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敏感网络构建及其修复格局研究——以陕西省为例

生态敏感网络是通过建立生态敏感离散、孤立区域在结构功能上的相互联系,模拟生态敏感区域间负面生态联系的一种生态结构模型。本文首先界定生态敏感网络相关概念,构建生态敏感网络研究框架,以陕西省为案例,采用物质量评估的方法评价其生态敏感性,在此基础上构建生态敏感网络,结果如下:①陕西省生态敏感性空间分布差异显著,极敏感区和敏感区主要分布在长城北部风沙高原、陕北黄土高原、关中平原、陕南低山丘陵盆地和渭北高原丘陵沟壑区。②共筛选出生态敏感源地34块、敏感节点50处、敏感廊道77条,生态敏感网络在陕西省北部分布较为密集,中部稀疏,南部基本不存在。③黄龙山–子午岭对阻滞生态敏感网络密集区域与稀疏区域间的联系起重要作用,秦岭山脉对阻滞生态敏感网络负面生态流向生态功能重要区域流动起关键作用。④生态修复格局表明可以通过增加生态修复斑块,在河流与交通修复廊道中预留相应的生态修复空间,以更好的阻滞敏感源间的生态流动。研究结果可为完善生态修复格局构建提供科学依据。

农户对气候变化与农作物关键物候期气象灾害的感知研究——以樱桃种植为例

探讨农户对气候变化及关键物候期气象灾害的感知,可以为农户及时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提供理论基础.基于陕西省西安市灞桥区种植樱桃的农户入户调查数据,运用描述统计、logistic回归和多元回归分析农户对气候变化与樱桃关键物候期气象灾害的感知及其影响因素.结果表明:1)性别和对当地夏季平均气温感知对农户在樱桃开花期低温阴雨/霜冻灾害的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文化程度有显著负向影响;2)性别、年龄、对当地冬季平均气温的感知对农户幼果硬核期干旱灾害的感知具有显著正向影响,家庭劳动力数量具有显著负向影响;3)农户夏季和冬季平均气温感知对农户在樱桃成熟期连阴雨灾害的感知有显著正向影响,性别、文化程度、家庭劳动力数量和农户的年平均降水量的感知有显著负向影响.基于影响农户感知的重要因素,为提高农户感知的准确性和及时准确地采取应对措施提出了对策建议.

基于实际调查与观测解译对比验证的土地沙漠化敏感性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将生态敏感性实际调查结果与观测解译结果进行对比验证并进行修正,对提升生态敏感性评估的准确性和科学性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基于遥感解译和气候观测数据,构建土地沙漠化敏感性评价指标体系,评价陕西省土地沙漠化敏感性,结合陕西省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实际调查结果,对比验证敏感性评价结果,分析实际调查与观测解译结果间的差异,并对土地沙漠化敏感性观测解译评价结果进行修正。结果表明:(1)观测解译结果显示陕西省土地沙漠化敏感性空间差异显著,极敏感区主要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延安市和渭南市。(2)实测调查结果显示第五次荒漠化和沙化调查中土地沙漠化区主要分布于榆林市北部长城沿线地区。(3)差异特点表明92.5%的实际调查结果土地沙漠化区域与土地沙漠化敏感性观测解译评价结果存在空间上的重叠,但只有71.8%的观测解译极敏感区与实际调查土地沙漠化区域间存在空间重叠。(4)造成差异的原因在于数据来源误差、模型构建误差以及指标赋值误差3个方面。(5)修正后的陕西省土地沙漠化敏感性评价结果显示极敏感区域主要位于陕西省榆林市、延安市北部和渭南市大荔县,较基于观测解译的评价结果增加面积110.41 km2。针对差异原因和特点,可以针对性的完善生态敏感性评价体系和分析框架。

