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简《畏天用身》思想探微

清华简《畏天用身》是一篇新见战国佚籍,具有重要的思想史价值。该文主张天人相因的天人观,强调天与人二者相辅相成,互相凭依,不可偏废。具体到人的因素,该文主张注重事在人为的实践观,认为“用身”是“作”的途径、“图”是成事的关键、“作”是“知”的基础。至于如何“作”,作者认为需要勉力、谨慎、有“恒”、有“法”,并强调“知其不可而不为”。该文的思想与《恒先》《心是谓中》等战国竹书有较密切的关联。

《大武》卒章论——以宋版《春秋经传集解》及王家嘴楚简为线索

《大武》乐章的篇数、篇目、篇序等问题,历来聚讼纷纭。如关于《武》在《大武》中的次序,大抵有首章说、次章说、卒章说三种观点。部分持首章说和次章说的学者认为今本《左传》所记楚子语“其卒章”有误,今本与宋版存在出入。然验之现存宋版《春秋经传集解》,朱熹刊定《诗集传》时,当时所流传的宋版《左传》所记楚子语确作“其卒章”。新出土的王家嘴楚简《诗经》亦进一步证明,《武》当是《大武》卒章。

李学勤先生与巴蜀文化研究

在李学勤先生众多的研究领域之中,巴蜀文化研究占据重要地位。他很早便介入三星堆文化的研究,对三星堆青铜器与商文化及长江中下游文化的关系、三星堆牙璋的来源等问题有持续探索。他注意结合考古发现,发掘古史传说中的合理因素。对于两周时期巴蜀地区的青铜器与符号,李先生也有深入的思考。在研究方法上,李先生主张传世文献、出土文献、考古实物等材料并重,综合多种学科手段加以研究。在研究内容上,李先生主要围绕巴蜀地区与中原等地区的互动交流展开,注重阐释巴蜀文化在中华文明起源、发展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西伯戡黎”新证——从清华简《耆夜》看周人伐黎的史事

清华简《耆夜》记载了武王八年征伐耆国的史事。《尚书·西伯戡黎》的"黎"又作"耆"等,地望当在上党,即今山西长治西南,子姓,与殷商王朝关系密切。周王朝后来又分封了一个黎国,地望在山西黎城东北,姬姓,系毕公之后。"西伯戡黎"自宋代以来,成为一个著名的公案,主要有"文王戡黎说"、"武王戡黎说"、"各戡耆、黎说"、"两个黎(耆)国说"、"阙疑说"诸说。本文认为,《尚书·西伯戡黎》中的"西伯"正是周武王,"黎"正是《耆夜》所载武王征伐的"耆","武王戡黎说"得之。鉴于上博简《容成氏》相关字的误读以及今本《竹书纪年》的争议性,"各戡耆、黎说"或者"两个黎(耆)国说"目前而言难以成立。

从清华简《系年》看晋国的邦交——以晋楚、晋秦关系为中心

清华简《系年》对春秋战国的国际关系有许多揭示,以晋楚、晋秦关系为中心,审视晋国的邦交,同时将相关记载与《左传》等传世文献进行初步的比较研究。晋、楚两国史事在《系年》中所占比重最大,《系年》较明晰地记录了两国的争霸始末。按《系年》的话说,"楚以与晋固为怨",两国关系以对抗为主旋律。晋秦关系按照《系年》的话说,一开始是"秦、晋焉始会好",后来"秦焉始与晋执乱",经历了由亲善到对抗的道路。此外,《系年》对晋齐、晋吴、晋越关系均有称述。

清华简《治邦之道》墨家佚书说献疑

新公布的清华简《治邦之道》围绕治国理政展开,因其与墨家思想多有交集,故整理者将其视作墨家佚书。但该篇与墨家思想的相近之处,如所谓的'尚贤''节用''兼爱''节葬'等观念,亦多见于其他学派的论著,并不能成为判定该篇性质的依据。而且,该篇的一些观念,如对'礼'与'命'的认识,又明显与墨家不合。因此,将其简单定位为墨家佚书并不适宜。该篇是战国中晚期诸子思想交融的产物,总体来说更接近儒家的旨趣。

