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正伟教授简介

阳正伟教授,男,汉族,1980年1月生,湖南浏阳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致公党党员,历史学博士,硕士生导师,昆明学院人文学院中国西南边疆历史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昆明学院科学技术处副处长。其主要社会兼职有:中国明史学会理事、云南省史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昆明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兼职副主席。

滇西诸葛亮“茶祖”传说与普洱茶相关问题探析

滇西的普洱市、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今天都把诸葛亮作为茶祖进行祭祀,但清朝道光《普洱府志》等史志都只记载了对茶王树的祭祀。祭祀的对象由茶王树转变为诸葛亮,应是较为晚近的事情,它们都是在滇西浓厚的诸葛亮崇拜氛围中形成的。雍正时期对滇西的改土归流,改变了普洱茶的身价,使之成为贡茶、官茶,也使云南茶成为朝廷加强对西藏治理的重要物资,茶马古道中滇藏道的作用开始凸显。

弘光政局述论——兼对《弘光实录钞》的辨误

黄宗羲所著《弘光实录钞》一书,记南明弘光朝廷之事,可取之处甚多。但黄氏身为东林后裔,其深重的门户之见也在该书中有所体现。其不满史可法"起废"不拘"逆案"的主张,而有意将史之奏疏分置于两件不同的事情,并造成后出诸书以讹传讹。通过对此的辨正,更可以窥见弘光政局之一斑。

遵从“实录” 还原真相——明代弘治己未科场案再考

明代弘治己未科场案,根据此案当事人徐经的供述,主考官程敏政与举人徐经、唐寅的关节是实,而明政府对其各自所定的罪名和处分,实际都是从轻。对华昶的判决存在自相矛盾之处,主要与弘治皇帝对程敏政的曲意回护有关。

从“忠恕”之道看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理解精神

儒家的忠恕之道首先是运用于自身,对自己既严格要求、坚持原则,更注重"乘势待时"、通权达变;然后再推己及人,施加到其他人身上,表现为宽容待人,理解为怀。这一观念为后人广泛接受、践行,产生了很多脍炙人口的故事。

阮大铖政治活动再审视

阮大铖在任吏科都给事中一事上,为东林所激而借助魏忠贤之力与东林相抗,但是他与魏忠贤的来往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暗中"赞导"魏忠贤倾陷东林党人也是深文周纳。阮大铖于崇祯初期上疏将东林和"阉党"等量齐观,与当时的"贤奸之辩"有关,阮大铖虽然有"阴阳闪烁"之嫌,但他对东林"通内"的指控却是实情。阮大铖被罢黜后,仍然受到东林、复社过度的逼迫,导致他在弘光时期复起后对后者疯狂报复。

论元明清时期治理滇池水患的方法

元代赛典赤.赡思丁主滇时期确定治理滇池的主要方法:上游筑坝分流;中游多开干流,挖深河床,加固河堤;下游疏通海口,尤重重视上游和下游;这一方法也为明清两代所继承,主要是通过降低滇池水面,防范、减少周边水灾。此法沿用了几百年,具有很大的合理性。

一本不该被忽视的史著——《马阁老洗冤录》

近人姚大荣所著《马阁老洗冤录》一书,旨在为马士英翻案。囿于成见,学界长期以来忽视其存在,乃至视而不见。笔者仔细研读全书,认为此书亦不乏值得今人学习和借鉴之处。但是它最大的不足就是臆断过多。本文主要介绍该书的内容,讨论其史学价值,以期引起有关治史者的相应注意;同时对书中的一些重要观点予以评析,希望能借此对马士英这一历史人物做出更全面更客观的认识和评价,并推进相关的研究。

论东林党“讨魏斗争”及其失败原因

魏忠贤杀害与东林党关系密切的太监王安,引发东林党的“讨魏斗争”,至杨涟弹劾魏忠贤达到高潮。“讨魏斗争”终告失败,天启帝倾向于魏忠贤是最主要原因,东林党不能容纳异己,使之投向魏忠贤也是重要原因。除此之外,东林党为了讨魏,逼走调停的首辅叶向高,把阁臣魏广微推向魏忠贤一方,使内阁为魏忠贤把控,也更加便于其实施报复。

