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中间性组织视角的产业集群三层次治理模式

产业集群作为弥补企业、市场效率空隙的中间性组织,在有效的治理结构下能充分发挥其效率优势,创造集群租金。然而,在信息不对称的条件下,各集群成员有采取机会主义行为以分得更多集群租金份额的动机,并衍生出产业集群风险,弱化产业集群效率。因而,构建合理分配产业集群租金、激发最大化产业集群租金动力的产业集群治理框架就显得十分必要。根据产业集群租金的来源,我们将产业集群租金分解为"集群剩余"和"价值链剩余",并分别以其为基础阐释了产业集群治理的内部网络治理和外部价值链治理。最后,进一步考虑企业(集群成员)的科层治理,提出了以行业协会为核心的产业集群三层次治理模式。

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发展研究

立足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和制造业发展现状,综合运用ADF单位根检验、Johansen协整检验、Granger因果检验,通过建立VEC模型(向量误差修正模型),就两大行业互动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研究发现,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互动关系很不平衡,制造业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但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并没有明显推动制造业发展。固定资产投资和劳动生产率是影响制造业发展的主要因素。为了进一步推动湖南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必须加快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速度,改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环境,搭建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的互动平台,实现两大产业间的互动升级。

技术创新对中国就业影响的实证研究

技术创新对就业来说有利有弊。文章阐述了技术创新对就业的破坏机制和创造机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30多年的技术创新对我国就业总量的综合影响为负。这主要是因为我国劳动力素质与高技术的不匹配以及劳动力流动性差而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严重,且由于我国产品创新不足、工资刚性、劳动资本市场不完善等原因,使得技术创新的就业补偿机制发挥不充分。文章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可行建议。

外资引入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效应分析

依据2004-2016年全国32个省直辖市和286个地级市数据,进行实证检验。结果显示,外资引入和制造业就业都对全国生产性服务业具有直接正向的就业效应;外资引入通过制造业就业对全国及各细分生产性服务业均产生了间接正向的就业效应。并且,外资引入对交通运输和仓储业、租赁业和商务服务业这类资金密集型的生产性服务业的就业效应是积极的,而对知识技术密集型的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金融业和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查业的就业具有抑制效应,对房地产业就业效应不显著。产业结构优化也对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具有积极作用,城市人口规模和工资水平对生产性服务业具有基础性的促进作用。

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失衡与劳动者权益保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国有企业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各种非公有制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化的劳动关系已经占据了主导地位。但与此同时,在我国相当多的企业特别是私营企业中,劳动关系却出现了严重失衡的现象,这已成为影响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本文通过分析和谐社会视野中的劳动关系及我国私营企业劳动关系失衡的现状和原因,得出结论:维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将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

基于双边市场理论的CA产业定价策略的研究

本文探讨了CA产业的经济学性质,其中最主要的是具有双边市场理论特点。然后在双边市场框架内研究了CA产业在垄断和寡头两种市场结构下的定价问题。用户不仅在乎CA平台的质量,还在乎平台另一边的使用相同认证商家的数量。商家在选择平台的时候也要考虑平台另外一边用户数量。垄断情况下,CA产业在发展的初期会对个人用户采取免费的策略来吸引客户,但随着平台两边人数的增多,这种免费的定价策略将不是最优策略。在寡头平台下,转移成本会提升在位厂商的市场势力;是否会加剧竞争,则取决于平台两边的交叉外部性。

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

从技术创新角度引导制造业企业回归主业,对推动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具有重要意义。基于2007—2017年全国1763家上市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分析了制造业企业金融化、技术创新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研究发现:制造业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其中国有企业和低盈利企业的抑制作用更加明显;进一步通过中介效应检验发现,企业金融化通过"挤出"技术创新导致全要素生产率降低,技术创新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企业金融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消极影响。

发达市场对新兴市场的金融传染性分析——基于国际危机视角

运用DCC-GARCH模型对美国次贷危机和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发达股票市场对八个新兴股票市场(智利、中国、印度、印度尼西亚、墨西哥、中国台湾地区、泰国和南非)的金融传染效应进行了研究。结果表明:无论是美国次贷危机,还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期间,发达股票市场均对新兴经济体市场存在明显的传染效应,且这种传染性具有显著的持续性。此外,由于各新兴市场宏观经济基础和金融市场化程度的不同,危机期间发达股票市场对其传染效应也存在着差异性,发达股票市场对印度尼西亚和台湾的传染效应较弱,而对智利、南非和墨西哥的传染效应则较强。

产业集群升级的微观机制研究--基于核心企业双元性的新视角

产业集群普遍存在创新动力和创新收外溢的冲突,如何推动产业集群升级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问题。如果仅仅依靠区域创新网络,集群创新可能陷入"锁定"状态,如果仅仅依靠全球价值链,集群升级又可能陷入被"俘获"的困境。要效突破产业集群升级的困境,集群企业必须出现分层化权力结构,即形成具有主导作用的核心企业。核心企业通过开发性创新充分利用集群网络的内部知识,通过探索性创新不断吸收集群网络外部的新知识,通过集群与全球价值链上合作企业的知识转移实现区域创新网络治理和全球价值链治理的有效整合,最终推动实现产业集群的持续发展和创新升级。

基于契约视角的企业治理效率分析

企业可以看作是一组契约关系的连接,契约本身作为配置产权和分割租金的手段也是一个有效的治理工具。从契约的角度来看,治理机制可以分为两个方面:明确契约关系的治理和弹性治理。对于明确契约关系的治理来说,治理效率就在于契约的有效履行;对于弹性治理来说,治理效率主要在于剩余权利的有效配置。因此,公司治理效率就可以理解为基于契约的履行效率和剩余权利配置效率基础上的企业契约主体之间的合作效率。由于契约条款很难得到不折不扣的履行,剩余索取权与剩余控制权也难以充分实现对称配置,因此,合作效率的提高还需要在契约履行和剩余权利合理配置基础上充分利用关系契约治理。

