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钱业公会在稳定金融中的作用（1917—1927年）

由于操纵了上海的'银拆'和'洋厘',掌握了具有票据交换雏形的公单制度,上海钱业公会在北洋时期自发产生、自主发展的上海自由金融市场具有很大的影响力.在因时局动荡和市场盲目性而导致的金融危机面前,上海钱业公会通过整合同业意志、凝聚同业力量,在维护上海金融市场稳定和行业利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略论民国后期杭州商会的商事公断

杭州商会是近代杭州最重要的工商业组织 ,在调控经济活动中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民国后期杭州商会的商事公断 ,对于调解工商业纠纷 ,维持市场机制正常运转 ,维护市面的稳定及杭州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发挥了重要的调节作用。

北洋政府时期旅沪浙商的慈善活动

旅沪浙商是北洋政府时期上海最活跃、最具实力的慈善力量,他们不但在旅沪同乡中开展各种救助善举,参与本省灾害救济等慈善活动,还在上海积极创办各种慈善团体,并以上海为中心从事全国性的慈善事业,在上海慈善界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和影响。

辛亥革命时期汤寿潜几个问题的探讨

汤寿潜积极策动清廷遣使出洋考察宪政,并极力敦请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参与发动、组织国会请愿运动,对立宪运动的兴起和发展起了重要作用。但因“皇族内阁”的出笼,加以领导浙路斗争的艰难经历,他在武昌起义爆发前即已转向共和。汤寿潜倡议并积极参与南京临时政府的筹建,是为了尽早结束独立各省各自为政的局面,统一内外政策,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国家的独立;在建都地点和总统人选问题上,他的主张经历了由都鄂举黎到都宁举黎,再到都宁举孙的变化,这都是根据客观实际作出的抉择。在南北和议问题上,汤寿潜坚决反对议和、力主北伐,是立宪派中的激进反袁之士。

民国时期杭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近代化

杭州丝绸业行业组织由会馆、会所向同业公会的转变适应了近代中国经济结构转型及行业组织近代化的要求。公会在发展过程中呈现了以下几方面的特点:一是组织机构具有相对的独立性;二是对行业的管理具有权威性;三是业务活动具有较强的专业性;四是活动范围具有超地域性。总体而言,杭州丝绸业同业公会的内控机制与外联效应对维护行业发展、促进经济进步起了积极作用。

近代湖州商帮兴衰探析

上海开埠后 ,湖州商人随着生丝贸易的兴盛崛起于上海滩 ,至19世纪六七十年代 ,旅沪湖州商人设立了同乡团体 ,并基本控制了丝业同业组织 ,湖州商帮初步形成。19世纪末20世纪初 ,湖州商人在丝业仍居垄断性地位 ,并向金融等多业发展 ,同乡组织更为完善 ,在商界的地位得到巩固和加强 ,湖州帮达于鼎盛。但进入民国后 ,湖州帮趋于衰落 ,其原因从表面上看是因为中国丝业的衰落 。

论近代浙商精神

浙江商人是中国近代最具实力和影响的区域商人群体。在一个多世纪的经营中 ,浙江商人形成了富有特色的“浙商精神”,即实业兴国精神 ,开拓进取、自强不息、矢志不渝精神和敬业精神 ,这是近代浙商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近代浙商精神是一笔精神财富 ,在今天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进现代化建设中 。

沈定一的法治思想与实践——以浙江省议会议长任期的个案考察

1916年浙江护国独立后,沈定一召集被袁世凯解散的省议会复会,并以《临时约法》、《浙江军政府约法》、《浙江省议会法》等赋予省议会的权力,主持省议会通过了诸多议决案,充分发挥省议会的立法建制职能,致力于浙江的民主法制建设和社会经济、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并积极倡导“浙人治浙”,抵制北洋势力的渗入,以维护浙江辛亥革命的成果和社会的稳定。他的这些努力是应予以肯定的。