杨涟弹劾魏忠贤史事新探

杨涟弹劾魏忠贤二十四大罪状,既是被之前的政治纷争所逼“为一决之计”,又与他个人的性格、“顾命之臣”的遭遇、主导“移宫”招致的非议分不开。杨涟的弹劾引起外廷群起响应,虽对魏忠贤产生了一定震慑,但终究由于讨魏阵营成员复杂,东林内部不统一,讨魏不够坚决;东林不明智地逼走叶向高,迫使魏广微投向魏忠贤,使内阁完全被魏忠贤操控;内廷客氏等人对魏忠贤的庇护,尤其是天启帝对魏忠贤的宠信等原因,是杨“讨魏斗争”失败的主要原因。

明代天启皇帝三题

天启皇帝即位后受到一定的教育,并不是历来所称的"一字不识"。天启皇帝杀太监王安,缘于王安自身的劣迹以及由此引起的天启皇帝对他的不满。天启皇帝极为宠信客氏和魏忠贤,这与他们之间存在的一层温情关系有关。

崇祯朝“钦定逆案”初探——兼订《崇祯长编》、《明史》记载之误

"钦定逆案"是崇祯初期处理太监魏忠贤及其党羽的政治事件。在众多记载此事的文献中,文秉《先拨志始》完整地记载了负责处理逆案的首辅韩爌等人的两份奏疏,由此可以理出他们处理此案的大致情形。而在逆案人员基本情况的统计上,则以谈迁《国榷》所载为详尽可靠。《崇祯长编》、《明史》等官修史书,在记载"钦定逆案"时都存在一些问题,也需要辨正。

试析“甲申国变”后南都的“定策”之争

史籍记载南都定策问题非常混乱,致使今人的论著对此语焉不详,甚至时有讹误。通过爬梳各家之言,仍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理清史可法、马士英两人在定策之争中的关系,对福王、潞王两个皇位候选人的个人才品,对立潞王派、立福王派的争斗过程以及是非曲直作出较为客观的分析评价,在此基础上进而揭示这场争斗的实质。

东林与魏忠贤决裂原因新探

东林与魏忠贤决裂,并非由于"盗宝案",而是魏忠贤杀害与东林关系密切的太监王安。东林碍于当时的法制和官常,未直接申救王安,却掀起持续的"讨魏斗争"。东林纳王拒魏,是道德标准与功利尺度夹杂的结果。

对东林性质的再审视——从文献学角度的考察

樊树志先生提出"东林非党"论,曾引起学界的较广泛争鸣。东林究竟是不是朋党,首先应该看史籍的记载情况。自明末以来的众多史籍都反映东林是朋党。具体来说,一部分史籍认为东林是由书院逐渐转化为朋党,另一部分认为东林书院重建之始即为朋党。

《崇祯长编》考疑一则

《崇祯长编》在记载崇祯二年的"己巳京察"时,"考察京官"的名单只载"北察"被处分官员,而不载"南察"被处分官员。这是一个非常反常的事情,因为按理应该把"北察"和"南察"被处分的官员都登载在内。至于造成这一状况的原因,则应与当时和"京察"同时进行的"钦定逆案"有关。

《明史·马士英阮大铖传》考疑三则

马士英、阮大铖被合传于《明史·奸臣传》。传文中,马士英的科考时间、阮大铖与魏忠贤的交往、马士英的结局等三个问题语焉不详,或存在疑义,有必要加以厘清。

“知君者无若我,知我者无若君”——时务学堂时期的黄遵宪与梁启超

黄遵宪推荐梁启超为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缘于梁氏的才华、共办《时务报》结成的情谊以及取得的显耀业绩。两人都参与了时务学堂的筹划和实施,以"开民智"为目的,用西方人权、平等思想教育感化学生,激发学生应对民族危机,谋求国家富强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培养其近代公民意识。戊戌政变后,两人虽天各一方,但仍书信交流救国方略。两人互以对方为知己,根源于抱持共同的救国救民情怀与思想主张。

明末“盗宝案”考论

盗宝案作为明末移宫案小插曲,先是由东林党人杨涟提出的。他参劾魏忠贤盗宝虽不实,但魏忠贤仍需依靠太监王安的相救才免受处分。明末以来人们对杨涟与王安在移宫事件上关系的看法各异,反映的是他们对移宫事件及相关东林人士的所为、品德等评价的差异,以及对东林及明末政争是非所持的不同立场和态度。杨涟与王安对魏忠贤一参一保的矛盾,应是王安有意为之,缘由大概是宫廷内的争权夺利,由此也可看出王安当时的权势之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