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空间集聚及其影响因素研究——基于城市空间面板模型

利用探索性空间数据分析方法对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程度进行研究,并通过构建普通计量模型与空间面板模型对生产性服务业集聚的影响因素进行对比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具有正的空间相关性,且各市州生产性服务业多为低值集聚区;人力资本、制造业集聚、信息化水平对湖南省生产性服务业集聚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考虑空间因素后,制度环境和创新水平的影响效果从显著变得不显著。

公共债务、房产价格与宏观经济波动

宏观经济波动对中国的宏观经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基于中国1997—2014年相关数据,通过单位根检验,协整检验和格兰杰因果检验等,实证研究了公共债务、房产价格、通货膨胀、基尼系数对宏观经济波动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公共债务、房产价格和通货膨胀在短期内与我国GDP增长率存在正向关系,但在长期内公共债务与GDP增长率存在均衡关系,房产价格、通货膨胀在长期内与GDP增长率存在负相关关系,基尼系数与GDP增长率一直存在反向关系。而公共债务、房产价格、基尼系数、通货膨胀在不同程度上促进了宏观经济波动,所以政府应当实行合理的公共债务规模,缩小收入差距,将通货膨胀和房产价格处在一个合理的水平,从而促使我国宏观经济平稳健康发展。

金融周期波动对不同产业发展的差异化影响研究

通过构建金融周期波动指数(FC),运用时变参数模型,研究了金融周期波动对不同产业发展的影响。研究发现:金融周期波动对不同产业发展的影响是非对称的。金融周期扩张将对第一、二产业发展产生负向影响,对第三产业发展产生正向影响;而且对第三产业的正向影响在短期即达到最大值,对第一、二产的负向影响在中长期才达到最大值。目前中国金融周期呈高位下行趋势,对第三产业发展产生显著负向影响,而产业结构演进趋势却要求发展第三产业,金融周期波动趋势和产业结构演进趋势存在方向上的背离。因此,产业政策和金融政策必须相互搭配,平抑资源在不同产业和不同时期的分配,既要减缓金融周期冲击对第三产业发展的不利影响,又要抓住机遇推进制造业的高质量发展。

网络环境下组织间界面规则的演进:团队建设的视角

组织间界面规则的演进是组织理论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网络环境下组织间界面规则的演进就是团队的管理边界与社会心理边界通过漂移与重合运动所达到的一种相互平衡的关系结果,团队间界面规则的演进是一种内生性改变,是一个自组织的动态演进过程,团队间界面规则演进的"双元模式"和团队学习是推动组织界面规则动态演进的内在机理。

消费者权益保护的契约分析——从消费契约不完全性视角的研究

市场经济就是一种契约经济,消费者和生产经营者者之间的交易关系本质上就是一种契约关系,消费者权益也都是通过消费契约来界定的.但消费契约又是不完全的,通过消费契约对消费者权利的界定也就不可能是完全的。对于契约(明确的和默认的契约)已经界定的权利来说,消费者权益保护的中心就是契约的有效履行问题;对于契约没有界定的权利来说,消费者权益保护问题的关键就是剩余权利公正合理地配置问题。

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来自制造业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基于2007—2017年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数据,系统地研究了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集团化显著提高了全要素生产率水平。在影响机制上,企业集团化一方面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为成员企业提供资金支持,提升企业投资效率与创新投入;另一方面通过内部知识共享推动成员企业的技术创新进而提高全要素生产率。进一步研究发现,国有企业集团化对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而非国有企业集团化的估计结果并不显著。同时在金融发展水平低的地区,国有企业集团化更有效地发挥了内部融资功能。该研究试图从组织架构角度为探究制造业企业如何朝高质量发展提供借鉴意义。

收入流动的阶层固化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改革开放37年我国经济持续以中高速增长,即使近年经济增速有所减缓,但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仍然不变,积重难返,更为糟糕的是居民的收入流动逐渐固化在各阶层内部,阶层间的收入流动性甚少,尤其是较低收入阶层难以发生向上流动改变其收入地位。选取CHNS2000-2011年五轮数据进行研究,发现从整体看,居民收入流动性是逐步降低的;从城市与农村的流动结构来看,城市的最低收入阶层、次低收入阶层和最高收入阶层收入流动基本固化;农村的最低收入阶层和最高收入阶层表现出明显的不流动或内部流动状态,长此下去必定会造成社会矛盾和冲突。为缓解这种情况,贯彻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创新、协调、绿色、发展、共享"的发展理念,更好更全面的实现协调发展与小康社会,国家应采取均衡配置城乡教育资源、取消户籍制度等措施,积极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以促进收入的合理流动。

企业合作剩余的创造、分配与企业组织均衡

企业的存在和发展不仅在于交易成本的节约,更在于合作剩余的创造。合作剩余的创造与企业内的专业化分工、知识的积累以及缔约各方的协调合作有关,同时也受到合作剩余分配的直接影响。合作剩余的分配是合作剩余创造的最终目的,也是企业能否实现组织均衡的关键。但剩余分配总是在一定制度框架下进行的,如果缺乏有效的制度约束,要素所有者之间的博弈就可能是非合作性质的。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实现企业组织均衡的基础。

论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产权制度基础——联合产权制度的产生、构建和机制研究

单一劳动联合和单一资本联合的产权制度不适合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的要求。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和生产力发展水平 ,充分发挥劳动联合与要素资产联合的优越性 ,构建联合产权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