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清仙传的文本结构与修仙之道

道教上清经派在东晋逐渐兴起,为宣扬上清信仰、阐明修仙之道,出现了一批单篇流传、教内秘授、结构复杂、文辞繁缛的上清仙传。这类仙传在以传主为主体的事迹中嵌入他人事迹,形成传中有传的嵌套结构,以此建构仙道传授谱系,塑造仙道的历史语境和真实性。在编缀方式上,上清仙传以叙事性文本为基础,交互编入经诀、科仪、仙方、仙歌、经目等类型各异的文本,表现出杂糅的结构特征,被赋予多面修仙指南的功能。阶位层升是上清仙传内在的主体结构,它以思理的方式主导整篇传记的撰述,与之相应的是修仙的历程呈现为从低级到高级的序列。嵌套、杂糅、阶位层升等文本结构都有其传统资源,上清仙传兼用诸法,开拓新境,推动了单篇传记文本结构的复杂化。

酒与《诗经》的游之精神

《诗经》产生于以纵酒为诫却又饮酒不止的环境中,与之相应,它一方面以理性的态度对纵酒的行为进行反省,另一方面却频繁地描写饮酒的乐趣。酒诱导饮者进入"游"的境域,同时将诗歌引向种种"游"的景观,为《诗经》注入了充满诱惑力的游之精神,这种精神因程度的不同大致可分为节制与放纵两种形态。以酒为媒,《诗经》显示出一种严肃与游戏并存的张力,以及清醒与迷醉相交织的格调。

先秦隐逸思想与士人心态

先秦时,隐逸思想已大量存在,并表现出复杂的内涵。先秦隐逸思想既带有深刻的审时态度,体现出士人在出处方面灵活、开放的心态,又含有藉隐逸以避祸存身、或持守道德人格、或追求个体自由等内涵。而且,先秦隐逸思想已逐渐分疏为以儒、道两家为主的两种路径:前者对"时"的态度相对乐观,其隐逸思想主要在言论层面且带有权宜性,侧重于隐逸以持守道德人格;后者把握到"时"的无望,将隐逸落实到现实人生,侧重于隐逸以追求个体自由。

充满张力的情思——《古诗十九首》情感思想论析

《古诗十九首》的情感思想显得酣畅、深远,充满内在的张力。诗歌的张力突出地表现在三个方面:忧惧与狂欢,挚情与阴影,客游与愁绪。这些内容蕴涵着既亲密又紧张的情思,它们使得诗歌具有强烈的感发性,为《古诗十九首》带来了恒久的召唤力。《古诗十九首》的典范意义之一,或许正在于它对充满张力的情思的抒写。

道家与汉代文学的游心之境

道家崇尚游的精神,对神人之游,以及疏离患累、自在自得的优游等,存在各式的阐扬与探求。它深刻地影响到汉代文学对游心之境的抒写与构建,为汉代文学提供了一种超越功利、疏离现实社会秩序、追求生命自由的精神。通过影响汉代文学的游心之境,道家对汉代文学中个体意识的兴起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推动了文学对个人空间的关注,同时,也为汉代文学注入超功利的审美品格。

由民间性到文人性——论《古诗十九首》的艺术风貌

《古诗十九首》在艺术风貌上兼有民间与文人双重特征。首先,《十九首》中既存在诸多化用典籍的迹象,却又不影响它的通俗质朴;其次,《十九首》既有真率直白的一面,又不乏用心的构思和蕴藉;再次,《十九首》既注意字句的讲求,存在对音律的调节,又还没有魏晋南北朝诗歌那么讲究,而且用语偶或有俗鄙之嫌。放在汉魏晋文人五言诗逐渐确立的诗歌史背景之下,这种艺术风貌正是五言诗由民间性向文人性过渡刻印下的特征,表明它是一种过渡性的诗歌形态。

破空斥静:颜元的反佛、道思想

反对佛教、道教的言行在注重事功和实践的颜元一生中频繁出现,这是他的实用思想的重要构成部分。颜元把受到佛、道影响者视为迷途之人,并且将之区分为平常僧道、入佛道已深的僧道、西域番僧、名儒而心佛者、妖邪教门五种形态。针对佛、道的五种形态,颜元一方面以人伦为关切点进行劝喻,一方面又针对性地采用不同的方式加以应对。颜元最为焦虑,深感痛切的主要是儒者而杂入佛、道的问题。他对魏晋以下,尤其是宋代以来诸儒受到佛、道影响的现象提出严厉的批判,同时就诸儒所受乃佛、道何种影响展开辨析和批评。颜元反对佛、道的态度十分激越决绝,体现出斩截的彻底性。

