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松江府布解考论

明代松江府布解的产生源于重赋之下的税粮逋欠。同时,该府作为全国棉纺织中心,出产大量棉布,使以棉布折征税粮来完纳逋欠的措施得以实行,后遂成定制。松江府布解为粗、细布兼有,分派于所属各县,以民运的方式上纳。对于此役的佥派,布匹的征收、上纳,明政府都制定了相应的细则与规定,在施行之初尚能被遵循。但日久生弊,其问题主要是官府的派役不公;相关银两的迟发重扣;解户在解运上纳过程中所受的苛琐留难过多,致使其不能完役。针对布解中存在的弊端,地方官绅提出旨在减轻百姓负担的方法和具体措施,但收效甚微。

当代大学生法治观念调查分析——一项基于非法律专业学生的实证研究

当代大学生法治观念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到其自身的成长,而且对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产生影响。但调查显示,当代大学生不仅法律常识比较欠缺,获取法律知识的能动性较差、途径偏窄,而且法律意识薄弱,维权意识不足。主要原因既有高校法治教育不完善,消极法律文化的沿袭与法治建设的滞后等,也有学生自身对学习法律知识的作用认识不够,家庭教育的功利化等。因此,增强当代大学生法治观念,国家、社会、学校、家庭及大学生自身多方责任必须共担,多管齐下,方可奏效。

菊花的经济价值

菊花在我国已有三千多年的栽培历史。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菊花的经济价值逐步被人们认识,菊花也得到了广泛的栽培和利用。菊花的经济价值主要包含三方面:药用、食用和观赏价值。人们首先认识和利用菊花的药用价值,逐步发展到对菊花的食用和观赏价值的开发和利用。

论当代大学生性别气质变化趋向——基于某高校的调查分析

对当代男女性别气质趋于中性化的趋势,我们应理性观之。其实任何性别气质都只不过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因此,当代大学生性别气质的中性化是他(她)作为社会人存在的一种正常现象。只要整个社会对性别气质中性化加以重视,并正确引导,它将是通向兼具两性人格优点和长处的"双性化"的必经阶段,也恰恰证明男女平等更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

试析建国前美棉在我国的引种、推广及其历史启示

主要阐述了建国前美棉在我国大量引种、推广所经历的具有各自显著特征的几个阶段,即缺乏科学方法和有效措施的政府机构、民间团体及有识之士倡导下的初步引种、推广阶段;科学试验并对美棉进行驯化的民间团体与学术机构相合作的推广阶段;政府周密组织实施的统一推广阶段。从中得出,农作物新品种的引种推广的成功,科技力量的支持与政府系统地组织和安排是关键。

明代苏松地区棉纺织业发展考论

明代是苏松地区棉纺织业大发展的时期。明初推行的一系列鼓励经济作物种植的政策,促进了棉作区域的扩展,至明中叶以后形成了沿江濒海的植棉区,为棉纺织业提供了大量的原料。棉纺织机具的改进提高了纺织效率,推动了棉纺织业的快速发展。棉纺织业内部初步出现专业化分工、棉布品种花色的增多,形成了具有区域特点的棉布加工运销体系。棉纺织业的发展促进了苏松地区专业市镇的兴起和棉货贸易的繁荣,使得以棉布折征赋税成为定制,但伴随之的苛重的布解,成为当地百姓的沉重负担。

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成逻辑、理论渊源与政党责任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核心在于"全面",关键在于"建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成坚持了历史与逻辑、传统文化与现代文明高度的内在统一;而其赖以生成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和唯物史观、党的奋斗纲领、邓小平的"共富"思想以及人本主义理念。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根本在于要有一个致力于实现治理制度化、现代化的强有力的政党,在整体观念的指导下,引领整个社会以实干兴邦的实践价值导向,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各项事业不断进步。

