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格美在与兽性较量中升华——读牛汉七、八十年代的诗作随想

牛汉的诗 ,乃是诗人生命历程中“带血的风” ,它闪亮着生命的本真 ;亦是“不羁的灵魂”写照 ,它既是心灵的雕塑 ,又是中国脊梁的诗意造型 ;同时 ,诗人在诗路跋涉中所进行的灵魂拷问 ,还构成难得的“冰山风度”。诗人牛汉 ,有鲜明个性而无“角色化”的定位 ,且不执著于任何一种流派或创作方法。牛汉的杰出之处 ,则在于他以与兽性较量中得以升华的人格美 ,荡涤着当今喧闹而低迷的诗坛。牛汉不愧为“诗之赤子”。

且听“石头”唱出的动地歌吟——兼论犁青《石头》一诗的结构特色

香港诗人犁青写成于1992年9月的长诗《石头》,是一首在中外诗坛引起强烈反响的成功诗篇。它的成功,主要在于它创造出堪称为中外诗坛所鲜见的“石头意象”。但对石头意象内蕴的理解,却轩轾有别。文章则认为,诗中的石头意象,意味着长期的历史文化积淀,承载着历史文化信息并包蕴着深广的生命体验。同时,这首诗在艺术结构方面,亦高标独树,呈现为一种甚具原创意义的崭新的诗体创造的特色。即就其基本结构形态而言,它则呈现出三种建筑关和节奏形象综合而成的诗体美。而这种诗体美又展示出多种诗体与文体紧密融合的鲜明特征。因而,笔者认为,《石头》一诗,实乃新诗的多媒体。它显然是分行诗、散文诗及图象诗的融合。此外,文章还以一定的篇幅,论析了犁青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的种种原因。

论郭沫若早期对新诗体的创造——兼论郭沫若并非自由体诗的典范诗人

数十年来,诸多版本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和犹如汗牛充栋的诗学宏论,几乎都一致认定开一代诗风的郭沫若为自由体诗人的杰出代表。其实,这种认定,是很不准确、很不科学的。笔者认为:贴到郭沫若诗作上的“自由体”的炫目标签,早就该从各种现、当代文学史和理论文章中撕去——因为郭沫若自新诗创作起始,原本就不是单一的自由体诗人——他在创作惠特曼式的自由体诗的同时,还为我们创作出不少新诗的格律体。郭沫若早期对新格律体的尝试和创新,同样有彪炳千古的开山之功。总之,郭沫若早期的诗,体制新,旋律新,雄丽、华美,激情澎湃;它既给人以不甚整齐、参差跌宕的美感,又在参差跌宕之中,蕴含着极有规律的“律动美”、“对称美”及“均衡的美”。它虽然一泻千里,飞腾跳跃,但却不失错落有致、布局缜密、结构谨严。从美学视点上来加以审视,它无疑具有着参差均衡的大美。同时,本文还着重指出:尽管郭沫若说他“最厌恶形式”,但他自身的创作实践,却雄辩地证明了:艺术形式在形象思维过程中,有着较大的潜能和力量。而那种讥讽新格律体为“豆腐干式”的论者,也只能是在诗体学方面的无知或心存偏见！最后本文强调,诗歌理论界和现、当代文学史界,应从具体诗人的具体作品出发,去进行分析、研究,方可得出正确、中肯的结论。

从冬眠的蛹到飘逸的蝶——台湾诗人丁颍先生诗作漫议

本文认为台湾诗人丁颍在其诗歌创作中 ,重视对“时序情结”的把握并注意把视线投向对民族命运和更为广阔的社会人生的关注。同时 ,丁颍善于将生活中的苦难 ,化为诗歌艺术的苦难美。丁颍的诗歌理想并不寄希望于社会革命乃至暴力革命 ,而是企盼着对爱与美的追求和对人性的深层发掘来实现其由蛹而蝶的羽化。

剑胆琴心铸诗魂——试论公刘后期诗作中的人格美

诗美,最为本质的核心,乃是诗人的人格美。真诚,是构成公刘诗歌观的特质。社会责任感的坚忍精神和深沉的历史痛感,构成了诗人生命的个性美;同时,亦展现出独具民族情怀的独特风采。对人生、对历史所做的深层反思,对自我心灵史的烛照,为其编织自身具有人格美生命网络的经线;而对现实生活中人际关系的关注与透视,及其对自我的灵魂拷问与自责,乃至逐步形成的宇宙意识,则是其诗生命网络得以形成的纬线。公刘诗歌中的人格魅力,还表现为一种情操的美。他的晚近诗作,更在对人类意识和对人类命运的终极关怀中,在更深的层次上,体现出崇高的人格美。公刘最为杰出的成就,还是以特有的剑胆琴心,去铸造自己的诗魂。

牧草流烟中让心灵复归美丽的宁静——兼谈亚媺抒情诗写作的语言特色

亚媺诗歌的核心价值就是要展示诗人微妙的心灵活动和情绪的变化,要表现诗人所能感悟和体味出的人生历程中的酸甜苦辣。可以为亚媺做这样的"定位":她痴迷于牧草流烟中让心灵复归美丽的宁静,并由此彰显出她既是依恋农业文明竭力吟唱田园牧歌的最末几位诗人之一,又是台湾诗坛为数不多而以迎接"生态时代"尽快到来为荣的一员骁将。

让黑头发在诗世界飘起来——浅谈诗歌批评的五个层次及对创造性发展的期待

当前诗歌批评和诗歌理论研究的现状,从其运行轨迹方面加以审视,可概括为“五个层次”。即教材式、随笔式、学院式、整合式和诗哲式。而欲抵达诗歌批评和诗学理论研究的较高境界,则必须改变固有的思维模式,并善于从感悟和剖析具体的诗歌文本出发;同时,批评者在写作时,还应坚持“三不原则”以自律。