基于生态网络优化的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以陕西省为例

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是开展生态保护工作的科学基础。本研究基于自然资源数据库对陕西省生态保护重要性进行评价,在此基础上使用生态网络分析的方法对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结果进行优化,进而构建陕西省生态保护空间格局。结果表明:陕西省生态系统调节功能极重要区面积为67562.30 km^(2),占全省总面积的32.8%,主要分布在秦巴山地、关山和子午岭地区;生态极敏感区面积为13260.88 km^(2),占全省总面积的6.4%,主要位于黄土高原地区。研究区内包括30处生态源地和106处生态节点,呈现出南多北少、西多东少的分布特点,103条生态廊道则以南北纵向分布为主。利用生态网络对生态保护重要性初始评价结果进行优化,识别并增加3.3%生态保护极重要区域。全省生态保护极重要区面积为84362.30 km^(2),占全省总面积的40.97%。基于生态保护重要性评价优化结果,可构建点-线-面相结合的网络状生态保护空间格局。本研究通过叠加分析和生态网络相结合的方法构建区域生态保护格局,可以有效提高生态保护与修复区域划定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樱桃种植户对气候变化及气象灾害的适应行为效能感知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化及气象灾害频发的背景下,农户的适应行为受到了众多学者的关注,而适应行为的效能感知关系到农户能否准确有效地应对气候变化和气象灾害带来的影响,从而提高适应能力,降低生计风险。基于陕西省白鹿原地区9个村落的相关统计数据,运用计划行为理论和路径分析法辨识樱桃种植户适应行为效能感知的影响因素,继而利用有序logistic回归模型探究樱桃种植户属性、气候变化感知及樱桃不同生长阶段的气象灾害感知对较弱适应行为效能感知的影响机制。结果表明:樱桃种植户的行为态度、主观规范和知觉行为控制对适应行为效能的感知程度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较弱的适应行为效能感知主要受到樱桃种植户年龄、家庭农业收入、近30年本地气候变暖感知以及本地霜冻感知的显著正向影响。最后,基于以上结论提出了具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地理标志农产品种植户的生计脆弱性及影响因素研究——以陕西眉县、周至县为例

地理标志农产品可以促进农业绿色高质量发展,推动乡村振兴并改善种植户生计。气候变化和极端气候事件的增加可能会加剧地理标志农产品种植户的生计脆弱性。以地理标志农产品猕猴桃种植区为例,构建生计脆弱性评估框架,结合熵值法和自然断点法评估种植户的生计脆弱性,运用有序Logistic回归和夏普利值分解法探究种植户生计脆弱性的影响因素及其贡献度。结果表明:(1)处于中、高度脆弱性等级的种植户所占比例较大,约占64.10%。(2)猕猴桃的生产特征对生计脆弱性等级的贡献率最大为48.47%。是否采用地理标志商标、是否参与地理标志商标培训、是否采用合作生产方式生产对种植户的生计脆弱性有显著影响。(3)在猕猴桃种植特征方面,种植年限对种植户的生计脆弱性等级有显著影响,贡献率达12.20%。(4)在适应行为采用强度方面,秋季连阴雨适应行为采用强度对猕猴桃种植户的生计脆弱性等级有显著影响,贡献率达20.75%。

地理标志农产品种植户气象灾害的适应策略研究——以陕西猕猴桃种植户为例

基于地理标志农产品种植户的实地调研数据,利用多元线性回归模型从生计维度研究种植户对猕猴桃物候期内气象灾害的感知及适应策略的影响因素。物候期内气象灾害的感知对种植户适应能力有显著影响。不同类别生计资本对于种植户采取适应策略的影响具有差异性:自然资本通过提升家庭生计基础显著影响种植户采取越冬期冻害、芽膨大期冻害适应策略;物质资本通过改善家庭生产物资形式影响种植户采取越冬期冻害适应策略;金融资本通过拓宽家庭金融收入渠道等方式显著影响种植户采取越冬期冻害、芽膨大期冻害、高温日灼灾害适应策略;社会资本通过丰富家庭同质性和异质性社会资本显著影响种植户采取夏季干旱适应策略;人力资本则通过提升家庭整体教育质量并推动再生产能力显著影响种植户采取芽膨大期冻害与秋季连阴雨适应策略。最后,建议政府应通过提升种植户获取气象信息能力、加强举办农业培训等技能学习活动、完善农业组织建设等措施以提升其适应能力。

