补肾健脾通络方治疗原发性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研究

目的观察补肾健脾通络中药治疗骨质疏松症的临床疗效。方法将骨质疏松症患者分为治疗组(39例,口服补肾健脾通络中药+复方氨基酸螯合钙)和对照组(41例,口服阿法骨化醇+复方氨基酸螯合钙),治疗6个月后观察主要症状体征的变化、骨代谢指标及骨密度的改变。结果治疗组和对照组在临术疗效和骨密度、骨代谢疗面作用相当(P>0.05);但在症状、体征方面治疗组较对照组明显改善(P<0.05或P<0.01)。结论补肾健脾通络中药治疗骨质疏松症疗效确切。

天人贯通:《周易》《春秋》交互诠释中的经义整合

《周易》以“天—地—人”三才结构,构建了“天命”与“人事”的沟通渠道,完成了宇宙论层面天人关系的理论设计。董仲舒凭借基于《春秋》学的“天人三策”,赋予“天”以明确的超越性意志,使之成为君位合法性的理论来源。汉代经学通过对《周易》与《春秋》两部经典的交互诠释和经义整合,既对君王德性品质做出了持续性要求,又将政治合法性的理论来源从“先王之道”逐渐向“天道”转移,最终绾合出儒家经学天人观念与政治诠释的理论基础。此后以郑玄、朱熹为代表的历代学者,均会根据不同的学理或政治需求,对经典目录与经义思想进行统合,构造形态各异的经典体系与诠释方法。

新时代红色资源融入高校思政课的有效性研究

红色资源,是我们党领导人们在斗争中创造出来的精神财富。红色资源的内容宽广,形式多元化,有大量的案例可以对高校思政课做扩充,红色资源有很大的教育意义。在新时代背景下,可以使用互联网技术实现对红色资源的运用,依托新媒体平台来保障红色资源的共享。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工学专业课程思政建设研究——以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为例

我国普通高职院校在其教育方面普遍存在重学生专业技能的培养,轻思想素养培养情况,在这种教育模式理念下的高职院校学生,普遍呈现出人格缺失的多种社会现象。而“三全育人”教学理念的提出,对目前高职教育现状进行了改善与调整,对传统教学模式进行了完善与创新,课程思政作为实施“三全育人”中全过程育人的主要内容,被有效地实施到了课程教学当中。本文以电子信息工程技术专业的学生为例,对“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工学专业课程专业思政建设进行了深入的探究,以此来促进大学生全方面的成长成才。

基于接受理论的高职院校思政教学提质增效策略研究

接受理论认为个体对外界信息的接受与处理方式会影响其态度和行为。因此,高职院校管理者以及相关教职人员为提升思政教学质量与效果,积极尝试从教师、学生、课程内容三个维度,探索出一条思政教学提质增效新路径,以期为提高学生思政综合素养提供帮助。

中国传统文化与通识教育学术研讨会综述

通识教育旨在突破传统大学教育过度拘泥于专业教育的限制,力图从更广的视野完成对大学生全面学识和完整人格的教育。经典教育则赋予学生广阔的胸怀和理解力,是通识教育中的重要力量。通识教育与经典教育的结合既可以完善大学教育的全面性,又可以扩充学生的知识和视野。游学课程作为一种全新的通识课程模式,为通识教育和经典教育的结合提供了一种有效的新途径。

红色文化嵌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理念、价值与路径

红色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积累的优秀革命传统与崇高理想信念,与高职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高度契合。在明确以红色文化资源为载体、以学生为中心、以互动体验为手段的主要理念前提下,高职院校、政府、社会三者应探索在新时代将红色文化嵌入高职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路径,展现其在现代高职教育中蕴含的独特价值。具体表现为:在高职层面,构筑红色文化育人体系;在政府层面,完善红色文化传承机制;在社会层面,提升红色文化宣传影响力。

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联动机制的构建

红色文化资源承载着中国共产党人百年来积累的优秀革命传统与崇高理想信念,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价值目标高度契合。为推进落实教育“立德树人”的根本任务,高校应筑牢思想政治教育主体地位,从“高校、政府、社会”相互作用进行分析,充分发挥地方红色文化优势,探讨红色文化资源与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联动机制存在的必要性,探索构建可行性策略,实现三者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

