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的方针和策略

两广“六·一”事变(以下简称“两广事变”),是1936年6月1日发生的两广当局以逼请国民党中央领导抗日为名的反蒋事变。蒋介石解决两广事变的方针和策略,可从1936年上半年国内形势、事变的发生和经过以及事变解决后蒋介石的“剿共”军事布置加以剖析。 (一)1936年上半年的国内形势 “九·一八”以后,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蒋介石无睹于民族危机的深重,悍然厉行了一条“匪未肃清绝对不言抗日”的总方针。以“攘外必先安内,统一方能御侮”为理论。

9·18事变爆发至《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期间的蒋日关系

9·18事变爆发至《淞沪停战协定》签字期间,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至抗日战争前十年间蒋日关系的第二个阶段.谨就所接触到的史料,试图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对这一阶段蒋日关系加以剖析,作为抗战前十年蒋日关系系列论文继《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至9·18事变前的蒋日关系》之后的续篇之一.水平有限,史料不足,错误疏失之处,敬请指正。

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的几个片断

段祺瑞于1924年北京政变后,出任临时执政,是北洋军阀史上的一件大事。特在所接触到的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馆藏有关段祺瑞于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后参与冯玉祥推倒曹、吴密谋,北京政变后冯玉祥控制时局主动权逐步丧失和段祺瑞地位不断提高,天津会议推戴段祺瑞为临时执政等资料的基础上,缀成此文,旨在提供档案资料,以为研究段祺瑞出任临时执政这一问题之一助。

西安事变档案资料选辑

本选辑收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和蒋介石、孔祥熙、张静江、冯玉祥、阎锡山等人的密电49件、电2件、函2件。均选自我馆所藏的档案。 本选辑所收入的函电,记载了张学良、杨虎城所提出的救国主张和杨虎城坚持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严正立场。 记载了孔祥熙向张学良提出在释蒋后对其人身安全的保证,复对张杨进行分化,劝杨背张释蒋;冯玉祥愿意作为释蒋的人质而亲身赴陕,并派人劝说宋哲元、韩复榘拥蒋,和宋哲元在西安事变中的拥蒋立场、韩复榘在蒋被释回后的拥蒋表态;南京方面处理西安事变所谓“正面处置严正,营救则多方运用”的原则,和阎锡山的救蒋活动。 记载了蒋介石被释回后对张学良的迫害,坚持所谓不得“牵人容共及陕甘特殊化”的反动立场,并以政治分化、军事压迫为手段,对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进行破坏;孔祥熙先则诱骗杨虎城、于学忠接受南京方面所谓“撤职留任”的命令,继则加以分化,争取于学忠以孤立杨虎城。 本选辑所收入的函电,一般不作删节,其对革命和人民所加的诬蔑辞句,亦不作改动,以保持历史档案的原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至九·一八事变前的蒋日关系

抗日战争前十年的蒋日关系,是研究民国史的一个重要方面。如果在详细占有资料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得出一个正确的认识,这对于研究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形成和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基础上全面抗战的发动。

同光两朝南京文化概貌和文化世家

最近为了整理《可园备忘录》,接触到不少记载同治、光绪两朝南京(包括江宁—府七县—上元、江宁、句容、溧水、高淳、江浦、六合)文化和文化世家的资料。整个近代(以1949年新中国诞生为下限)历时109年,同光两朝(1862—1908)共历时46年,在时间上占整个近代的40％。南京地区,历来是人文荟萃之区,南京本身又是近代东南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具有其重要地位。因此,研究同光两朝南京文化,不论从时间上或是地区上,对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研究,皆具有其重要意义。 一、同光两朝南京文化概貌 就所接触到的资料,这里分文学、经学、史学、舆地、水利、数学、天文和历法、医学、民俗、绘画书法、教育、图书、新闻、出版等十个方面,简要地讲一讲同光两朝南京文化概貌。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胡汉民曾出任主席质疑

