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离婚自由的限度——兼论我国离婚制度的完善

法律主要通过引导性条款和保护性条款对离婚自由作出必要、合理的限制。引导性条款包括协议离婚时的限制性条款和离婚弹性条款,其主要目的在于引导当事人朝着婚姻成功的方向努力;保护性条款主要包括离婚保障性条款和离婚苛刻条款,其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婚姻家庭中弱者的利益。

海上走私治理中涉案船舶处置问题研究--以近6年N市海上走私案件船舶处置为样本

在我国部分地区开展海事审判“三合一”试点改革的背景下,本课题组通过梳理近六年N市某缉私部门在查处海上走私案件中扣押船舶的处置情况,系统分析司法实务船舶处置中常见疑难问题,提出处置的基本原则,重点围绕船舶没收的实体条件和先行处置这两个问题展开研究。

涉走私类洗钱犯罪行为的类型化分析

对于洗钱行为的司法认定,宏观层面要遵循侵害金融管理秩序、禁止重复评价原则和期待可能性三个基本原理,微观层面则可区分掩盖混淆型洗钱、借名顶替型洗钱、投资置换型洗钱三种样态。帮助走私分子跨境转移资金,即使该资金出境后是用于支付走私货物对价,也不排除构成洗钱罪的可能,区分洗钱罪与走私共犯的关键在于是否有事前通谋。走私人使用他人账户接收犯罪所得,或者在收到走私违法所得现金后分散存入自己账户,也可能构成洗钱罪。

买卖走私货物过程中的洗钱犯罪问题研究

打击洗钱犯罪旨在及时切断上游犯罪资金链,剥夺非法获益以及再犯可能性。作为洗钱罪对象的走私犯罪所得,采用不扣除成本的广义犯罪所得概念更合理,符合司法实际和人们的一般认识。走私进口的货物、物品系犯罪所得。销售、代为销售走私货物、物品,或者向非直接走私人收购走私货物、物品的,可以构成洗钱罪。鉴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对货物和物品有不同的规定,行为人走私进口货物既遂后再销售的,以走私罪一罪处理;走私进口物品既遂后另起犯意销售的,以走私罪和洗钱罪数罪并罚。

走私犯罪对象认识错误的定性与处理

走私案件中,行为人具有走私的概括故意,或者只是对走私对象出现具体的认识错误时,应按实际对象定罪处罚;出现抽象的认识错误时,应在故意的内容与客观事实重合的限度内确定合适的走私罪名。事实认定方面,可以从四个维度区分概括故意和认识错误:一是结合货物的自然属性;二是结合行为人的分工、角色和获利情况;三是结合行为人是否履行必要的核实义务;四是结合行为方式、运输工具与货物的匹配度。基于从严打击走私犯罪的政策导向,在遵循主客观相一致原则的基础上,总体上应从严把握认识错误的证据标准。

公诉案件审查报告存在的主要问题与对策

当前公诉案件审查报告主要存在结构设计不合理、逻辑性不强、承办人办案思路、办案理念更新不足、制作水平有待提升等问题.结合当下司法改革对检察工作带来的影响,可从整体结构和具体内容两方面完善审查报告.对主体内容结构进行调整,明确各部分的功能定位,并以附件形式补充完善主体内容.

海上走私中购私行为定罪量刑问题实证研究

近年来,海上成品油走私频发,购私人员被刑事处罚的情况增多,且通常涉案税额很高。以近5年浙江海上成品油走私案件为分析样本,可以发现购私人员量刑不平衡问题较为突出。破解上述困境,要结合海上走私特有的行为模式,运用共犯理论平衡量刑;从长远看,还需要在立法上予以完善,可以借鉴洗钱罪等其他连累犯的立法模式,完善购私行为定罪量刑的标准。

制度功能视角下考量单位犯罪与个人犯罪的界限

单位犯罪法律制度具有规范功能、分担功能、保障功能和修复功能。立足于上述制度功能,可以从两个维度来把握单位犯罪与自然人犯罪的界限:一是单位合法性;二是单位独立性。关于以单位的名义、利益归属、单位意志、是否以从事违法犯罪为主要目的或主要从事犯罪活动、单位人格否认制度、企业合规计划等涉及单位犯罪认定的传统要素,可以分别归入单位的合法性或独立性要件中进行解读。对于单位分支(内设)机构、筹备中的单位、村(居)民委员会与村(居)民小组等特殊组织体,也需要围绕上述两个维度来判断是否具备单位犯罪主体资格。

证据信息类型化研究

证据信息反映证据的具体内容,是认定案件事实的细胞。证据信息可分为程序性信息和实体性信息。实体性信息是证据中最主要的信息,又可以进一步分成身份信息、时空信息、过程信息、结果信息。证据信息的类型化分析,有利于深入认识证据内容、准确提炼证据信息、有效构建证据体系。

优化庭审举证模式的四个维度

庭审举证以庭前证据审查运用为基础，但并不是简单地重复庭前证据审查运用的过程，更不是拿着庭前审查报告在庭上宣读证据内容。在庭审实质化背景下，举证应当突出运用庭审证据的特征，从证据组合、证据内容、表达形式和举证节奏四个维度把握庭审举证的具体过程，才能让被告人、辩护人充分有效地参与到举证质证中，为控辩双方围绕证据和事实展开论辩提供基础条件，以保证庭审在查明事实、认定证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

司法改革背景下公诉案件审查报告改进研究

当前我国司法领域正在进行一系列深刻改革,对刑事检察工作带来巨大影响,而传统办案模式下批捕、公诉两个阶段的审查报告也暴露出诸多问题。本文在分析当前几项重大改革措施对刑事检察工作主要影响的基础上,梳理当前审查报告存在的常见问题,提出审查报告改进的具体路径。

涉税走私违法所得问题研究

违法所得可以区分为广义违法所得和狭义违法所得、阶段性违法所得和终局性违法所得。涉税走私中,应区分不同功能来理解和把握违法所得的范围。打击洗钱犯罪旨在及时切断上游犯罪资金链,尽量剥夺再犯的可能性,这就需要适度放宽违法所得的范围,对上游犯罪的涉税走私采纳广义违法所得概念更合理,应侧重于从走私过程来把握阶段性违法所得。没收追缴则旨在剥夺行为人从违法犯罪中实际获得的利益,如果一律按走私货物完税价格认定违法所得,不但重复评价实际获利,也会导致罪责刑不相适应,不符合司法实际和大众观念。对此,应从结果角度来把握终局性违法所得,区分不同情形合理确定没收追缴违法所得的范围。

略论海上走私犯罪侦查管辖权的优化配置——以2015-2019年N市、W市司法机关办理海上走私案件为例

近年来,海上走私案件高发,侦查管辖权应势调整,但仍存在有待优化之处。以2015-2019年N市和W市司法机关办理的海上走私犯罪案件为例,分析该类犯罪的总体形势。当前,该类犯罪存在团伙化程度高、区域性明显、规模庞大、隐蔽性强、以走私普通货物为主等特征。鉴于该类犯罪侦查管辖的历史变迁、现行规定以及该类犯罪特征,当前侦查管辖仍存在职能权限界定划分不够清晰、与案件高发态势不相适应、移送管辖不够顺畅等问题。主要依据执法区域标准来配置海上走私案件侦查管辖权,减少证据合法性争议,同时最大程度发挥各涉海部门刑事侦查优势,促进"两法"无缝衔接,形成打击海上走私合力,提升海上走私治理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