融资总量研究重构--一个基于风险溢价视角的思考

自次贷危机爆发以来,在近乎零利率刺激的情形下金融市场风险溢价依然居高不下。直面短期利率传导不畅的现实困境,欧、美主要经济体纷纷重新祭起货币总量宽松的大旗,这也促使学界开始重新考虑广义货币、融资总量和流动性的作用。如何在主流凯恩斯范式下重构包含了货币(put money back)的统一模式,审视广义货币、融资总量及其对市场风险溢价的影响,也就成为了货币经济学界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就我国而言,在现阶段"价格中介尚未形成,而数量中介逐渐失去调控效果之时",建议未来央行货币政策调控目标适时考虑向包括债券等多元直接融资工具在内的社会融资规模进行转变。

上市银行业绩增长与资本匮乏并存之谜

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监管层对于银行业资本管理的重要性越来越重视。在巴塞尔协议逆周期审慎资本监管的考核要求下,以信贷为主的中国A+H上市银行相继陷入了一轮"融资—贷款—再融资"的怪圈。本文立足于当前我国经济金融深化进程中倒U型货币路径的现实背景,从理论上阐释了银行业靓丽业绩与再融资困境并存的怪圈,并借鉴IMF经济学家Barajas(2010)对银行最优资本资产比(equity to assets ratio)的计量,具体测算了中国A+H银行的股权再融资压力。最后,我们认为,大力推进包括债券市场在内的直接融资市场的发展,应是未来中国经济金融深化进程中最重要的制度安排之一。

控制权偏好冲突下的基金营销决策行为研究

从实物期权的全新角度研究基金营销的经营决策行为。在非对称信息条件下,引入经理控制权偏好分析了具有逆向选择的委托代理问题。设计了以基金投资者利润最大化为目标函数,以经理报酬和决策投资为状态方程的最优控制问题。并构造汉密尔顿函数从最大值原理出发,推导了基金投资决策的优化方案。最后结合MATLAB的无约束非线性优化函数,进行仿真试验验证理论结果。

上市公司增发新股政策的变更及有效性研究

中国证监会提高申请增发新股上市公司的业绩要求后,满足更加严格增发新股条件的上市公司发行新股后的股价收益率要显著高于同行业、同规模未进行股权再融资的上市公司,而且其相对于行业一般水平的超额资产盈利能力在发行新股后仍具有较强的持续性;而在增发新股政策相对宽松时期发行新股的上市公司发行后的股价收益和会计业绩并不突出。这表明增发新股政策的变更能够筛选出优质的上市公司,并能有效配置资源和保护投资者的利益。

利率市场化的宏观经济效应研究

利率是引导金融资源配置的信号,利率市场化改革必将对经济主体利益产生重要影响。本文在分析了经济主体在"存、贷利率管制"情形下福利状况后,基于我国制造业上市企业微观层面的大样本数据,对利率市场化的影响进行了经验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在利率市场化后,企业能更好地平滑融资成本冲击,实现福利增进。基于动态随机一般均衡模型(DSGE)的模拟结果也进一步证实,在利率市场化后,受益于居民消费的跨期平滑、中央银行可以通过调节真实利率进而有效地调控经济增长和物价水平;在居民、企业、中央银行三部门同时实现福利效用最大化的约束前提下,利率市场化能有效提高货币政策传导效率,消除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价格之谜。

经济转型期中国人口结构变化及其对通货膨胀的影响分析

未来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经济基本面可能出现的一个重大变化就是人口红利即将消失,劳动力将从过剩转为短缺。不少学者认为劳动力供给减少可能导致工资的持续上涨与物价水平的抬升。本文通过分析理论和典型经济体的历史经验却发现,由于人口结构变化对总需求的抑制作用可能大于其对总供给的拖累作用,所以劳动人口的减少并不会导致长期的通货膨胀。相反,如果劳动人口的减少同时伴随老龄化程度的加深,则经济体有陷入通货紧缩的风险。因此,为避免中国未来因为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老龄化程度的快速发展可能产生的经济下行和通缩风险,需要在人口、收入、教育以及结构调整等政策方面提前做好应对。

非完美消费风险共担与开放条件下国民福利增进

基于1994-2014年居民收入增速和实际有效汇率的经验分析表明,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并不存在明确的消费风险共担机制,Backus-Smisth消费-实际汇率背离之谜在中国显著成立;但在加入了国际贸易成本冲击之后,居民消费增速与实际汇率呈现出完美消费风险共担机制所预期的正相关关系,对外贸易成本较好地解释了Backus-Smisth之谜。通过在标准的两国生产经济模型中加入成本冲击,模型进一步证实了贸易成本对消费风险共担的弱化效应。最后,建议抓住"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契机,着力推动新一轮的高水平开放,以期进一步降低贸易成本,有效增进居民福利。

货币冲击、房地产收益波动与最优货币政策选择

与传统资产定价模型中风险收益权衡关系相悖,我国房地产市场存在投资异象和波动长记忆性特征。文章利用泰勒规则(Taylor Rule)的利率缺口,在剔除市场预期之后测度了中国市场的货币政策冲击,并基于房地产投资回报的时序数据波动聚集性和时变性特征构建GARCH(1,1)-M模型,以此度量我国房地产市场投资收益的波动演变路径,解释了央行实施加息的货币政策后当期房价反而上涨的投资现象。文章还立足于房地产市场参与人的投资特征,从行为金融学的全新研究视角出发,建立包含行为资产定价的动态模型经济系统,研究资产价格波动与最优货币政策选择问题,求得相应闭型解,为实施关注资产价格波动的最优货币政策提供理论基础。

货币政策与最优融资选择--一个基于公司治理因素视角的研究

1998年,中国人民银行宣布取消信贷规模限额直接控制,宏观货币政策调控实体经济由直接方式向间接转变。本文利用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1998～2008年一季度的数据,在引入公司治理因素后,研究了货币政策对微观公司实体融资选择的异质性影响。结果表明,上市公司所有权差异显著影响公司的融资选择,在银行主导的资源配置模式下,货币政策的信贷传导渠道整体有效,但国有控股上市公司的融资行为支持关系信贷观,一定程度上弱化了货币政策的调控效力;上市公司的信息披露差异对公司融资选择影响显著,相对于单一上市公司而言,交叉上市公司对货币政策反应敏感,交叉上市公司融资行为支持绑定效应。总之,运用货币政策调控实体经济时,公司治理因素对于微观实体的融资反应行为影响显著。最后,针对研究结论并结合当前现实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安倍经济学“三支箭”的风险

安倍经济学的＂三支箭＂ 2012年底日本自民党的安倍晋三上台后,为改变困扰日本经济多年的＂通缩陷阱＂（CPI、GDP同比持续负增长）,提出了＂三箭齐发＂的安倍经济学,即通过采取超常规的激进货币政策、灵活的财政减税政策、刺激民间投资为中心的经济产业成长战略,

大宗商品延续分化格局

今年以来，国际大宗商品价格普遍呈下跌趋势，不同品种走势呈现分化态势。预计下半年，大宗商品价格走势分化的格局将会延续。

全球资金“股债逆转”

2013年，在新兴市场资本流入趋势延续的同时，全球资金大类配嚣风格则在经历“从债券到股票”的明显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