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城市治安管理模式杂谈

在中国古代治安史上 ,宋代是一个重要转折时期。宋太祖赵匡胤改“坊市结合”为“街市结合” ,改坊里封闭式管理为街巷开放式管理 ,成功地领导了我国城建体制上的一次重大改革。宋代城市治安的开放式动态管理模式富于开创性。它的巡检制、户牌制、分厢管理体制与防隅巡警和消防队的组建在世界警察史上具有首创意义。

中国古代治安的终结

商品经济发展使明清时代的社会治安出现新的形势。明清统治者无力适应时代的变化，无力实现治安理论、治安实践上的更新，拿不出积极的治安措施来，只能进一步加强其残酷毒辣的统治和镇压。中国古代治安走向终结。

儒表法里的汉代治安术

在社会治安问题上,不存在“纯净”的儒家或法家.汉初政治家们一面张扬“仁义”说教,搞“礼乐”点缀,一面施行法律制裁,搞帝王独截.在统治者手中,儒法两家都是有用的,弃置不得的.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汉代形成了儒表法里的综合治安术.从此,法学经典、法律条令开始披上儒学外衣,人们力求用儒学语言去表述法学要求.儒表法里为解决社会矛盾增加了可供选择的手段,为“缓和冲突,使冲突保持在秩序范围之内”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件,有利于社会治安.

隋唐时期的社会层面控制

隋唐时期对社会层面的控制很严。除了对世族豪门、庶族及其知识分子、广大农民控制外,隋唐政府对兵士、僧尼、商贾、手工业工人及归附的“化外人”,也多方进行管理,尽力控制在政府权力范围以内。另外,对城市居民生活秩序的控制也是很严的。

中国古代治安的历史分期

我国有五千年高度发达的文明史,其中包括着高度发达的社会安全管理文化。中国古代治安在中华民族数千年安全生存与文明发展的长途中,起过十分重要的保障作用和粘固作用。只要看看世界多少古老文明不是泯灭就是中断了,我们就应高度评价我国古代治安的这种作用。

先秦法家治安思想述略

“治安”这一术语由韩非子率先提出。韩非子从国家政治生活的全局加以考察，是一种“大治安”的理念。古代哲人对政府治安管理职能的自觉，促成了中国古代治安理论、治安体制、治安模式的早期成型。先秦法家描绘出创建中央集权制一统王朝的建国蓝图，提出了强化基层管理、稳定社会秩序的治安方案，使普天之下都能处在行政网络的有效管理之中。法家认为，社会生活的有序状态靠法律规范实现，严刑峻法，可“以刑击刑”，而社会面控制是管理的基本目标，户籍管理是治安管理的基础工作，同时，随着时势的发展，根据政治的需要，应随时修订颁布新的法律和禁令。

宋代城市的治安管理

宋代实行“街市结合”的城建体制，城市经济文化生活比唐代更为活跃兴旺。引发出许多新的城市治安问题。对此，宋朝政府采取诸多措施：组建和完善治安管理网络，加强人口管理，强化公共秩序管理和消防管理。南宋临安城的治安管理，在封建社会中后期，具有一定的典范性。

中国古代治安体制的孕育

原始社会即有安全管理。随着国家的产生,社会治安管理成为国家行政管理的重要内容。经由夏、商,西周三代,中国古代治安从体制上、模式上以至某些具体管理措施上,都走过了孕育阶段。

《云梦秦简》的治安学解读

《云梦秦简》是秦人法制传统的见证。秦人建立以“亭”为社会基层单位的治安机构,从读法、诣、诊、鞫、查封、讯、捕亡、检验、备警等方面开展治安业务活动。《云梦秦简》规定了包括谇、循、赀、赎、饿、耐、髡、黥、笞、迁、没、城旦、春、隶臣妾、连坐、削籍等在内的治安罚法,将“贱民、为盗、盗铸钱、逃役、废令、犯令”等视为“违警”。秦人在讲究“一断于法”的同时,也尝试过“援道入法”。