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胡汉民曾否出任主席,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我们认为,如果从1927年4月18日南京国民政府成立起至同年8月13日蒋介石下野这一时期南京国民政府稿纸判行页的形式以及其所收到的来文来电上的称谓加以判断,所谓胡汉民曾任主席之说,实难置信。谨为此文,以抒所见。(一) 建国以前,一般的私人著作中,多谓胡汉民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

电子商务中网络安全问题的探讨

近年来,随着互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电子商务也在互联网信息时代的推动下飞速发展,使我国网络经济发展获得新机会的同时,也给我国的实体经济发展注入新的动力。本文结合电子商务的发展现状,提出现阶段电子商务发展网络安全问题的瓶颈,并由此提出几点针对性解决策略,以期能够为我国电子商务进一步的科学稳定发展提供有益借鉴。

简论1928-1936年的宋子文

宋子文是近代中国官僚资产阶级的主要表人物之一,本文试图以历史唯物主义、辩唯物主义为指导,对宋子文自1928年1月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起至1936年12月安事变止这一期间的主要社会实践,给以当的评价,敬祈史学界同志惠予指教。

简论焦竑

焦竑(1540—1620),字弱侯,一字淡园。南京旗手卫人。他是王学泰州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与泰州学派诸代表人物所提出的有关人欲的认识,和清初王夫之所提出的“天理在人欲之中,无人欲则天理亦无从发现”的命题两者之间,在宏观上有着一定的联系。他又是在王学由盛而衰,知识界束书不读、空谈心性期间,以博览群书,长于考据著称的杰出学者。清初顾炎武、阎若璩朱彝尊等正是沿其波而起,一扫悬揣之风,奠定了清代考据学的基础。他对于当时和清初南京地区知识界也具有重大影响。 今年是焦竑诞生450周年,逝世370周年,特就焦竑一生几个重大方面,抒以已见,,以为纪念,

善后会议简述

1925年2月1日,由段祺瑞以临时执政名义召开的善后会议,是在第二次直奉战争结束以后,曹、吴所窃据的北洋中央政权倒台,北洋军阀进一步分崩离析和国民会议运动蓬勃发展的新形势下,而召开的旨在延续北洋军阀统治寿命的会议。 本文试图从召开善后会议的历史背景,国民会议运动的蓬勃发展,善后会议中所出现的危机,以及善后会议后段祺瑞的措施等方面,对善后会议的性质、任务及其结局作一粗浅的剖析。

段祺瑞卖国投日和五四爱国运动爆发

五四爱国运动是在中国社会半封建、半殖民地化不断加深,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影响下爆发的。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则是它的导火线。段祺瑞继袁世凯之后掌握北洋政府中央政权以后的卖国投日和日本帝国主义疯狂对中国侵略,加深了中国社会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化。段祺瑞出卖山东和在巴黎和会期间的谋签和约又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外交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中国人民在五四爱国运动中所提出的“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正义口号,其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卖国投日的段祺瑞及其政府。因此考察段祺瑞的卖国投日对于研究五四爱国运动的爆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

柳诒徵先生事略

柳诒徵先生(1880～1956年),字翼谋,晚号劬堂,又号盋山髯。江苏省镇江人。近代著名历史学家、图书馆学家、文学家、书法家。先生七岁丧父(柳泉先生),母(鲍还珠太夫人)督课严,先生勤奋力学,十岁读毕《诗》、《书》、《易》,十二岁读《礼记》、《左传》。十四岁始习篆字,读《说文系传》。又读外祖父家藏《鲍氏课选楼合稿》、《海门诗钞》诸书。

略论金主亮南侵

金主(完颜)亮南侵是我國歷史上的—件重要事件,它關系着当時宋金均势的变化和整个中國人民抗金鬥爭的形势。过去史籍關於这一歷史事件的記載,或嫌冗雜,或嫌簡略,並有分歧处,这就影响到我們对这一歷史事件的看法。为此,特草成此文,以就正於史学界的同志。

