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周因殷礼”到“周文郁郁”——西周宗法礼乐制度的建构

事情的发展总是由简到繁、由粗到细,宗周的礼乐制度亦不例外,所以"制礼作乐"绝非一蹴而就,亦非一人之功,当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这个"过程"的时间跨度上溯文王下至成康,其间周公所发挥的作用最具代表性。周人损益"殷礼"的最大"创造"在于:发展出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完善的宗法制度,并将宗法与分封相结合,又援"德"入"礼",将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生活设置在了礼乐制度的框架之下,社会上下尊卑等级分明却又洋溢着和谐的秩序。这个礼乐制度的框架包括:吉、凶、宾、军、嘉"五礼"体系;乐教、诗乐、乐舞、用乐、乐悬"五乐"制度;铜器、玉器、服冕、车马、旗帜等礼器用制。

《九歌》祭祀性质辨析

《九歌》是一组具有国家祀典性质的祭歌,用于大型、重要的祭祀活动。《楚辞》中《九歌》的歌辞与宫廷一般的《九歌》之辞不同,是屈原于沅湘南郢之城邑为当地贵族及部落首领或酋长、土王们祭祀时改写或创作的歌辞,而绝非一般现代意义上的“民歌”或民间祭祀之辞。

孔子谥号演变考

哀公作诔,称孔子为尼父。尼父是否为谥,历来歧见纷纭。自平帝时追赠褒成宣尼公后,孔子之谥,递有演变。北魏时称文圣尼父,唐时尊为宣父、文宣王,宋时则为玄圣文宣王、至圣文宣王,元武宗时至圣前又加大成,明嘉靖后止称至圣先师。其封爵代有不同,或称公,或称王,宋真宗时欲追加帝号未遂,其后儒生议此者甚多,至嘉靖定祀典,夺王爵而称先师。其谥号演变既受议谥规律所限,又与儒学发展及帝王崇抑纠葛在一起。

古代礼学文献的分类及其学术意义

由于学界对于礼学的概念存在分歧,礼学文献的分类难以取得一致意见。在总结前人的礼学文献分类法的基础上,可以将古代礼学文献按照其所在古籍类型分为十类:周礼类、仪礼类、礼记类、礼典与三礼总义及通礼杂礼类、其他经书之礼学文献、史部礼类文献、子部礼学文献、集部礼学文献、方外(佛教、道教)礼学文献、出土礼学文献与地方志族谱少数民族相关的礼类文献。相比以前的分类,此种分类基本囊括了所有的古代礼学文献,打破了以前礼学专属经学的惯性思维,体现出礼学文献资料遍布经史子集而存在的特点,同时这种分类法有助于当前礼学文献的全面整理与深入研究。

“礼坏乐崩”考论

"礼坏乐崩"不是一蹴而就的,它是一个过程的集合体,是东周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特殊存在状态,指的是西周的宗法礼乐制度的崩坏。春秋早中期,由于礼乐行之日久,宗法观念深入人心,大国称霸表现出浓厚的"尊尊"色彩,五礼制度的施行在损益中例行不辍,人们论礼非常频繁且多有精言。春秋中晚期到战国时期,礼乐制度逐渐面目全非,表现为"礼""义"的分离、五礼制度的崩溃以及乐制的坏乱。之所以会"崩坏",首先是因为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瓦解,其次是土地制度的变革,还有周王室本身军事实力的衰减,再加上贵族内部矛盾冲突的加剧以及礼制本身的形式化与繁琐化,这些因素的层叠造成了东周的"礼坏乐崩"。

礼乐文明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礼乐文明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中国传统学术的核心是经学,而六经又以礼为本,礼乐文明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居于核心地位。传统的礼乐文明是构建现代礼乐文明的重要来源及基础。礼乐文明有助于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先秦至两晋旧君故吏之伦发展的学术与政治逻辑——以丧服学为视角的探索

《仪礼·丧服》所记"为旧君服"制度意在斩断旧君故吏关系与政治的联结。旧君故吏之伦在周代尚不具备"合礼性"。春秋以后,随着新的君臣观的出现,以私人恩义相维系的旧君故吏关系得到了认同,"为旧君服"的古礼也因之遭致误读。在此背景下,子思、孟子等先秦原始儒家更是在对该古礼的重释中植入君臣以礼义相交的道德内涵,从而使其变为彰显旧君故吏之伦的经典制度。降及汉魏,受选官制度及法律的影响,旧君故吏关系出现泛化并得到强化,官僚阶层普遍重视为旧君服丧,曹魏甚至出台了为旧君重服三年之制。但是这种因私人恩义而结成的人伦关系的过度发展,也威胁到了政治的安全。有鉴于此,晋代统治者通过对"为旧君服"制度的再度重释,因时制范,实现对旧君故吏之伦的制度控制。旧君故吏之伦的历史变迁显示出经典诠释与政治情势对中国古代社会人伦关系发展的强大影响。

论两晋民间异姓相养现象——宗族伦理弱化下自我保障的体制外诉求

异姓为后现象为两晋律令所禁。这一现象在上层士族中绝少发生,却比较多地出现于社会中下层。异姓为后现象在晋代民间的兴盛,是宗族宗法伦理急剧弱化、宗族救济族员功能丧失后无子之家所采取的自我保障的体制外诉求的结果。