试论苏舆对董、何“三正”说的批评与诠释

《春秋公羊传》通过“通三统”例,以“存三正”的方式处理王朝更迭后新王与旧王间的关系,用“存二王后”的形式保留前朝社稷、服色,籍此展现“尊先王”之意。清末学者苏舆通过分疏两位汉代《公羊》学先师董仲舒、何休对“以《春秋》当新王”一旨的不同诠释,以及“亲周”与“新周”的异文,成功地构建了董仲舒与何休对“三统”诠释的两处矛盾,并以《春秋》“只改正朔而不易王统”为基点,凭借将商、周、汉通为三统的理论构建,批驳了何休以降的今文学家所认同的《春秋》“黜周王鲁”说,否定了康有为本诸“通三统”例而构建的“改制”之论。但苏舆对董仲舒“统三正”说的诠释完全建立在对何休“通三统”论的批驳上,带有强烈的学术及政治主观性,亦未必董氏学之本意。

試論清初學者對宋儒《易傳》詮釋的批評

朱熹在基於《易傳》中《繫辭》和《説卦》文本詮釋的基礎上,結合北宋學者邵雍提供的方法論,畫出了《周易本義》中的先天諸圖,並以之構建出了旨在探求《易》源的先天學。但在胡渭等清初學者看來,朱子對《繫辭》的詮釋錯誤理解了“生卦”的基本意涵,混淆了聖人“畫卦”與後人“卜卦”的應有區分,並且違背了三畫卦爲《周易》基本單位的事實。而朱子對先天八卦方位的詮釋,既無法在《説卦》内部與後天八卦方位並立,也割裂了《周易》中的八卦“生成”系統,實屬對《説卦》的誤讀。因此,先天學的理論基礎完全建立在對《易傳》的誤解之上,既不符合經學“疏不破注”的詮釋原則,也無法在“先天”的逆推邏1中自圓其説,故而完全不能成立。

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中面临的安全风险及对策分析

作为"一带一路"倡议重要的现行和旗舰项目,中巴经济走廊能够有效推动广大南亚区域经济的发展,光明前景被各国看好。然而巴基斯坦国内政治环境不稳定,极端势力的频繁活动导致其国内安全形势依然处于局部动荡之中,加之周边区域争端冲突未能得到有效遏制,造成了巴基斯坦短期内无法摆脱的安全困境。及时正确评估目前所面临的安全风险,是目前我国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相关部门的首要任务。

“三全育人”视域下高职院校“形势与政策”课程教学改革探究——以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为例

作为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重要组成部分,“形势与政策”课程对高职院校“三全育人”视域下的人才培养体系建设不容小觑,加强与其相关的课程教学改革也是当前高职院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势在必行的工作。文章以江苏电子信息职业学院为例(以下简称“苏电院”),对“形势与政策”课程现状进行分析,提出了契合“三全育人”理念的教学改革对策。

“原心定罪”与“功过相抵”——试论儒家判定“经权”关系的两个道德原则

自孔子在《论语》中开始阐述这一问题伊始,经权关系便成为儒家在道德、政治哲学中最高且最为难以把握的一项原则。这一原则在《春秋》中便广为使用,而"原心定罪"与"功过相抵"则成了其中两条重要的评判标准。但自两汉以降,对于"权"的含义及经权关系的论争也在"反经"与"返经"间不断进退。由于行"权"之特殊性使得对于"权"之轻重的区分以及何人方可行"权"的问题也成为历代学者讨论的焦点所在。而"权"这一最为讲究变通的原则也终于非常完备地保持了它所应该保持的原则性。

试论图书易学在清初的一个变化——以清初学者对宋本《河图》《洛书》的考证为例

以《河图》《洛书》为代表的宋代易图,完全突破了象形化的物象图画层面,以白黑点为元素展现出完全抽象化的图像。从图像来说,其核心内容除了"数"便是"方位",是一种完全以形象表达抽象的模式。而在黄宗羲、毛奇龄、胡渭等人看来,这样一种图像化的经典解释方式无疑是易学发展中的重大突破。但作为一种经典解释的方式,易图学一定是对《周易》的解释和发展,而不能被当成圣人作《易》之由本末颠倒。这种对于易图学的不同定位,使得清初学者们在重新构建易图学的同时,不仅赋予了"大衍"、"四象"等概念以新的诠释,也在重新梳理"象"、"数"关系的同时,开出了易学发展的新方向。