对《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的商榷

《天府新论》1994年第5期发表了任全才同志的《1959年庐山会议是纠“左”的吗?》一文(以下简称任文),对庐山会议前期是纠“左”的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从四个方面说明庐山会议前期不是反‘左’,而是反右”。任先生在《1959年庐山会议纠‘左’问题刍议》一文中提出了同样的观点。笔者拜读后受益非浅,但觉得有几个问题值得商榷。 一、任文的标题缺乏针对性,并与他所要论证的问题不符。 庐山会议是对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八中全会的统称。学术界一般把它分为前期(7月2日至15日)、中期(7月16日至8月1日)。

浙江壬戌水灾述论

1922年(壬戌)夏秋,浙江遭受几十年未遇的特大水灾,给社会经济和人民财产造成重大损失。灾区各级行政当局、浙江省内外各地方团体、省内外各大慈善救济组织等奋起救灾,承担了不同的救灾角色,都发挥了重要作用。有识之士进而深入分析水灾成因,提出兴修水利、植树造林等防灾之策。但人们对于灾荒,多是临灾想到防灾,灾后则多把防灾计划束之高阁,以致灾荒一再发生,这一教训对今天不无启示。

江浙财团研究八十年

江浙财团研究是民国经济史研究的重大课题。近80年来,该问题研究经历了新中国成立前的萌芽与奠基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中断与复兴两个阶段。虽然研究工作已取得相当进展,但主要由于方法论和史料的因素,使研究工作仍存在明显不足,需要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在详尽占有史料的基础上,进行全面、深入的研究。

略论辛亥革命时期的浙江军政府

本文认为，浙江军政府是依据三权分立原则，按照民主程序建立起来的以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核心的地方民主共和政权，它积极参与了援宁、援鄂、北伐及筹建南京临时政府等革命活动，为倾覆清王朝、创建中华民国作出了贡献。

1923年沈定一访俄文献述评

最近笔者在检索沈定一生平资料时,发现了沈定一1923年访问苏俄期间寄回国内的4封长信和回国后撰写的《游俄报告》等资料,这些史料介绍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访问苏联的一些行程和十月革命后苏俄政治、党务、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社会等方面的情况,对于深入研究1920年代初的中苏关系、“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及沈定一的生平与思想,具有重要史料价值。

中国共产党北伐态度再探讨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北伐态度问题,学术界至今存在较大分歧,台湾学者一般认为中共不赞成北伐,大陆学者则大都说中共积极主张并坚决支持北伐.笔者觉得由于对中共的北伐态度缺乏一种全面、客观的考察,因此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对中共的北伐态度再作一考察,是十分必要而有意义的.

浙江商人与上海经济近代化

1843年上海开埠后 ,浙江商人及时切入上海近代商业经营 ,并逐渐向近代工矿、金融等业发展 ,在上海经济近代化初期就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辛亥以后 ,沪上浙商在许多行业出现资本集中趋势 ,形成诸多大型企业或企业集团 ,在上海经济近代化演进中的地位举足轻重 ;浙江商人还基本控制了近代上海最具影响的同业组织钱业公会、银行公会及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 ,这是浙商在上海经济近代化过程中地位和作用的反映。

浙江商人与上海总商会探析

文章依据各年上海总商会名录，对浙江商人（以宁波帮为主干）在上海总商会中的地位、作用作了详尽的定量和定性分析．文章认为，浙江商人是上海总商会的实际创办者，并且长期掌握着总商会的最高领导权，在总商会会董、会员中，他们也始终占据着半壁以上"江山"，被称为中国"第一商会"的上海总商会是在浙江商人的领导下运作的．

上海商界与关税特别会议

1925年召开的关税特别会议是中国近代海关史、对外关系史上一次重要的会议,本文分别就上海总商会、上海银钱业公会为代表的上海商界在关税特别会议前的筹商研究、会间的献言建策及会议中最重要的对于关款存放问题之主张几个方面,揭示了上海商界对关税特别会议施以的积极影响。

近代旅沪绍兴帮钱庄研究

绍兴帮是上海钱业的开创者,并在近代上海钱业发展中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影响;绍兴帮钱庄之所以能持续发展,主要是因为有旅沪浙江商帮的强大实力作经济基础,有所经理钱庄庄东的雄厚资力为后盾,而绍帮钱业中盛行的带有'宗法制'性质的经理人员任用制度,却是绍兴帮钱庄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