汉晋仙传与高士传的交叠、歧异及其成因

仙传是汉晋时期形成和兴起的新型传记。《列仙传》和《神仙传》中有9位神仙被视为高士载入嵇康《圣贤高士传赞》、皇甫谧《高士传》。重见于仙传和高士传的诸篇传记既有高度的相似性又不乏差异,这涉及它们在文献上是否具有同源性的问题。隐逸是神仙与高士相混淆的重要语境,两者的交叠体现了超验世界的仙与现实世界的人之间关系密切。汉晋杂传勃兴,其内部各种传记既各有畛域又互相渗透,仙传在这样的文体环境中生成,一方面与其他传记交叠互渗,另一方面以长生不死为核心构造神仙形象,渐成一格。

陆贾:雅正与通达

汉初的陆贾是一位既取得辉煌事功又生活得从容暇豫的士人,其立身处世、思想言行体现出一种雅正而通达的气度,在汉代就已不断受到推崇和追慕。陆贾崇尚经艺,系心世务,重道德仁义而轻势利苟且,修身持正,确乎体现出一种雅正的品质。与此同时,他又能不拘一格地汲取多方思想,在现实中知有所止地避免被世务所羁累,为自己的精神保持一份闲暇自得的空间,脱略地优游于时代之中,表现出通达的识度。

郑玄《毛诗笺》的灾异观念

灾异观念起源于先秦,盛行于汉代。灾异观念的理论体系和官方记录模式在汉代基本确立。东汉郑玄的《毛诗笺》吸收流行的灾异观念,对《诗经》的灾异之象进行揭示,既拓展了《诗经》的灾异内涵,又表现出较为节制、审慎的态度。这可能与郑玄以“比兴”说《诗》,大量的物象和事象被置于“比兴”视野下理解,而不是视为灾异有关。《毛诗笺》延续西汉以来天人感应、灾异谴告的传统,同时把东汉末年的时政与郑玄个人经验投射到西周末年的历史中,形成灾异的末世论调。郑玄特别关注君德与灾异的关系,从灾异谴告的角度对君主无德提出批评,与此相应,他又期待有德之君的出现,并且在天人感应的框架下提出“政平气和”的理想。这种理想强调阴阳和、风雨时、丰年至,体现了以农业为本的社会核心愿景。

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评骘及其思想意蕴

明清之际的畿辅理学名家孙奇逢在《畿辅人物考》中对入传诸人持有切要的评论,类似的畿辅人物评骘还散见于《夏峰先生集》。孙奇逢的畿辅人物评骘具有几项特点:其一,基本旨归是以理学为宗,尊崇道德品行,重视济世事功。其二,既以包容的态度看待隐逸问题,又立足于儒家隐居以求其志的立场,对别有怀抱,有所作为的隐逸给予充分的表彰。其三,特别重视从足色、无愧的角度评论人物。这三个特点既体现了孙奇逢在理学方面的思考,又蕴含他身体力行而来的深切体验,以及时代激变引发的痛切反省。

傲诞其人与博丽其文——论司马相如

司马相如的傲诞为人主要是由兴趣、才华、生理、任侠风气、蜀地人文、王朝统治形势、经济状况等诸多因素所促成。与为人相协调,他的文章主要体现出名物繁富博杂、语言穷奢极丽、气度弘博雄恣、题材体裁多方的“博丽”风貌。

困顿与忧愤——庄子逍遥的底色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庄子的逍遥形象十分鲜明,但是,它的背后还潜藏着两个相对被人忽略的因素:困顿与忧愤。庄子的困顿既包括物质的贫窘又含有精神的孤寂,他的忧愤则主要涉及三方面的观察思考:伤生、害性、背道。正是置身于这样的困顿与忧愤之中,并以之为契机,庄子最终走向逍遥。他的逍遥不是无所建基的优游,而是在深厚基础之上的艰难的精神超越,有其沉重的底色。