暗香疏影中她拎着受伤的地球疾步走来——兼论台湾诗人刘小梅以新闻题材入诗及其语言策略

台湾诗人刘小梅是一位信奉"文学是人学"、"诗歌即情学"的诗人。而这类诗人的生命潜能,往往都置根于社会生活的最底层,其脉络则与广大民众紧紧相联。这就注定他(她)们足以能书写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历史,无愧于民众所期待的灿烂诗篇。她以自己善于选材,精于艺术构思,讲究语言策略和注重创制诗体等独特风采,展示出她固守生命写作的高洁与绚丽。

郭小川对中国现代格律诗的贡献

本文一反郭小川为自由体诗代表的陈说,肯定60年代后的郭小川,实际上应为现代格律诗的典型诗人。文章着重指出:郭小川对中国现代格律诗的杰出贡献,更多的表现在他的创作实践上:(1)他创造了以“句组”、“句群”为“节奏单位”的新格律要素和新的格律化运行机制,并体现出“参差均衡律”的新的美学原则;(2)创造出丰富多彩的“定型化”的诗歌艺术体式。而诗歌艺术体式或结构形态,则是诗人生命底蕴,通过形象思维和感情结构的形态经由语言文字的“定型”,而外射、而物化的结果。(3)郭小川的创作实践,还昭示出新格律诗的研究者和实践者,必须注意的诸多问题(文中概括为五个方面)。

逼近生命的底蕴——就《新诗大千》的写作答客问

客:你为什么要呕心沥血三千年,写这部洋洋五十八万言的《新诗大千》? 答:是生命的呼唤,是一个躁动不安的灵魂与众多心灵碰撞后的呐喊! 我向来认为文学即人学,诗歌即情学。作为一种艺术,它是诉诸人的整个心灵的。诗总要以情动人,以美诱人。我写《新诗大千》,就是要展示新诗所具有的美的风采。但从更深层的意向来看,《新诗大千》的面世,则昭示着:它从相当长的时期内,文学创作和文艺批评“臣服”于政治需要,把自己蜕变为对某些简单价值原则的恪守或复写中解放出来,又从直接作用于诸如道德教化等方面的尴尬境界中挣脱羁绊,并从近几年的文艺创作和文艺批评过于依附文化“时尚”,或赶时髦,受到视听艺术等大众传媒的强烈挤压中,以坚忍不拔的毅力,摒弃来自各方面的困惑,迷惘,浮躁及颓丧,开辟出一片属于文艺自身的绿地——以诗体学,或者说,以“形象思维结构学”为宏观理论视点,去统摄、贯穿3/4世纪的新诗发展史、新诗发展艺术成就的散金碎玉,并同时涵汇对思维学、美学、语法修辞学及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某些结论和偏颇的反拨,以呼唤文学回到自身的特性中去,理论研究回到自身学科建设和基本规律上去!

人格美在与兽性较量中升华——读牛汉七、八十年代的诗作随想

对牛汉这位诗人及其诗作,我虽心仪已久,但一直未能集中地拜读他的作品.今年春天,我的恩师老诗人玛金,在病中决定将他珍藏的众多诗人赠他的签名本诗集和其它我所喜爱的著作转赠给我时,他还特意从中抽出一本《牛汉抒情诗选》,用他已经沙哑的声音嘱咐我:“这本书值得你细读,读后最好能写点什么!”……于是面对这本仅有300页的诗卷,我产生一种厚重感.

有关抒情诗塑造人物形象的几个问题

抒情诗在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艺术实践中,能否在突出抒情主人公的鲜明个性外,再着笔于人物形象的塑造,尤其是涉足于“新的世界”中的“新的人物”形象的塑造,这是一个长期以来为人们所忽视而又值得探讨的问题。

论诗歌的语言美

诗人是美的语言铸造者和富有者。诗歌的语言必须是美的——精美、华美、优美……那么,这一被搁置多年的命题的提出,究竟依据何在? 高尔基在《给斯尔格维支》的信中,曾严肃提出:“必须掌握诗的形式,只有用合适的优美的外衣装饰了您的思想的时候,人们才会倾听您的诗。”诗歌,要表现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崇高的精神美,没有“合适的优美的外衣”,岂能相称?

对西方现代诗和东方古典诗的双重逼近——论张默诗歌形式建构的妙谛及其音乐美

月上柳梢,寒星闪烁.刚过元宵节,耳畔犹响着喜庆的鞭炮声,窗前我重新捧读两年前台湾诗人张默先生寄赠的《爱诗》和《落叶满阶》及其它著作,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我们中华民族,不论是日常生活还是逢年过节,都是颇为讲究形式的.怀想与憧憬,思亲与望乡,更是寄身异地的游子剪不断理还乱的萦怀情思.我想,此刻身居内湖的诗人张默,也许正在鞭炮和烟花的声光里翘望大陆,心骛江淮……

剑胆琴心铸诗魂——试论公刘后期诗作中的人格美

“狠狠的一撇——血如浆/悠悠的一捺——汗似汤/血汗交迸处您将自己/站成一堵人墙∥风也飘飘雨也扬扬/看哪飘飘扬扬白发三千丈/您老了吗?不!我老了么?不!/您有不老的珍珠我有不老的图像”(1994.10.20).这是公刘发表在总第93期《华夏诗报》上题为《人字瀑》的两首短诗之一.读着,读着,我……掩卷.沉思.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