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承危机与二世亡秦

皇帝权力越大、专制程度越高,继承就越潜藏危机。秦始皇作为历史上最为专制独裁的皇帝之一,他与秦二世之间的权力更迭尤为困难,其突然死亡又加重了这种困难。种种迹象表明,秦二世面临着严峻的合法性危机,促使他即位后采取了一系列残酷、反常的措施。为强调其合法性来源,秦二世一面极力尊崇、模仿始皇,延续其暴政,一面又作出优抚吏民的姿态,反映出在继承危机中的两难处境。然而,秦始皇在征服六国中形成的近乎神圣的卡里斯玛权威终究未能成功传递。秦二世为维持“神性”而退居深宫,反使大权旁落,朝政失控,加速了秦朝统治的崩溃。二世亡秦作为一个极端的例证,表明继承危机是内在于君主专制政体中的“遗传病”。

“松散而亲密的联盟”——北大魏晋南北朝史方向的重建与学风传承

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大学的专业完成学术重建并形成自己的学风,北京大学历史学系的魏晋南北朝史方向是其中一个可供参考的个案。周一良、田余庆、祝总斌三位第一代学人,在步入晚年之际,结成教学与研究方面的"联盟",开创了学术至上的风气,并由第二代学人传承至今。回顾这段历史,可以归纳人文学术发展的条件,体会学风在其中的重要意义,认识学人作为学术活动的主体所能发挥的关键作用。

十二時辰的産生與制度化

中國古代的十二時辰,是一種均分全天時段且不隨季節變化的匀定時制。十二辰原指方位,在秦漢《日書》已經開始與時稱對應,用於占卜,但性質與後世的十二時辰不同,並非其源頭。十二時辰萌生於西漢式占和曆算中的"日加"十二辰,也稱"加時"。這在當時僅是一種理念性的時間系統,未能迅速流行。直到梁武帝改革時制,將漏刻與加時結合成爲辰刻記時法,纔正式將十二辰作爲時間的名稱。這種新的記時法,被隋代官方曆法吸收,至唐代中葉以後逐漸用於制度規定和日常政務,其匀定性質則長期未能貫徹。

从阴阳书到明堂礼——读银雀山汉简《迎四时》

笔者比对传世文献，缀合银雀山汉简《迎四时》残篇，发现其与《皇览》所引礼书，是相同内容文献在不同时代的传本。然而，两者在目录学分类上却分别被归入阴阳书和儒书。这不仅是文献本身在思想学术体系中的地位变迁，也反映了儒学吸收和整合阴阳学说的过程。本文尝试围绕这个问题，作一些关於汉代学术史的推论。

序數紀日的産生與通行

兩漢以後,序數紀日産生並逐漸流行,取代干支紀日。秦和漢初,朔閏安排不盡統一,以從每月朔日起數得的序數紀日,無法保證日期的確定性,尚不可行。漢武帝太初改曆,統一朔閏,客觀上爲序數紀日的産生創造了條件。但序數紀日是使用需求推動的自然結果,在産生之初,官方地位仍低於干支紀日,未能取而代之。至東漢前期,出土官文書的日期格式發生整齊劃一的變化,説明王朝通過行政命令自上而下地升格序數紀日。這一做法,推動序數紀日進一步通行,最終改變了國家和社會生活的時間標尺和時間秩序。

《史記集解》爲注體說

《史記》今存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張守節《正義》三家舊釋,原皆各自單行,南宋建安黄善夫刻《史記》,始合三家爲一書。三者之中,唯《集解》一書自北宋有刻本以來皆附《史記》正文而行,考諸始末,可知其撰作之初即是夾注之體。邵晉涵所撰《史記集解提要》云：＂《集解》原本八十卷,今毛本（毛晉汲古閣本）作百三十卷,只以篇數分卷,其原書之分合次第已不可考見。＂（《南江文抄》卷十二,《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略同）所謂＂原本＂指裴駰原稿.