■羌钟与清华简《系年》合证

清华简《系年》的内容多可与■羌钟铭文参证发明。《系年》可以澄清■羌钟铭文的一些疑啎,如"隹廿又再祀"的理解,再如"■"、"■"等字的释读。《系年》与■羌钟均记载了公元前404年三晋伐齐之战,结合相关文献,得以进一步还原该事件的始末。■羌钟与《系年》均涉及齐长城,由《系年》引发的是否存在济水沿线的齐长城的问题,尚难论定。

中国古代诗文评的思维与方法举隅——走出“强制阐释”的启示

部分当代西方文论表现出严重脱离文学实践的现象,由于一味地追求理论颠覆、话语翻新,导致出现了观念偏执与极端、甚而至于僵化与教条的情形。比较而言,中国古代诗文评所体现的理论批评与文学实践的融通,着眼于文本的尚实观念,以及基于感性体悟的批评言说方式,则可以为我们走出西式理论批评"强制阐释"提供一个参照系,或许还可以提供一条切实可行的路径,并且进而为当代中国文学理论批评阐释学重建揭示一种努力的方向。传统诗文评与西方文论的差异,实际上根植于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的不同传统。它们之间,应该是共生共济的关系,以平等的姿态进行互利互补的对话。

清华简伊尹诸篇与商汤居地及伐桀路线考

清华简《尹至》《尹诰》《汤处于汤丘》诸篇提供了商汤居地及伐桀路线的新线索。商汤所居"汤丘"并非"唐丘"或"商丘",而是清华简《系年》所见卫叔封初封之"康丘",地在安阳殷墟一带。结合考古学文化、测年数据、文献资料和战争形势,可知伐桀之前的汤亳当在豫北,夏桀所居"西邑夏"当在晋南,二里头遗址或非夏都斟鄩。商汤伐韦、顾、昆吾,是为了从豫北先商文化核心区突围南下。商汤与陕西合阳一带的有莘氏结盟,并最终在河曲一带渡过黄河奇袭"西邑夏",即所谓"自西翦西邑"。

交错视界中的中外交通--饶宗颐与中外交流史研究

中外交流史是饶宗颐的重要研究领域。饶宗颐注意将"异邦古史资料"引入到古史研究之中,将其作为"五重证据法"的重要一环,并藉此研究中外文化的各自特点以及早期接触。饶宗颐在"丝绸之路"研究方面的贡献主要在于:较早着手"沙漠丝绸之路"与"草原丝绸之路"发生阶段的研究,即所谓"汉前丝绸之路"的研究;首先明确提出"海上丝绸之路"的概念;在"西南丝绸之路"方面也有重要拓展。中国与南亚、东南亚的文化互动关系,也是饶宗颐长期关注的领域。饶宗颐在研治中外交流史的过程中,注意出土文物与传世文献的梳理,强调时、空、人的综合考察,以其宏阔的视野、广博的学识开辟出诸多新的研究领域,其治学特点与研究方法有待我们总结与借鉴。

越文化发展的内外因探析

越文化"点状突进"发展模式背后的动因与中国文化整体发展的动力相较,表现出一定的共同点,也有其突出的个性。考察文化发展的动力问题时在注意其内部条件的同时,也要关注其外部条件。越文化发展的内部动因包括开放的心态与主动的文化转型、隐逸的风格与积极的文化创造、务实的作风与文化的稳健推进。越文化发展的外部机遇包括相对和平稳定的环境,建城、迁都与设国的刺激作用,历次移民潮对越文化的推进作用,中国经济与文化重心转移的总体趋势。分析越文化的发展动因,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中国文化发展的动力问题。

寒山诗在日本、美国的流播——一个文学他国化的典型个案

寒山作为一个在本国默默无闻的诗人,他的诗作在日本和美国却成为经典。文学他国化是比较文学的新兴理论,寒山诗在日本、美国的流播正是一个文学他国化现象的典型个案。日本和美国立足于本国文学的文学传统及其文学理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规则,来对寒山诗进行本土化改造,从而完成了文学他国化的过程。寒山诗在日本、美国他国化的过程体现了日本和美国自身的文化特质。通过对寒山诗在日本、美国流播情况的考察,寒山诗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的地位也随之凸显。

