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际减排成本与区域差异性研究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减少CO_2排放量已经成为世界各国面临的重大挑战,而我国作为CO_2排放大国,承诺到2020年单位GDP的排放量较2005年下降40%～45%.围绕CO_2的减排问题,本文展开了两大方面的研究工作:1)基于我国8种化石能源的面板数据,采用二次型方向性距离函数模型测算我国各省份(直辖市、自治区)的CO_2边际减排成本,并由此分析省际层面和区域层面的CO_2减排成本差异和技术效率.研究结果表明,减排成本最低的省份(山西)是最高的地区(北京)的1/5,而且不同省份之间CO_2减排成本差异较大.还发现,CO_2边际减排成本的大小整体呈现为"东部>中部>西部".这为在全国范围内不同省份之间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提供了理论分析与实证检验的参考依据. 2)

中-哈在“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合作契机研究——基于比较优势理论的视角

中国与哈萨克斯坦由于在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的上差异,两国所具有的要素比较优势也各不相同,这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可能。本文基于比较优势理论,对中—哈两国在三次产业内部的要素优势进行了比较分析,结果表明,在第一产业、第三产业内部,哈萨克斯坦处于明显的相对劣势,而第二产业的采掘业处于相对优势。因此,"一带一路"战略的提出为中-哈两国在农业、能源、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的合作提供了良好的契机。

极端金融风险的有效测度与非线性传染

本文采用预期损失指标(expected shortfall,ES)来衡量中国金融市场及各金融部门的极端风险,并结合回溯测试方法进行后验分析,发现ES指标能够对极端风险进行有效测度。在此基础上,本文基于非线性的研究视角,进一步考察了各部门间极端风险的非线性特征与金融风险的跨部门传染效应,并应用相关的网络关联指标,对金融系统整体以及单个金融机构的极端风险的非线性关联展开分析,研究发现房地产等部门是中国金融风险的重要来源。此外,本文还从动态分析的角度考察金融风险跨部门传染的渐进演变。最后,进一步引入中国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指数及其细化指标,并结合最新发展的混频因果检验等方法,深入考察政策不确定性与极端金融风险的联动效应,研究发现中国股市整体金融风险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之间存在双向因果关系。在此基础上,对完善金融风险防范体系及其监管机制提出了若干建议,从而使得本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基于非线性网络关联的研究

本文构建“全球金融市场与经济政策不确定性”的非线性关联网络,对全球19个主要国家(地区)的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PU)与系统性金融风险传染关系展开研究。结果表明,股票市场是风险的主要输出方,而外汇市场则是风险的主要接受者,两者之间存在非对称传染效应。分样本研究发现,危机期间风险传染更加明显,且EPU在风险传染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股票市场是风险的源头,对外汇和EPU具有较强的溢出效应。近四年的分析发现,风险传染沿着“股票市场→经济政策不确定性→外汇市场”这一途径扩散开来。进一步的分析发现,境外金融市场会对中国大陆金融市场产生显著的风险传染,中国香港金融市场则容易遭受外部冲击。此外,美国资本市场会对全球造成明显的风险冲击,全球EPU(尤其美国EPU)是引发全球金融市场震荡的重要因素。

经济政策不确定性与系统性金融风险的跨市场传染

后危机时代,国际金融市场持续动荡,世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economie policy uncertainty,EPU)不断攀升,由此产生明显的外溢冲击。与此同时,伴随着全球金融一体化进程的不断加快,以及“沪伦通”“沪港通”等交易渠道的逐步开放,中国面临着显著的跨境金融风险冲击。这引起中国政策当局的高度重视。

极端金融风险的有效测度与非线性传染

2007年源于美国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金融危机蔓延至全球资本市场,对世界各国金融体系造成了明显的冲击。与此同时,金融风险跨市场、跨部门传染日渐常态化,包括“熔断机制”等极端风险事件更造成系统性风险在资本市场快速传播。此外,中国正处于供给侧改革和经济转型时期,金融行业结构性问题和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