出土秦漢曆書綜論

曆書是人類有計劃地命名和安排時間的産物,反映出製作者和使用者的時間觀念及其遵循的時間秩序。目前所知年代較爲確定的出土秦漢曆書共83件,按照内容和形制等因素,可以分爲曆日和曆朔兩類,分别包括二型、三型,各若干式,呈現出一定的發展繼承關係。秦漢曆書主要有查日期和歲時節日、加注記事以及配合日書占視吉凶三種功能,結合了"曆法"和"選擇"兩類知識。曆書可以是使用者自己製作,也可能來自多元化的公共性渠道,曆朔和曆日安排往往不盡統一。這種情况,爲思考當時人的時間觀念以及秦漢國家與社會時間秩序的構成,提供了啓示。

棄市新探--兼談漢晉間死刑的變遷

棄市是秦漢法定死刑中最常用的基準刑罰,其處刑方式舊有斬首、絞首二説,聚訟不決。傳世文獻中的證據顯示,秦漢棄市之法使用刀刃,但不導致身首分離,應是以鋒刃割頸而致死。新近公布的益陽兔子山秦牘將棄市的處死方式記作“刑殺”,其中的“刑”字从“幵”不从“井”。此字在秦及漢初簡帛中的用法與表示罪刑的“”字涇渭分明,在《説文》中則與“剄”互訓,是分化出來表示“割頸”的專字。由此可確證秦漢棄市的處死方式。以棄市割頸説爲基礎,還可重新認識魏晉時期死刑趨於寬簡的變化,將之概括爲“棄市改絞、斬首入律、腰斬出刑”。從總體上看,秦漢魏晉的死刑等級劃分尤其注重身體的完整程度,與同時期的歐洲有明顯差異。

“送故”吏與送“故吏”——讀《世說新語》札記之一

《世说新语．雅量》“褚公於章安令迁太尉记室参军”条云：“公东出，乘估客船，送故吏数人，投钱唐亭住。”文中的“送故吏”旧有二解，一是“故吏”送褚公，一是褚公送“故吏”。周一良《魏晋南北朝史札记》“送故”条引此，将“送故吏”解为“送故”之吏；高敏《魏晋南朝“送故”制度考略》也据之证明晋时县令离任，有故吏相送之制。朱铸禹在《世说新语汇校集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中则认为是褚公送“故吏”，

秦簡牘復生故事與移風易俗

生死,是一個永恒的謎。對於生者來說,死後世界到底是什麼樣,應該如何對待死者,都難以找到確切的答案。於是,死而復生就成了向生者傳達死後世界信息的最佳途徑。這種超自然現象實際上不可能真的發生,卻自古為人們所津津樂道。有文字記錄傳世的復生故事何止千百,而近來在秦簡牘中發現的兩篇,可說是其中已知最早的。放馬灘秦簡《丹》篇和北大秦牘《泰原有死者》,分别記述了一位死者復生。

睡虎地秦簡“爲吏之道”應更名“語書”——兼談“語書”名義及秦簡中類似文獻的性質

1975年,湖北省雲夢縣睡虎地M1l號秦墓出土了1200多枚竹簡。整理者根據竹簡在棺中的出土位置,將之分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八組。位於墓主人腹下的辛組簡,又被整理者分篇復原爲四種書:《語書》、《爲吏之道》、《效律》和《秦律雜抄》。這種分篇及命名至今沿用。不過,關於其中《語書》與《南郡守騰文書》的分合以及《爲吏之道》的命名,過去都曾有争議。筆者重讀睡虎地秦簡。

里耶秦簡牘所見的時刻記録與記時法

已正式公布的里耶秦簡牘中,共檢得時刻記録138條,兼用時稱和漏刻記時法,大致均匀分布在各年中,始終並用。這兩種記時法的使用比例與當地的氣候狀况相適應,且都比較粗略,説明秦代遷陵縣的工作節奏相對緩慢。

