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一人公司立法缺失、冲突问题的研究

我国《公司法》确立了一人公司制度。一人公司的特征表现为股东的单一性、法人资格的独立性、组织机构设置的特殊性、股东责任的有限性和资本制度的特殊性。这些也正是一人公司风险存在的根源,应通过制度设计予以防范。我国现行《公司法》关于一人公司立法存在资本制度的内外冲突和组织制度安排的冲突等问题,应通过立法使一人公司法律制度得到完善。

从国外优先权立法例看我国物权立法对优先权之取舍

优先权制度起源于罗马法。世界各国民法对优先权的立法例有法日式和德瑞式两种。我国现行民事立法不承认优先权是一种独立的担保物权,与德瑞式的立法模式相一致。

行政机关的诉权与行政诉讼权利研究

我国现行行政诉讼立法在配置行政诉讼双方当事人诉讼权利的过程中,强化行政机关的诉讼义务而扩大了行政相对人的诉讼权利。应重新设置行政机关的诉权,赋予行政机关较多的诉权与诉讼权利,平衡双方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地位,明确行政诉讼制度中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和诉讼义务,从而保障行政机关的诉权与诉讼权利。

在欲望与理性之间:沉默的理由与自由

面对司法机关的讯问,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常常保持本能的沉默,这是人趋利避害的本性所致,而这也正是沉默的理由。沉默的理由尚需要理性的引导,欲望只提供行为的目的,理性为达到这一目的提供手段。沉默不仅仅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手段,同时也属于自由的范畴。只有在人的独立性、自主性得到肯定的前提下,沉默的自由才能得到实现。

论道德法律化的可行性

道德与法律是社会中的两种主要调节方式。在道德与法律的互动过程中,道德越来越法律化。道德中的正确理解利益、正义以及应坚持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性的观点是道德法律化的价值基础。我国转型时期出现的道德缺失现象要求法律对道德加以补救,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同时,道德规范的多元性以及强制性特点也需要法律对道德规范加以补充。

论司法裁判中合理对话机制的构建

在我国司法裁判过程中,合理的对话环境并未真正形成,法官的权威色彩仍比较浓重,这种现象不利于司法裁判公正的实现。应正确适用法律以体现司法判决的合法性与正当性,设置公平的对话程序,构建合理的对话机制,使其他主体的言说在一定的控制下得以充分展示。须对法官的偏执武断进行有效的防范,从而确保法官在司法裁判过程中的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