论古代文人与菊的文化内涵

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菊从最初的药用花卉,到深受文人雅士喜爱的观赏花卉,其文化意蕴逐渐显现。特别是在对菊的吟咏、赞叹之中,历代文人常借菊抒怀,或比颂高洁,卓而不群;亦或坚守气节,不屈不挠;有抒发友谊,怀思亲友;也有慨叹迟暮,感伤孤独。从而使菊成为不同境遇中的文人的象征,赋予了菊丰富的文化内涵。

明清时期苏松地区棉布销售品种多样化探析

明清时期,苏松地区的棉布销售品种根据织作方法可以分为平纹布和纹织布两个大类,其经历了一个从明代格局初定到清代不断推陈出新、多样化的过程,在棉布的规格上也由幅阔度长转而狭幅促度。与明代相比,清代前期苏松地区经整染加工再行销售的棉布大为增加,销量也远高于明代。这一时期,由于该地区棉布销售市场的调整变化,加之棉布后续加工业——染、踹业的发达,使得棉布的销售品种丰富多样,满足了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

论当代大学生性别气质变化趋向——基于某高校的调查分析

当代大学生不仅认定自我性别气质趋于中性化,同时也期待他人性别气质趋于中性化,故而对于男女性别气质趋于中性化的外表和行为都能欣然接受。对此,应理性观之。传统二元对立的男女性别气质向现代多元化性别气质的转变是大势所趋;而且从来自城乡大学生性别气质中性化程度的差异也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任何性别气质都只不过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因此,当代大学生性别气质的中性化是他(她)作为社会人存在的一种正常现象。只要整个社会对性别气质中性化加以重视,并正确引导,它将是通向兼具两性人格优点和长处的"双性化"的必经阶段,也恰恰证明男女平等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

论当代大学生性别气质变化趋向——基于某高校的调查分析

当代大学生不仅自我认定而且期待他人性别气质趋于中性化,故而对于男女性别气质趋于中性化的外表和行为也能欣然接受。对此,我们应理性观之。应该认识到,传统二元对立的男女性别气质向现代多元化性别气质的转变只是大势所趋;而且从来自城乡大学生性别气质中性化程度的差异也一定程度上验证了任何性别气质都只不过是社会和文化建构的结果。因此,当代大学生性别气质的中性化是他(她)作为社会人存在的一种正常现象。只要整个社会对性别气质中性化加以重视,并正确引导,它将是通向兼具两性人格优点和长处的"双性化"的必经阶段。这也恰恰证明男女平等向前迈进了重要一步。

抗战时期毛泽东论党员廉洁自律和他律

党员干部廉洁关涉到党的先进性及执政合法性。在抗战时期,毛泽东认为,干部的廉洁需要内在自省和外力约束,即通过自律和他律双管齐下方能实现。实现廉洁自律,需要党员有为民谋利的服务意识和以身作则的榜样意识;而法律、制度的制衡及民主监督的约束则是确保党员廉洁的他律之法。毛泽东关于党员廉洁自律和他律的一系列深刻见解,至今仍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论中国抗战精神的文化品格

中国抗战精神,既是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伟大实践经验的总结和反映,也是对中华优秀传统伦理文化精神的继承和弘扬。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国抗战精神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文化品格。爱国主义精神体现中国抗战精神的"本性"品格,自强不息精神体现中国抗战精神的"刚性"品格,厚德载物精神体现中国抗战精神的"柔性"品格,艰苦奋斗精神体现中国抗战精神的"韧性"品格。爱国主义精神、自强不息精神、厚德载物精神、艰苦奋斗精神,四者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相辅相成,共同建构起爱国主义精神的大厦,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品格支撑。在当今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及文化多元化的时代背景下,弘扬伟大的中国抗战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论中国抗战精神的文化品格

从文化角度来看,中国抗战精神蕴含着丰富而深刻的传统文化品格:爱国主义体现中国抗战精神的"本性"品格、自强不息体现中国抗战精神的"刚性"品格、厚德载物体现中国抗战精神的"柔性"品格、艰苦奋斗体现中国抗战精神的"韧性"品格。四者相互联系、相互包含、相辅相成,共同建构起爱国主义精神的大厦,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提供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在当代中国,弘扬抗战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乡村自治中现代德治精神的培育