山少傅名言——读《世说新语》札记之二（下）

陈寅恪先生并不否认咸宁初山涛论兵之事，但为证成山涛所反对者即“罢州郡兵”之说，他强调山涛还有一次论兵，在武帝罢州郡兵之後，依据是《世说．识监》注引《竹林七贤论》：“吴既平，……於是州郡悉去兵。……时京师犹讲武，山涛因论孙、吴用兵本意。”陈先生未指明在何年，但既然罢州郡兵在太康三年（282），山涛又死於太康四年，论兵就只能在这两年之间了。

北齊文宣帝的鮮卑本名

《北史·齐文宣帝纪》：“及产．命之曰候尼于，鲜卑言有相子也．”此云北齐文宣帝高洋的鲜卑语本名是“侯尼于”。然《太平御览》卷七三0引《三国典略》云高洋名“俟尼干”，《册府元龟》卷一八二又云名“俟尼”。“侯”、“俟”形近，必有一为，“于”、“干”亦未能遽定孰是。

山少傅名言——读《世说新语》札记之二（上）

《世说新语·识监》云： 晋武帝讲武於宣武场。帝欲偃武修文，亲自临幸，悉召巩臣。山公谓不宜尔，因与诸尚书言孙、吴用兵本意。遂究论，举坐无不咨嗟，皆曰：“山少傅乃天下名言。”后诸王骄汰，轻遘祸难，於是寇盗处处蚁合，郡国多以无备。不能制服，遂渐炽盛，皆如公言。

從顧歡推六甲説古代字書的分章

《南齊書》卷五四《顧歡傳》：＂歡年六七歲畫甲子,有簡三篇,歡析計,遂知六甲。＂這條史料涉及古代簡册制度和小學教育,十分重要。張政烺先生在《六書古義》（載《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十本）

司馬遷與《過秦》篇

司馬遷編著《史記》,全文引述賈誼《過秦》篇,有含而未申之義。參考北大漢簡《趙正書》等出土文獻,可知《過秦》所述史事别有所據,與《史記》多有牴牾。司馬遷對這些牴牾之處未加删削,也不像對待一般作品那樣將《過秦》篇置入作者的列傳,而是收録在抒發己見的'太史公曰'中,有意假借賈誼的文字,寫出對武帝晚年政局的批評和重蹈亡秦覆轍的憂慮。這樣的表達方式,受到《詩》《書》《春秋》等古代經典的影響,切合當時的歷史情境,更與司馬遷本人的遭遇和心態緊密聯繫,體現了《史記》寫作中個人化的一面。

北京大学藏秦简牍概述

2010年,北京大学受捐入藏了一批海外回归的珍贵秦简牍,结合室内发掘清理情况和文字内容,可复原为竹简10卷、木简2卷以及零散竹木牍和木觚等,共794枚。这批简牍的抄写年代大约在秦始皇时期,可能出自江汉平原地区的墓葬。简牍以书籍类文献为主,内容涉及秦代政治、地理、社会经济、文学、数学、医学、立法、方术、民间信仰等诸多领域,内涵之丰富在出土秦简中实属罕见。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概说

北京大学藏西汉竹书共有竹简3346枚,大约抄写于西汉中期。这批竹简形制多样,修治工巧,书法精美,保存状况极佳。竹简背面多有较浅的斜直划痕,可以作为简序复原的参考。竹书内容极为丰富,包含有《苍颉篇》、《赵正书》、《老子〉、《周驯》、《妄稽》、《反淫》、《日书》、《堪舆》、《雨书》、《六博》、《荆决》和医书等近20种古代文献,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价值。它的发现、整理与研究,将在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以及文学和书法艺术等多个方面,提供宝贵的新资料和新认识。

里耶秦方与“书同文字”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实行了“书同文字”政策[1]。近代以来，学者对这一政策的内容、实质和效果做了不少探讨。陈昭容总结前人研究．归纳出“正字形”和“正用字”两种主要意见．作为认识“书同文字”政策的两个层面。她认为，“书同文字”政策在“正字形”，即废除与秦系文字不合的字形写法方面，取得了极为显著的成效，而在“正用字”，即改用与秦文用字习惯相同的通假字方面，则效果不彰[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