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化转型的环境绩效研究——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微观证据

全力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是我国经济社会实现绿色转型的重要环节,文章基于2007—201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数据与中国工业企业污染排放数据库的匹配合并样本,实证考察了数字化转型对制造业企业环境绩效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能够显著降低制造业企业的污染排放强度,该结论在一系列检验下依然稳健;机制检验表明,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推动绿色技术进步、提升管理效率这两类渠道来改善企业的环境绩效;异质性分析显示,数字化转型的降污减排效应在高科技属性、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以及位于东部地区的上市企业中更为明显;此外,人工智能、区块链、云计算、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应用有利于降低企业的污染排放,前端治理在数字化转型助推企业二氧化硫减排过程中扮演着更加重要的角色。研究有助于深化对数字化赋能企业降污减排的作用效应机制的认知,为我国探寻制造业绿色转型发展新路径提供学理依据及决策参考。

数字经济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制分析及其效应

数字经济是促进新时代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引擎。基于2011—2019年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别利用熵值法和DEA-Malmquist指数法测算我国省级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指数与全要素生产率,实证探讨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效应。研究发现:数字经济能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该结论经过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显著成立;机制分析表明,数字经济是通过提升区域创新水平、加快产业结构升级赋能于经济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分析表明,数字经济对相邻地区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存在空间溢出效应,数字经济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促进效应因区域、生产率与人力资本的不同而存在异质性。因而应积极推进数字化基础设施建设,协调好各地区数字经济的均衡发展,实施数字化驱动发展战略,推进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基于A股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本文在运用熵值法测度我国省级数字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的基础上,利用2011-2019年A股上市公司的样本数据,实证分析数字经济发展对企业内部创新与合作创新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研究结果表明:第一,数字经济发展能显著提升企业内部创新和合作创新的绩效,且对企业内部创新的促进作用更加显著。第二,从影响机制上看,数字经济发展可通过高端人才集聚效应和降低环境不确定性两个途径,化解企业创新人才资源不足的困境,提升企业创新绩效。第三,在不同类型企业、不同行业以及不同地区之间,数字经济发展对于企业内部创新与合作创新的影响呈现出异质性。在数字经济已成为推动企业创新新动能的背景下,应积极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充分释放数字经济的创新红利,发挥数字经济促进高端人才集聚和降低环境不确定性的作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促进了企业创新吗?

文章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作为一项“准自然实验”,基于2013—2019年A股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倾向得分匹配(PSM-DID)的分析方法,实证评估了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表明: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显著促进了企业的创新发展,并通过改变被解释变量、安慰剂检验、反事实检验对实证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就企业规模和企业性质异质性而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对大规模企业、非国有企业的创新影响程度更大。文章同时使用中介效应分析模型,采取逐步回归分析方法检验企业的融资约束与政府补贴在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与企业创新之间的关系,得到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通过融资约束与政府补贴的中介途径显著促进了企业创新的结论,提出了政府应继续加强粤港澳大湾区的协同发展建设,为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外部支撑并多方位拓宽企业的融资渠道,缓解企业的融资约束的政策建议。

对外直接投资与企业研发投入--融资约束情境下的调节作用与中介作用

本文以中国实施“走出去”战略为背景,选取2010-2019年A股上市公司作为研究样本,基于融资约束的视角,实证评估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对研发投入的影响。同时以企业海外子公司的增量与存量来衡量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行为,将融资约束分为内部性融资约束与外部性融资约束,并将其与企业研发投入纳入同一分析框架。实证结果表明:(1)在融资约束较小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量增加了企业研发投入;在融资约束较大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增量减少了企业研发投入。在进行缩小样本与更换回归方法的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论仍然稳健并且在企业所有制与企业规模上存在异质性。(2)企业的外部性融资约束与内部性融资约束在对外直接投资对企业研发投入的影响中分别起调节作用与中介作用。选取东道国制度质量作为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工具变量,进一步缓解回归模型中存在的内生性问题。这一研究为企业在面临高融资约束情况下,如何合理选择对外直接投资与研发投入提供参考。

中国对非援助能否破解反贫困“伊斯特利悲剧”难题

一直以来,“伊斯特利悲剧”式反贫困难题是中国开展国际合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以及国际社会援助所面临的重要挑战。文章实证检验了中国对非援助与非洲国家贫困率的因果关系与内在影响机制。研究表明:中国对非援助能够显著降低受援国的贫困率;中国对非援助显著的减贫效应主要体现在以发展为目的的项目援助、腐败程度较低、监管质量较高、政府运行效率较高和政局较稳定的非洲国家;中国对非援助的减贫效应可以通过“公共支出效应”和“促贸效应”等经济路径和降低地区冲突的政治路径来实现。文章结论为中国对非援助的减贫效应提供了进一步的经验支持,对中国积极参与国际贫困治理及制定对外援助政策提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