实现社会的良序运行。村级治理是国家治理的关键一环,由汲取到服务这一村级治理逻辑变迁的过程,体现了广大农民平等公民权的回归,展现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互动和依赖关系。作为国家行政权力体制的末梢,伴随乡镇机构改革推进,乡镇政权的运作逻辑发生了新的变化,强制行政管理逐渐退去,多元治理模式逐步确立。作为国家力量在乡村社会的代表,县域治理伦理由动员型向回应型的转变,促使基层政府与社会关系不断完善,实现基层政府回应与民众反馈有效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