传统中国乡村社会的治理,既是一种礼俗之治,具有包容贵和、互惠协作的德治精神,也是以乡绅精英为代表的私德之治,在封建专制体制下,最终走向人治;而建立在市场经济和民主法治基础上的现代乡村德治,是一种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公德之治,更是一种与法治底线原则相一致的规则之治。乡村自治中德治的有效实现,需要加强对广大农民现代德治精神的培育。在尊重地方传统和法治精神的前提下,既要构筑现代乡村德治的传统道德底色,又要培育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主流道德观,且要在乡村自治中积极推动现代德治精神的实践养成。

明清时期江南“二府”官布征解之比较

明清时期,松江府、苏州府的官布征解是缘于江南重赋之下的税粮逋欠,二府的官布征解呈现出以下特点:在官布征收上,二府总额相近,但在本、折官布比例上不同,松江府征解的本色官布数额多于苏州府;在官布编银上,二府编银细目大致相同,松江府官布的编银总额相对较高;在官布的解运方式上,明代松江府以民运为主,苏州府则先民运后官解,至清初二府均为官办官解,尽革前明积弊。同时,由于松江府在棉纺织技术与棉纺织业的商品生产更为发达,使得其征解的官布有粗、细布之别,导致二府在官布本、折比例、编银以及解运方式上有所差别。但通过比较,亦可以看出明清时期江南赋役制度变革的一个总体趋势即赋税与劳役的货币化。

论明代松江府“上上役”之布解与北运白粮

明代,松江府的布解役与北运白粮役为该府五年一编审的大役,因路途遥远,花费繁多,上纳艰难,民甚苦之,被列为"上上役"。两役所征解的官布与白粮均有本、折之分,亦编有与解运相关的费用;且两者皆与皇室内府消费密切相关,因此官布与白粮的改折比例较小,多为临时性的改折;由于两役均为民运,导致弊病丛生:在解户的佥派上放富差贫,征收的不足额与解运相关费用的迟发重扣,解运上纳过程中的需索与科罚。针对积弊,明代各级官员也提出了相应的举措加以解决,但终明之世,两役实为松江府百姓的沉重负担。通过对松江府"上上役"布解与北运白粮的分析与比较,可以看出两役作为该府重赋之下的产物,更多地体现了赋税与差役的结合,而由此亦可佐证明代江南地区之所以"困于税粮",正是"差役亦出于税粮"之故。

试析明代松江府“上上役”之布解与北运白粮

明代,松江府的布解役与北运白粮役为该府的"上上役"。两役所征解的官布与白粮均有本、折之分,亦编有与解运相关的费用;且两者皆与皇室内府消费密切相关,因此官布与白粮的改折比例较小,多为临时性的改折;由于两役均为民运,导致弊病丛生:在解户的佥派上放富差贫,征收的不足额与解运相关费用的迟发重扣,解运上纳过程中的需索与科罚。针对积弊,明代地方官员也提出了相应的举措加以解决,但终明之世,两役实为松江府百姓的沉重负担。通过对松江府"上上役"布解与北运白粮的分析与比较,可以看出两役作为该府重赋之下的产物,更多地体现了赋税与差役的结合,由此可佐证明代江南地区之所以"困于税粮",正是"差役亦出于税粮"之故。

论明清松江府官布征解之变迁

明代松江府官布的征解从全部征收实物到本、折兼收,在清代前期,经过两次改折之后,折色比例进一步扩大,而本色官布的征收比例则不断缩小,折色的征收成为常态。本、折官布价银等费用的编征,在清代前期呈现大幅上升趋势,征银总额远超明代。而官布的征解方式则由明代的民办民解转变为清代的官办官解,革除了明代在佥民办运过程中的各种积弊,并从制度上逐步加以完善,加强对各环节的监管,明确官吏的职责,缩短官布从价银的编征到办解上纳的整个流程,有效地降低了官府员役从中侵渔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