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辩护制度的完善

刑事辩护制度发达与否是衡量一个国家民主法治与人权保障程度的重要标志。经过40多年的发展,中国刑事辩护制度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从司法实践以及同其他法治国家的比较来看,中国刑事辩护制度还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具体而言,应当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将指定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依法保障辩护律师三项基本诉讼权利的行使、确立讯问犯罪嫌疑人律师在场制度、在职务犯罪案件的调查留置期间允许律师介入,以更好地实现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的平衡。

强制采样与人权保障之冲突与平衡

强制采样与公民的人身自由权、身体权和隐私权等之间存在紧张的冲突关系。我国有必要借鉴西方法治国家关于强制采样的立法经验,在《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时将强制采样作为一种独立的侦查行为,并对强制采样的适用对象、程序、被采样人的权利保障及救济机制等做出规定,以实现强制采样与人权保障之平衡。

论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在我国的适用

建立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不仅是保障人权、维护法治尊严的需要,而且还可以促进发现案件实体真实。我国相关立法和司法解释虽然对非法证据的排除作了一些规定,但是与刑事诉讼的现代化、民主化潮流不尽相符,也是滋生非法取证的根源之一。在借鉴其他国家或地区经验的基础上,选择适宜我国的非法证据排除模式,建立具体的排除程序,明确相应的证明责任和证明标准,是完善我国刑事诉讼法的重要内容。

刑事诉讼法制建设的重大进步

《刑事诉讼法》再修改是我国民主法制发展的需要,是解决司法实践中突出问题的需要,也是适应我国犯罪活动新变化和加强惩罚犯罪能力的需要。此次修改幅度大、内容多,增、删、改条文共149条。此次修改坚持稳中求进的指导思想,坚持惩罚犯罪与保障人权并重、实体公正与程序公正并重的理念,使刑事诉讼制度进一步民主化、法治化和科学化,取得了重大的进步;但也存在权力制约不足、可操作性不强等问题,有待通过制定司法解释或规范性文件予以弥补和解决,以保证新《刑事诉讼法》得到良性运作和有效实施。

2010-2014年东莞市居民主要死因及对寿命损失的影响

目的了解2010-2014年东莞市居民主要死因及对寿命损失的影响,为疾病的预防与控制提供决策依据。方法通过死亡率、去死因期望寿命、潜在减寿年数等指标分析居民死亡和减寿的主要原因。结果 2010-2014年东莞市居民粗死亡率为127.91/10万,标化死亡率为392.91/10万。前5位死因依次为循环系统疾病、肿瘤、损伤和中毒、呼吸系统疾病、诊断不明疾病。平均期望寿命为82.93岁,对居民期望寿命的损失以循环系统疾病、肿瘤和呼吸系统疾病较为严重,去除这3种死因居民期望寿命可分别增加9.67、1.83和1.17岁。全死因潜在减寿年数(PYLL)为659618人年,标化PYLL为878026人年,减寿率(PYLL‰)为16.39‰,标化PYLL‰为21.82‰。潜在工作损失年数(WYPLL)为541803年,标化WYPLL为714238年,工作损失率(WYPLL‰)为13.46‰,标化WYPLL‰为17.75‰。前3位标化PYLL‰为损伤和中毒、循环系统疾病和肿瘤;前3位标化WYPLL‰为损伤和中毒、循环系统疾病和围生期疾病。结论慢性病和损伤中毒是危害东莞市居民健康的主要原因,针对性地开展健康教育和健康促进工作,是今后我市防病工作的重点。同时,应加强孕期检查和围生期保健,降低婴幼儿死亡率,提高居民期望寿命。

2010-2017年东莞市厚街镇居民主要死因及期望寿命分析

目的了解东莞市厚街镇居民疾病死亡模式,进而对改善经济发达地区居民的生命健康水平和生命质量提供参考依据。方法通过计算死因统计分析指标了解居民死亡和寿命损失的主要原因。结果厚街镇居民死亡标化率为284.14/10万,厚街镇居民期望寿命为86.42岁,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损伤中毒是该镇居民死亡和寿命损耗的主要原因。从PYLL‰和WYPLL‰分析可知,肿瘤、损伤中毒和循环系统疾病不仅是影响该镇居民"早死"的主要原因,也是造成社会价值、劳动力损失的主要疾病。结论厚街镇居民的死亡率较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和损伤中毒是造成该镇居民减寿、劳动力及社会价值损失的主要原因,是影响居民健康的主要危险因素,因此针对这两大类疾病开展宣教和监测管理工作,是今后该镇改善居民健康、降低疾病负担的工作重点。

改革开放30年的刑事诉讼法学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刑事诉讼法学在理论研究、立法服务、组织建设、人才培养等多方面都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就。在回顾、盘点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取得成绩的同时,总结其间的经验得失,有利确定今后几年我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的重点。

密炼机橡胶混炼工艺的自动优化

讨论了密炼机橡胶混炼工艺的自动优化，从采集数据到水平划分，优化因素的选取到得出最佳的可控参数的水平组合，无须任何人工干预，全部由作者编制的软件系统自动生成。除给出自动优化的实现原理外，举例说明该自动优化的实现过程。