汉江流域生态综合网络构建与生态安全格局识别研究

汉江流域生态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是“南水北调”的重要水源区,也是连接我国中西部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纽带,近年来水土流失加剧,洪涝灾害频发,已影响流域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生态安全格局科学构建有利于生态系统保护和生态风险防控。基于景观生态学“斑块—廊道—基质”理论,分别从生态系统服务和生态风险两方面构建汉江流域生态综合网络,通过分析网络要素结构识别生态安全格局。研究发现:(1)流域生态系统调节功能极重要区占流域总面积的25.71%,主要集中在秦巴山地和汉江流域下游地区;生态极敏感区占流域总面积的9.18%,零星分布在汉江谷地、南阳盆地和江汉平原。(2)通过生态网络识别出生态源19个、生态廊道34条、生态保护节点14处,呈现出“大分散、小聚集”的格局;通过生态风险网络识别出风险源22个、生态风险廊道43条、生态修复节点15处,呈现出“大分散”的格局。(3)汉江流域呈现出“西高东低、南高北低”的生态安全格局,保护斑块、保护廊道和保护节点多位于秦巴山地;修复斑块、修复廊道和修复节点多集中在汉江谷地和流域中下游地区;保护与修复节点多位于汉江流域上游地区。(4)秦巴山地承担着保障流域中下游地区生态安全的功能,需要构建山地生态安全屏障;河流水系是生态风险网络中胁迫因子扩散的主要廊道,流域生态保护与修复亟待重视。构建的生态风险网络可进一步完善流域生态安全格局识别方法,并为汉江流域生态环境改善和国土空间高效利用提供参考依据。

基于自然地理区的生态调节功能重要性评价及主导因子识别——以陕西省为例

开展生态调节功能重要性评价对于分析区域生态系统服务空间分布与格局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本文基于自然资源基础数据库,构建生态调节功能重要性评价指标体系,从自然地理区的角度进行陕西省生态调节功能重要性评价研究,揭示生态调节功能重要性及其组合的空间特点,并对影响生态调节功能重要性分异的主导因素进行识别和分析,结果如下:①陕西省生态调节功能重要性空间差异显著,极重要区集中在秦岭山地区与大巴山山地区的连片区域、渭北高原丘陵区的块状区域以及长城北部风沙高原区的带状区域。②生态调节功能的极重要和重要区呈现为重叠多的特点,并以生物多样性维护功能、水源涵养功能和水土保持功能的三重或双重重叠为主。③各用地类型的生态调节功能重要性差异显著,林地的生态调节功能重要性最高,其后依次为水域、草地、耕地和建设用地。④陕西省生态调节功能重要性总体上呈现南高北低的格局,生态调节功能重要性的主导因子存在较大差异。针对陕西省各自然地理区的生态调节功能重要性特点和主导因子,应实施差异化的空间管治政策和生态保护策略。

西北地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的策略和路径

西北地区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重大国家战略的枢纽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整体滞后,发展与保护的矛盾比较突出。处理好西北地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具有重要战略意义。推动西北地区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的主要任务包括:围绕大保护,建立"一廊五区多点"的生态安全格局;围绕大开发,形成"两横两纵四区四群多点"的区域经济布局;围绕大开放,构建"三重开放、两带引领"的互动合作格局;围绕人地协调,探索各具特色、优势互补的高质量发展模式。实现西北地区生态保护与高质量发展协同推进的关键策略与路径在于:(1)分区推进保护和修复,提高生态系统稳定性。(2)实施重大引调水工程,构建水安全保障体系。(3)强化创新和园区驱动,多元化发展绿色经济。(4)优化交通网络和通道,探索枢纽经济新模式。(5)多层次提升合作水平,增强区域发展协同性。

煤矿社区居民的资源开发态度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居民对资源开发的态度是资源开发管理的重要社会与公众基础。基于对煤矿社区居民的调研数据,实证分析了居民资源开发态度的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差异。结果显示:煤矿社区居民对资源开发总体呈现比较反对的态度。居民社会人口属性方面,受教育水平越高其对资源开发态度的支持程度越高;女性比男性更支持煤矿开采。在社会文化层面,就业机会和社会个人利益正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煤矿开采对居民生活和健康的不利影响负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在经济交通层面,资源开发的配套设施建设正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土地破坏和粮食减产负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在生态环境层面,自然灾害和地质灾害发生情况以及水质和水量的下降情况负向、显著影响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建议未来应制定针对性政策,改善居民资源开发态度,并着眼于资源开发沟通机制的完善、居民参与资源开发规划的制定和外部管理制度建设能力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