嘉靖时期东南沿海的倭寇

明代倭寇产生的原因,旧社会里有不少人把他简单的归之于明代的闭开政策,髣髴日本的要求通商是正当的,中国统治者的拒绝通商是愚蠢的,弦外之音自然倭寇的入侵曲在我了。这种说法是丝毫没有历史根据的,是倒因为果的殖民地思想在历史工作者思想中的反映。是在替帝国主义者找侵略的借口,为侵略者作辩护律师,今天重新学习明代历史对这点必须予以揭发批判。历史是不能改写的,历史的年代次序是不容颠倒的,只要历史工作者不有意的颠倒年代次序,不故意的歪曲历史事实,则倭寇的兴起不只不是由于朱元璋的闭关政策,而恰巧朱元璋的闭关政策是被逼于倭寇的入侵。

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治制度 宗教制度的改革

清朝前期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政治制度和宗教制度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一历史事实不仅使西藏地方与祖国的关系,得到进一步的发展,也是自元朝(13世纪中叶)西藏正式参加祖国版圖以来,始终是祖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铁证之一。因此,阐明这一历史事实,并加以论述,对今天现实斗争,是有它的意义的。

试论明建国初年土田户口赋役诸制度

朱元璋(明太祖)在元末农民大起义胜利的基础上,推翻了蒙古元朝的统治,重新建立的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明王朝。新王朝建立初年,社会生产力得到了高度的发展,使中国封建社会在原有的基础上,大大的向前推进了一步,并开始向封建制度末期转进。研究这一时期——明建国初年的中国封建社会,正如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其他的时期一样,应该从作为封建制度基础的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及环绕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户口、赋役等制度着手,找出当时封建社会最内部秘密和隐藏着的基础。一、朱元璋建立了新王朝以后,将大量土地置于国家手中,并拨出一部分土地赏赐给皇室勋戚以及文武百官;同时又承认民间的土地私有。明史云:“明土田:制凡二等:曰官田;

明代的厂卫

(一)所谓「厂卫」「厂卫」这一名词,提起来并不陌生,大家都知道这是明代的特务机构,在没有说到厂卫前,应该提一下明代正规的掌理刑狱和纠察的机构。明代正规的掌握刑狱和纠察机构「三法司」。所谓三法司是刑部、都察院和大理寺的总称,「刑部受天下刑名,都察院纠察,大理寺驳正。」质言(?),刑部是審理机关,监狱属于刑部;都察院是检察机关;刑部審理完竣的案子,还得移送大理寺徵求同意。如果大理寺认为審理不实,

略论洪武年间的中央集权政策

在洪武年间,明王朝曾经大力推行中央集权政策,为明代的中央集权君主专制制度确立了规模,并促使了强盛的、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的出现,在我国政治史上,占着极其重要的一页。本文的主要目的,在阐述洪武年间推行中央集权政策的原因、环绕这一政策所作的各项政治措施、以及推行这一政策的条件和意义。笔者限于水平,错误之处,在所难免,尚祈史学界的同志,赐予指正。一、为什么要推行中央集权政策洪武年间,明王朝大力推行中央集权政策。

万历年间东林党的斗争

一在元末农民大起义的胜利基础上,出现了新的统一的封建王朝——朱明王朝。新王朝初期采取了对农民让步和扶植工商业的政策,社会生产力不但迅速地得到恢复,并在原有基础上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技术,特别是对于改进生产工具有决定意义的冶铁技术,大大地向前提高了一步。经过长时期和平环境,国内农业、手工业生产的不断发展和提高,开拓国外市场愈来愈有它的重要意义。永乐三(1405)年到宣德八(1432)年近30年间的郑和航海活动,建立起通向南洋群岛、印度、波斯、阿拉伯以及非洲的航路,国外市场的开拓,促使了中国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增长。明中叶以后,在商业货币资本的袭击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