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问意义的肉身:伯恩哈德·西格特的文化技艺理论初探

文化技艺是德国媒介理论第二代学者发展出的核心概念,伯恩哈德·西格特则是文化技艺最主要的阐释者之一。西格特的文化技艺理论,继承了弗里德里希·基特勒所奠定的媒介物质性的分析传统,并将其发展出一条观照意义生成的物质运作条件的后诠释学路径,对全球范围内的媒介及文化研究影响卓著。本文从学说史的角度,探讨文化技艺诞生的背景是什么,西格特如何界定这一概念具体的含义,通过文化技艺打开了什么样新的学术视野。最后,本文意图就文化技艺理论如何启发中国的传播学研究提出自身的一点见解。

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下的德国媒体新闻实践

在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所带来的公共卫生危机中,专业媒体价值再次凸显,成为防疫治理重要的信息流通平台。在全球范围内总结媒体新闻实践经验,探索科学传播的专业路径,是后疫情时代的关键课题。基于此,本文以德国媒体为研究对象,总结在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中德媒新闻实践的特征。德国媒体的案例显示出后疫情时代媒体发展的可能趋势,即媒体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形成以塑造公众为目标的科学传播,并以此重构新闻生产模式。

探究“文化的数据”:后人文主义媒介史书写的兴起与发展

数字媒介如何影响媒介史书写?为回答这一问题,本文以学说史的方式追溯并勾勒出一条以后人文主义取向为核心特征的媒介史发展脉络,并据此探讨其时代意义、学术价值及学科定位。本文认为,后人文主义媒介史书写的基本视野在20世纪80年代由弗雷德里希·基特勒所开启,基于理解数字革命冲击这一目标,基特勒关注媒介对人类文化历史境况的构成性影响,并通过对后结构主义历史学的借鉴与改造,构建起一个以媒介技术为中心、探究媒介如何通过设定信息数据流通方式塑造人类文化的历史研究范式;在21世纪前后,以丽莎·吉特尔曼为代表的学者在秉承基特勒研究视野的前提下,反思早期范式将技术逻辑看作媒介物件内在属性、将技术形式本质化的“硬件”式预设,并且借助作为行动者网络理论关键概念的“铭文”来理解技术形式与传播实践的相互构成,使得媒介史研究在聚焦媒介能动性的同时,兼顾复杂多元的社会语境对媒介形态的塑造作用。从基特勒到吉特尔曼,后人文主义媒介史书写经历二十多年发展,成为观照人类文明历史形态的崭新路径,并且面向人文学科知识史而呈现出“元学科”的雏形;在中国语境下,媒介史研究也为理解中华文明历史变迁、定位新兴技术变革提供了来自媒介技术面向的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