古代学校对礼制的传播

我国古代社会,礼仪制度被认为是治国和修身之本,受到历代政府的重视。古代学校作为专门的教育机构,对礼制的教育和传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古代学校是习礼演礼的场所;第二,学礼制度本身就是对古代礼制的丰富与发展;第三,学校也是一些重大礼典的行礼场所。

行为康复训练在单侧外周前庭病变患者中的效果分析

目的 探讨行为康复训练用于单侧外周前庭病变伴姿势不稳患者中的效果.方法 纳入深圳市第四人民医院2012年3月至2014年3月单侧外周前庭病变患者86例,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其分为观察组（50例）和对照组（36例）,对照组给予常规康复训练;观察组在常规康复训练的基础上辅以行为康复训练.训练个月后采用Fugl-Meyer评分评估并比较2组治疗前后姿势稳定性,评价并比较2组疗效、训练依从率及生活质量.结果 训练前对照组和观察组Fugl-Meyer评分分别为（8.0±1.9）分和（8.3±1.8）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训练后2组Fugl-Meyer评分分别为（10.4±1.6）和（12.3±1.5）分,均较训练前明显改善（均P＜0.05）,训练后观察组Fugl-Meyer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总有效率[96.0％ （48/50）]高于对照组[77.8％ （28/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观察组研究对象依从率[98.0％ （49/50）]高于对照组[80.6％ （29/36）],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康复训练后观察组生活质量综合评分优于对照组[（73±9）分比（65±8）分,P＜0.05].结论 行为康复训练用于单侧外周前庭病变能够提高姿势稳定性,提高临床疗效,改善其生活质量.

《大明律》与明代礼制以及相关问题

《大明律》的制作修订 ,与以前的律书一样 ,充分体现了依礼制法、以礼入法、以法护礼、以法行礼的原则精神。首先 ,“明礼以导民 ,定律以绳顽”,是明洪武君臣制定《大明律》的宗旨。其次 ,《大明律》“重礼”,亦足以证明古代刑法依据礼制并维护礼制。再次 ,《大明律》及其炮制者与古代律书、礼书有很深的关系。

略论朱熹与白鹿洞书院之关系

自朱熹讲学 ,白鹿洞书院之精神始有以特立世间、垂宪后世 ,而朱熹穷于仕途 ,志不得伸 。

东晋婚礼议题所见大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

婚礼不贺与不用乐是先秦礼制。东晋朝廷出现的贺婚及婚礼用乐与否的礼学议题反映出了礼文化中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对话与较量。在这场持续了几十年之久的较量中,朝廷对于民间的贺婚与婚礼用乐的礼俗由最初的拒绝到最后不同程度地加以接受,这显示出小传统具备强大的生命力。由此可见小传统民间礼俗是引导晋代礼制,尤其是婚礼制度变革的主要动因。

从丧服礼视角看西周至晋代师弟子一伦发展的政治逻辑

君师与天地、先祖同为礼之三本,但周代师弟子关系因被政治伦理所掩盖而无相关的丧师礼。春秋以降,官师分离,师的重要性得以显现,师弟子关系为世所重,丧师礼应时而生。汉代选官制度固有的缺陷加上政统对道统控制力的弱化,使得汉末三国师弟子一伦尤被看重,为师重服成一时之风。至晋初,弟子为师重服的行为得到王朝新礼的确认。但随后司马炎出于维护政治安全的考量废除了此项礼制。丧师之礼经历了从无到有,由崇到抑的发展过程。它折射出政治法则对于由私人恩义结成的这种人伦关系的强势影响,师弟子一伦的自身定位与发展只能在政治逻辑下才能实现。

《易》与礼之关系略论

《周易》中许多卦爻辞包含易礼内容。《周易》与礼具有密切关系。易道包括天地人三才之道,而礼是沟通处理人与天神地祗人鬼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一系列规则与规范。易道包含易礼,易礼体现易道,仁是沟通易与礼关系的桥梁。趋吉避凶都是易与礼追求的共同目标和价值取向。

孔子以及礼教泛论——对于新文化运动和文革的检讨

纵论上世纪"五四"新文化运动以及文化革命对于孔子和礼教的攻击,适度肯定其中有关批评之外,主旨在于表示异议,不赞成对孔子和礼教的全盘否定。

道教斋醮科仪对周礼祭祀体系的接受及其意义

道教斋醮科仪虽起源于下层民间中的巫祝仪式,但在发展中不断地吸收了先秦周礼祭祀礼制的内容。道教斋醮名称源自先秦周礼,道教斋醮祀神对象及祀神方式多以先秦周礼为基础,道教斋醮器物大多承袭先秦礼制器物规制,道教斋醮礼意也多沿袭先秦周礼。这种长期而广泛的或主动或被动的接受行为,实际上显示出了道教对于世俗规则的屈服。它客观上促进了道教的官方化,并为道教争取到了较大的发展空间。

唐代宗法观念与传承制度──兼论李唐皇室氏族问题

一，陈寅恪先生援引作反对李唐自称为西凉李■后裔的证据中“最强有力者”，我们认为恰好是李唐皇族为西凉后裔而必出于华族的强有力的证据之一。二，宗法制度见之于法律形式，若非自唐始，必定形于唐。三，李唐宗法观念与传承制度，基本上源于周礼。

由帛书《易》看乾坤二卦两条爻辞的义训

一、《乾》初九：“潜龙勿用。” “潜龙”，结合帛书《易》材料，应训为“潜伏着正在冬眠的龙”。“勿用”，指不会出来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