广东省自学考试试题库(成卷)专家系统的设计与实现

本文结合广东省高教厅自考办下达的《自学考试试题库通用软件系统》，研究了自学考试试题库通用系统的特点，选题策略优化的理论基础，软件实现手段和人工智能、专家系统技术的运用，并与高等学校试题库通用软件系统进行了比较，分析了各自的优缺点，并对CAT未来的发展作出了展望。

我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新发展与新展望

2012年《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有关刑事鉴定制度的新发展主要体现在确立了"鉴定意见"的称谓、建立了鉴定人作证的特定保护制度、完善了鉴定人出庭作证制度、取消了省级人民政府指定医院的鉴定权、创建了专家辅助人制度等。这些新发展在确保鉴定结果的真实性与合法性、保障鉴定人、当事人等的合法权益、促进刑事司法鉴定制度乃至证据法制的现代化发展等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从长远角度来看,未来还应在立法技术、司法鉴定启动模式、鉴定人出庭作证、强制鉴定以及司法鉴定期间等方面继续推进。

证据裁判原则若干问题之探讨

证据裁判原则是现代刑事诉讼中认定案件事实应当遵循的核心原则。从世界范围来看,诉讼证明方式的演进历经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证据裁判三个阶段。我国刑事诉讼中证据裁判原则的确立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经历了口供裁判、证据裁判精神体现到证据裁判原则确立的漫长发展之路。在我国贯彻证据裁判原则,要做到正确理解案件事实的内涵,有效解决证人出庭问题,进一步完善口供补强证据规则,并对排除合理怀疑证明标准作中国化解读。

论我国法律援助辩护之完善

在“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背景下,我国法律援助辩护制度范围进一步扩大,法律援助辩护服务也呈标准化趋势,但仍不能满足司法实践需要,且同国际通行的法律援助辩护制度存在一定距离。对此,应将法律援助辩护的范围扩大至可能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案件,并适用于审前侦查、审查起诉两阶段。对于可能被判处3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罚的案件,为保障被告人在被拘禁期间最低限度的合法权利,至少由值班律师为其提供法律援助。鉴于死刑的严厉性与不可弥补性,死刑复核程序必须有律师辩护。为提高法律援助辩护率与质量,应考虑设立公设辩护人制度,健全法律援助辩护质量监督体系,并落实对法律援助事业的资金保障。

鉴定机构的中立性与制度改革

刑事诉讼中,刑事案件的处理有时会涉及到专门性问题,而这些专门性总是必须借助专门知识或技能的人的检验结果或判定才能予以解决.在社会生活日趋复杂化、科技化的今天,犯罪活动也呈现智能化、专业化的趋势.有些案件事实的认定如果离开以专门知识和技术手段为依托的鉴定,已几乎成为不可能.随着科技的进一步发展,鉴定的应用领域必将不断拓宽,其重要性也将进一步提高.

刑事诉讼法修改与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诉讼程序的创建

今年3月14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决定》。此次刑事诉讼法修改主要表现出如下特点:着力体现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原则;加强规范司法行为,集中解决司法实践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惩罚犯罪的能力在法治框架内得到进一步的加强;有助于进一步衔接国际刑事司法准则。创建未成年人刑事诉讼程序是此次新《刑事诉讼法》的亮点之一,充分体现了国家对未成年人的关心和爱护。此程序的主要创新和特点如下:确立"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确立未成年人社会调查制度;确立严格限制适用逮捕原则和程序;确立未成年人轻罪犯罪记录封存制度。

完善司法鉴定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举措

公正是司法的灵魂,司法鉴定的公正是实现司法公正的一项重要保证.司法鉴定公正的实现,既要求鉴定结果的客观准确,也要求鉴定过程符合正当程序的基本要求.最近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司法鉴定管理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规范和加强了对鉴定人及鉴定机构的管理,为实现司法公正创造了条件,是对司法鉴定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具体体现在:

作者·读者·编者——刊庆寄语精选

在《中国司法鉴定》创刊10周年之际,我们收到了主管部门,兄弟省市的司法鉴定协会和管理机构的领导,司法鉴定领域的专家、教授和学者,以及从事司法鉴定科学研究和实务界的朋友们撰写的许多寄语。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洋溢着对《中国司法鉴定》关心、热诚和厚爱之情的寄语中,对进一步办好期刊提出了积极的建议,寄予了殷切的期望,表达了作者、读者与编者相携而行历程中的真情厚谊。对于不吝给予我们赐教,为《中国司法鉴定》刊庆而撰写寄语、感言,我们表示衷心的感谢!编辑部将分期遴选刊登。

中国古代诉讼证明问题探讨

证明是中国古代诉讼活动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在古代侦、控、审职能不分的体制下,证明主要是审判机关的职责,但是案件的原告需要提供一定的证据,被告人更承担着证明自己有罪的责任。在诉讼证明标准方面,中国古代司法始终注重追求客观真相,其具体的制度表述,则从概括性逐步走向具体、明确,同时越来越强调依据口供定罪。对于疑罪的处理,中国古代虽有过疑罪从无的思想,但在法律规定上采取疑罪从轻、从赎的原则。古代诉讼证明制度深受专制主义政治体制的制约,反映了纠问制诉讼模式的特征,同时也从一个侧面体现了中国古代的司法文明。对古代证明问题的考察和研究对今天中国的司法制度改革有重要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