《系年》“故志”说——清华简《系年》性质及撰作背景刍议

新近发布的《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2辑内容为《系年》,系一篇完整的先秦史书。综观全篇,似乎很难说是编年体,而是前所未见的一类先秦史籍。《系年》以记事为主,作者有意将历史上的治乱兴衰结合现实,有以史为鉴的意味。《系年》作者的视野不局限于楚国,目前来说它还不能被肯定为楚人作品。通过对《系年》虚词的初步分析,尤其是连词"及"的用法,可以看出其用词风格不同于一般的楚地文献,而且《系年》的素材来源当是复杂的。鉴于《系年》这一体例独特的佚籍与失传的"志"类文献存在诸多吻合,认为它很可能正是"志"类文献至少是类似于"志"的文献,可能还具有教材的品格。《系年》的体例与"志"最为接近,将其归入"故志"的大范畴是适宜的。《楚居》可视作一部"邦国之志",而记载列国史事的《系年》则有"四方之志"的性质。《系年》虽非《春秋》类的编年体史书,但其写作的时代背景,与"诗亡然后《春秋》作"有关。

越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发生与发展——兼及对“一带一路”战略的启示

越文化是一种半农耕半海洋的文化,其内蕴的海洋性特征为海上丝绸之路奠定了技术和精神的双重基础。目前中国最早、最丰富的史前舟船遗物发现于越地,越地的先进航海技术影响了中国沿海乃至整个环太平洋地区。正是基于开放、包容的心态,基于开拓、创新的精神,以及渊源有自的重商传统,使得越地成为孕育海上丝绸之路的温床,并成为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环,日本列岛、朝鲜半岛对中国文化的吸收以及东亚文化圈的确立与其密不可分。近年的考古发现表明越地作为"世界丝绸之源""瓷之源""中国茶文化之乡"实至名归,而越地出产的丝绸、瓷器和茶叶在海上丝绸之路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越文化的发展道路,对于今天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复兴海上丝绸之路不无启示意义。

清华简《尹诰》释文校补

清华大学所藏战国竹简中之《尹诰》简,其释读断句颇多争议。作者参稽诸说,依据文献,作出了自己的解读。

上博简(八)楚辞类作品与楚辞学的新认识——兼论出土文献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关系

近年来的出土文献为先秦两汉文学史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新材料,上博简第八册的楚辞类作品便是其中代表。《李颂》歌咏的对象实际上是梧桐,《兰赋》表现了"幽兰"的意象,作者均是托物言志,表现作者所追求的道德理想。《有皇将起》与《鹠鷅》的关系尚难确定,有待进一步研究。这四篇文献展现了早期楚辞的面貌,为我们认识辞赋的演变提供了新的线索。

一种文体生成论--“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的再思考

刘师培所倡"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虽然在"祠""祝""巫"诸字的训释方面存在缺失,但其将文体的发生与巫祝相联系极具启发性。刘氏主张"古学出于官守"的官守论,这是其"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的重要基础。刘氏所谓"文"与"文学"主要指韵文,"巫祝"则指王官。论者或由此引申出泛巫论,则未必合乎实际。传世文献以及战国秦汉简帛所见巫祝之辞具有鲜明的文体特征,可验证刘氏"巫祝之职,文词特工"的说法,为探究中国古代文体的发生提供了重要线索。

良渚文化:虞代的考古学文化——兼论良渚文化的去向

中国的第一个朝代是虞代,良渚文化是虞代的考古学文化。良渚文化并未消亡,而是因生存环境的恶化而北迁中原建立了夏朝。中国东南是华夏族的发祥地,也是中华文明的起源地。

上博简《兰赋》与《楚辞》所见“未沫(沬)”合证

上博简《兰赋》中整理者释作"栽"的字当隶作"",读作"沫",指涉植物芬芳之尽。由此也可以进一步说明关于《离骚》与《招魂》诗句中之"沫"、"沬",陈本礼以为旧讹"沫",游国恩先生认为"从未不从末"。笔者以为,游国恩等先生遽断"沫"非本字,恐有商榷余地,《离骚》与《招魂》所见诗句当以"未沫"为确。

古典与现代的书写——试析李碧华小说的文化底色

李碧华的小说是香港当代文学史的重要现象。李碧华的小说有着骨子里的中国古典情结,同时通过现代性的视角与表现手法创造出和谐的交响。香港的独特历史身份赋予李碧华小说古典性与现代性的文化底色,古典的因素与现代的因素在文本中相互交融。李碧华的爱情书写富于古典情结与现代视角,而其呈现方式有着现代性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