贾谊治安学解读

西汉早期思想家、政治家贾谊 ,从汉初现实政治出发 ,系统论述了治国安邦的思想理论 ,提出了一系列适应当时政情发展需要的政策措施 ,成效卓著。他力主加强中央集权 ,强化封建法制 ,改善政权结构 ;十分重视改善大一统封建帝国的政治秩序 ,十分重视构建社会生活的安宁秩序 ,从而实现“家齐国治平天下”的政治理想。

在制度文明的框架内整合礼法

制度文明是社会文明的保障因素和粘固因素。西周以宗法等级制为核心的礼法制度是我国作为领土国家形成的必要条件。礼法文化规范了古代中国的社会生态以及古代文明的发展方向 ,制约了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和道德风貌。随着礼法的实施 ,法律规范在历史中积淀为社会习俗 ,内化为人们的道德操守 ,进而全方位地调节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必须在制度文明的框架内整合礼法 ,综合推进道德建设和法制建设。

中国古代治安体制的确立

秦始皇将国家一切活动都纳入法的轨道,确立了朝廷——郡县——乡里三级治安行政管理体制.他全面实施法制规范,颁发国家法令及各种条规,重视对国民的法制宣教,确定治安业务管理模式,对各类官吏的工作进行量化考核,并给一般居民制定出行为规范,从而使秦的治安规范全面深入地契入官民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秦人真正贯彻了“一断于法”的治国方针.中国古代治安体制也得以成型确立.

中国古代治安体制草创于春秋战国时期

春秋初年,管仲在齐国改革地方行政结构,改变官制;调整社会基层组织,实行闾伍制。春秋中后期,子产施行“大治安”方略,将弱小而内乱不止的郑国治理得稳定富强。战国时期,商鞅在泰国推行封建治安秩序,对于全国统一后封建治安秩序的确立,起了先驱示范作用。总之,管仲、子产、商鞅等人为古代治安体制的创建作出了贡献。

先秦治安的理论探讨与法制建设

先秦时期,诸子百家的治国理论中包涵了许多治安法理、治安方略和治安对策。儒、道、墨、法诸家的一些治安理论,指导并制约了中国几千年的社会治安工作。先秦成文法的产生,则使当时的社会治安管理有了法律依据。

《尚书》:为中华法系提供原型构架

《尚书》是我国文化史上最先提出并系统论述“罪·刑”概念的上古文献。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以“仁”“礼”来概括儒学,而忽视先秦儒学对刑法的全方位论列,甚至认为“中华法系”源于后起的法家。其实,正是《尚书》,从法哲学的思考到国体、政体的制度性论证,从立法、司法、执法的基本原则到具体刑法条例的制定及其适用,从刑事犯罪到民事规范到司法诉讼程序,都有基础性的探讨。应该说,以《尚书》为代表的先秦儒学,为中华法系提供了最初的思想资料和体系框架。

墨子治安学解读

墨家学派是先秦最注重实践的一个学派。墨子关于“尚贤”、“兼爱”、“非攻”的思想 ,涵蕴着丰富的治安学精义。墨学对现存社会秩序的批判 ,对“贤人政治”的设想与追求 ,对救助弱势群体的急切关怀 ,对战时社会治安管理的说明 ,都为后人的治安提供了有价值的思想资料。墨子对平等社会的执着追求是应予肯定的。

六朝时期的社会治安

六朝时期,在治安法理的研究与应用上,曹操、诸葛亮、张斐等人各有贡献。张斐对犯罪概念作了精确而系统的说明,又强调守法而不拘法,明法更要明理,依律文断罪,从深远考虑,大处着眼,明理权变,随事取法。《北齐律》则完成了汉魏以来封建法典由繁而简、而杂而清的改革。六朝时期各族各统治集团都高度重视人口管理,其户口簿籍品类繁多,各有专用,但同时“户籍巧伪”问题极其严重。

先秦民本思想的治安学价值

在上古夏商时期,奴隶没有“民”的资格,没有接受刑罚的资格。“民”的概念中开始包容进奴隶,是在周代。春秋时期,农工商民与士民可以相提并论,“民”的概念扩大,“天赋君权”的观念动摇。战国时期,“民”的利益在政治思想、法律思想中得到某种承认,“民”有了一定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民本思想在法典中也有体现。这些都有利于当时新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生活秩序的确立,有利于庶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