论朱子对先天学的改造及其影响

先天学与河洛、太极共同被视作图书易学的三大组成部分,在历史上往往被视为邵雍所开创。本文认为,无论是结合“加一倍法”而将《系辞》中的“太极—两仪—四象—八卦”解释为先天八卦之次序,还是将《说卦》中的“天地定位”一节解释为先天八卦方位,《先天图》之画定和先天学之创发都应该归功于朱子而非邵雍。而以逆推《易》源为目的的先天学与源出《易传》的后天学在学理上有明显冲突,由此带来了经学阐发和哲学体系创造上的矛盾,但先天学正由此既改变了易学研究的形态,也为经典诠释提供了一种可以尝试的新方法。

“四象”诠释的模式演变及其学理意义——以清初学者对图书易学的批判为中心

朱子以"阴阳老少说"诠释"四象",突破了以虞翻"四时说"和孔颖达"五行说"为代表的象数体系,构建了基于"先天"观念的易学宇宙生成论。但清初学者认为,朱子先天学与《易传》的理论体系存在冲突。黄宗羲从"四象"与《系辞》生生系统的关系入手,改造了朱子的"阴阳老少说"。毛奇龄和胡渭则通过区分"画卦"与"生卦",彻底否定了先天学的合理性,继而创造性地将《系辞》生生系统的诠释与大衍筮法相结合,既提出了全新的"四象"解释语境,又维护了经学诠释的边界。

道德意志视角下的朱子诚意观——以朱子对《大学》《中庸》中“慎独”“诚意”的诠释为中心

在道德意志概念的视角下,朱熹哲学的核心观点是以其工夫论为中心,通过"格物"工夫的修习,具备对善、恶的判断能力。并在对作为道德律令的"理"获得充分了解之后,通过以"慎独"为核心的"诚意"工夫,以对"理"的体认与践行,扫清一切杂念。这种一存一去之工夫的完成,不但使得"意"与"心"能够完全与天理沟通,亦且使得道德意志与道德律令能够保持一致,也能够使心中所发之"意"中不再有任何为气所拘的邪念产生,从而做到时时刻刻不违离"道"的要求,实现意志与其规定根据的真正统一。

试论清代易学转型中的图学批判与汉学复萌

清初图学批判运动与乾嘉汉学复萌之间相隔数十年,两者在批判宋代以先天、河洛为代表的图书易学上秉持一致态度,但在对治《易》正途的理解上,前者认为当效法王弼、程颐之易学,以义理研习为务;而后者则高扬“汉学”大旗,力主恢复两汉象数易学的传统。因此,图学批判运动实与“汉学”无涉,清代易学中之“汉学”范畴理当适度缩减,将其起点延后至惠栋。“汉宋之争”说和“两派六宗”说分别将两汉象数易与宋代图书易、义理易与象数易相对立,然而两说均无法在二分法中合理安置象数易学、义理易学与图书易学的位次及关系。以象数、义理、图书三分,可以成为对历史上易学类型划分的修正方案。

论《周易》图像演变背后的概念、文本、思想交互

在围绕《周易》的图像创作与诠释中,存在着多重发展脉络。河洛、先天、太极三大概念全部出自《易传》,三者的核心旨趣全部指向《周易》及八卦产生之前的创作原理。基于这种总体思路,在宋代产生了以抽象的黑白点、块为元素,数字、方位为核心内容,以逆推《易》源为旨趣的诸多《周易》图像,兴起了以形象图像阐释抽象《易》理的图书易学。然而河洛、先天、太极诸图产生时间不一,各自有着不同的画定思路,其共同之处则在于都在南宋时经由朱子改画、修订、解释,才最终确定其形象。我们如今所看到的这些《周易》图像,是在概念溯源、文本阐释、图像形成、思想衍变的交互作用下,才最终形成的历史形态。

清初学者对“图书易学”的再认识

易学类型的划分背后,实际上意味着不同的解经方法。清初学者胡渭、黄宗羲、黄宗炎、毛奇龄等对《河图》《洛书》《太极图》《先天图》等宋代易图展开了严厉的批评,直指宋代图书易学中的四大弊病。但这种批评并不意味着要从根本上否定宋代图书易学的全部合法性,而是蕴含着对解经方法的不同理解。在他们看来,《周易》诠释并非不可加以图像化的形象诠释,但对《周易》的诠释必须以卦爻为本,以《周易》经传为核心文本,将其中的义理阐发视为重中之重。而以《周易》为本所发展出的学问并不能全部归入易学之列,经典诠释的边界应该被严格控制。无论是易学中的象数内容,还是从《周易》中发展出的内丹等术数之学,抑或是宋代学者所创发的《周易》图像,都应与作为儒家经典的《周易》诠释做出必要区分,分则各美,合则两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