《毛诗序》的“诗史”景观

《毛诗序》以具体的历史人物与史事解《诗》,将《诗经》编织到商周历史之中,主要以西周兴起、西周衰亡、东周重建为焦点建构《诗经》的历史框架。邶、鄘、卫、郑、齐、唐、秦、陈、曹等九国风诗序呈现的是春秋前期诸国史的框架。《毛诗序》注重王朝或方国历史上的关键时期,表现出聚焦历史治乱、兴衰、转折的观念。它在《周南》《召南》《豳风》《大雅》《周颂》部分主要揭示以周王室为中心的“有序”政治秩序与男女伦理,《小雅》和“二南”、《豳风》之外的十二国风重在揭示周王室和春秋列国“失序”的政治秩序与男女伦理。《毛诗序》把《诗经》建构成政教文本,所谓“诗史”就是一部政教史。

《列仙传》的游历主题及“游”之精神

游历题材在《列仙传》中占有显赫的位置,形成以求仙之游、升仙之游、神仙行游三种类型为代表的游历主题。它体现了中国早期仙传写作的一些基本要素、模式和思想,同时反映出《列仙传》对＂游＂的兴趣与追求。《列仙传》客观且简朴地描述了求仙、升仙、仙游的情境与趣味,形成相对纯粹、本色的神仙信仰状态下的＂游＂之精神。这种精神以即世间而离世间的＂游＂为最高境界,构成神仙信仰的一个核心愿景。《列仙传》关于＂游＂的状态的简朴、本色的书写,可能受到了图文传统的影响。

中国古典诗歌“以酒解忧”抒情传统的形成

中国古典诗歌从《诗经》开始就大量描写饮酒生活,但是,有关“以酒解忧”的抒写却经历漫长的过程才在诗歌领域兴起,最终构成一种抒情传统。这种传统萌发于《诗经》,渐兴于汉魏之交,至晋宋真正形成。曹操《短歌行》标志着“以酒解忧”抒情传统的兴起,而陶渊明和鲍照则确立起风格迥异的“以酒解忧”的抒情典范。两大因素在此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春秋末期至晋宋饮酒阶层逐渐扩大,酒的使用从礼仪等公共空间向私人日常生活空间拓展,以晋宋流行的独酌为其极致形态;二是东汉魏晋士人个体自觉意识的兴起,推动诗歌对个体生命和日常生活的抒写。

《毛传》《郑笺》以“古者”为辞解《诗》与儒家文明典范的建构

《毛传》《郑笺》多次以“古者”作为提示性的词语引出对《诗经》的解释,这是一种具有引述功能的形式化修辞,由“古者”引领的内容大多于文献有据、于古有征。《毛传》的“古者”之辞与“三《礼》”和“《春秋》三传”关系密切,以《礼记》最为突出。《郑笺》的“古者”之辞一方面延续《毛传》的特点,另一方面融入郑玄的时政之感,与之联系最紧密的典籍是《周礼》和《礼记》。《毛传》《郑笺》把“古者”建构成一种礼乐昌明、制度完备的文明典范,表现出鲜明的尊古观念,寄寓的是儒家的社会理想。

汉晋仙传的博物想象与仙家修辞

汉晋仙传作为中国最早期的神仙传记,是构建神仙世界的主要作品。它们以故事性的传记形式吸收先秦以来的服食与博物文化,形成不同类型的服食求仙的博物传统:以《列仙传》为代表的世俗化草木博物,众多草木存在广泛的现实来源,与社会医疗关系密切;以《神仙传》为代表的方士化丹石博物,丹石的服食对技术和物质有更多要求,重视经方依据和专门知识的传承;以上清仙传和《汉武帝内传》为代表的虚幻化仙药博物,各种仙药多是对奇异之物的想象,或者经过特别的文辞修饰。汉晋仙传所记服食求仙的博物特征呈现出由实而虚的变化,想象的程度逐渐增强,这种变化与道教的发展紧密相连,确立了中国古代仙传服食求仙的博物特征和格局。

《诗经·十月之交》与汉代的灾异观念

汉代经学大行,读经、解经、引经的风气盛极一时,五经之一的《诗经》即存在鲁、齐、韩、毛等多家传承谱系,影响深广。《小雅·十月之交》作为《诗经》的一篇,一方面因缘经典,一方面由于自身内容较为特别,在汉代受到格外的重视。与此相应,有不少学者对《十月之交》进行研究,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直接以《十月之交》为讨论对象,一是《诗经》学研究将《十月之交》作为重要例子进行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