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时代法制统一的政法逻辑

1982年《宪法》新增的法制统一原则不仅是中国宪法规范体系中的一项重要原则,还体现了中国政法体制的规范性原理。法制统一先后经历了宪制统一、法律体系统一和法治体系统一三个阶段。在这一历史演变过程中,“法制”主要被理解为复杂的社会过程集合,“统一”则可被类型化出协调统一、集中统一与辩证统一三种“统一观”。法制统一原则既是一个法律概念,也是一个政治概念。以法的一般性理念为基础的法律逻辑和以维护党中央的集中统一领导为基础的政治逻辑共同构成新时代支配法制统一原则的政法逻辑。

党内巡视制度功能的新阐释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内巡视制度作为全方位、开创性改革的重要一环,被赋予了新的活力和功能,逐步形成以“全国一盘棋”为目标,以“千里眼”为基础,同时以“关键少数”和“把纪律挺在前面”为对象和手段的实践新特性。在类型化党内巡视制度的功能特性时,从督促检查机制、信息搜集机制、治理规则机制和监督机制四个方面分析和总结党内巡视制度的“代偿”功能。正是“党政合理分工”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共同形塑了党内巡视制度的“代偿”功能。

巡视组为什么那么“牛”

巡视，作为中国当代权力制约体系中的重要一环，在成长。

司法解释进入行政执法的理论逻辑

相较于在司法系统内部的权威性地位,司法解释对于行政执法的效力尚不明确。针对我国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以法律解释权力的配置为中心的现状,在司法解释能否进入行政执法的问题上,理论上存在基于法律解释工作安排的权力分工障碍、基于专业知识储备的权力能力障碍和基于权力配置原则的权力性质障碍。通过对实践中行政机关自发援引司法解释现象的经验分析,只有权力性质障碍构成司法解释进入行政执法的真正阻碍。确定司法解释外部效力之范围和强度的前提,是在功能主义的国家权力配置原则下重构司法解释权和行政解释权之间的关系。依据法律解释体制提供统一法律指引的功能目标和社会主义法律传统对国家机构间关系的定位,在现行法律解释体制下,司法解释权和行政解释权之间应当形成一种对等结构,在这种权力结构中,司法解释具有一定程度的外部效力。司法解释虽然不构成行政执法的直接依据,但对行政机关具有可反驳的规范性拘束力。

有组织的分散:我国同案同判的结构特征与理论反思

同案同判既是一个规范性问题,也是一个经验性问题。针对股东知情权纠纷裁判的实证研究显示,在最高人民法院就特定法律问题表达的裁判观点具有模糊性的情况下,我国的同案同判呈现出“有组织的分散”这一结构特征。所谓“分散”,是指同案同判的实现情况取决于形塑各级法院互动关系的具体情境,难以用地域、法院层级等单一因素统一衡量。司法实践中存在“择上而从”“择众而从”和“基于个案”这三种在形式上基于省域划分的同案同判模式,并在省域之内形成以高级人民法院、中级人民法院为节点的地方法院裁判观点层级化分布态势。所谓“有组织”,是指分散分布不是无序分布,最高人民法院仍然能够通过一定方式对地方法院的裁判观点实现宽泛的原则性把控。揭示我国同案同判的这一结构特征对于反思我国同案同判的价值理念等基本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人民法院的运动式治理偏好——基于人民法院解决“执行难”行动的分析

人民法院在解决"执行难"过程中涉及不同类型的相关利益群体,也形成了三种合法性类型:管制合法性、规范合法性和认知合法性。在多重合法性压力下,人民法院对执行工作相关合法性受众所作的回应措施之间并不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受政法场域权力结构的制约,人民法院形成了对资源分配的权威部门所带来的合法性压力的偏向性。在治理资源欠缺以及对组织长期发展的战略考量双重因素的影响下,人民法院既"被动接受"也"主动迎合"了运动式治理。人民法院采用运动式治理是组织自身战略、社会互动网络、组织场域结构三者共同作用的结果,体现了中国特色的政法逻辑与司法专业智慧的有机结合。

红色经典作品版权纠纷中法律传统的整合逻辑

红色经典作品版权纠纷折射的,是革命法律传统孕育出的无须权利的“红色”版权观念与以权利为中心的个人主义版权观念之间的冲突,但不同法律传统之间并非无法实现整合。对红色经典作品版权纠纷进行考察可以发现,法官运用法律适用技术与事实认定技术建立了革命文艺作品创作利益分享机制。当代著作权法律制度虽然为不同法律传统之间关系问题的处理提供了一系列基本的法概念和符号,但法律规范并未起到对人的行为的规范指引效应,反而是法官证立革命法律传统的正当性时所策略性运用的资源。在这种互动关系中,人民司法将不断赓续革命法律传统。

大数据时代司法理论的变革与发展

在大数据时代,为回应数字社会司法治理中产生的新问题和新需求,司法理论需要立足数字社会法治秩序的基本规律,实现变革与发展。就司法权性质而言,司法具有大数据决策和自动化决策的特征,并成为国家规制数据公共风险的工具,这是对传统司法权被动性、程序性和中立性的调试;就法院功能而言,法院同时具备数据生产者、数据控制者和数据治理者身份,这使得纠纷解决、公共政策形成等传统法院功能在大数据时代得到深化和拓展;就司法裁判模式而言,大数据时代的法律适用和事实认定已不再完全以国家法和因果关系为中心,司法责任的分配逻辑也发生变化。迈向大数据时代的司法具有鲜明的风险化解导向,本质上是预防型法治在司法领域的演绎,体现了风险泛在背景下司法对安全价值的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