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媒体时代政党的信任危机与应对——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

新媒体时代的到来改变了政党信任赖以发生的社会情境和政治传播形态。如何顺应民众但又不盲目迎合,有效引导和形成新的公共精神、建构一种建设性政党信任形态成为一个负责任政党面临的新挑战。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在应对新媒体带来的信任危机过程中,通过其沟通姿态的转变、一系列富有远见的制度安排和果断行动,建构了一个既具有开放性又兼具包容性和公共理性的政治沟通环境。这些措施对新媒体给政党信任带来的负面影响有着渐进的消解作用。

缓冲区机制与政党治理——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

在全球化和公民社会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持续动态、有序发展的缓冲区机制是政党治理有效进行的关键依托。本文以新加坡人民行动党为例,对缓冲区机制与政党治理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对政党治理缓冲区机制背后的支持因素进行系统剖析,并结合我国实践,就执政党改进执政方式、提高执政能力提出了针对性建议。

理念、制度和政治发展——关于温岭地方人大民主改革持续发展的原因探讨

温岭的实践具备了支撑改革的关键两点:理念因素和制度因素。在温岭的改革中,理念和制度不是单独存在的,通过有效的治理和制度创新,理念和制度之间能够达成有效的沟通和融合。尤其在引入人大平台后,既有的制度绩效被激活,并与社会理念的发展构成了新的动态的均衡。

国外交通运输行业文化建设经验谈

国外现代交通运输经过近200年来的长期发展,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尤其是欧美和东亚国家在行业文化建设方面对我国具有较大的借鉴意义。从根本上讲,欧美和东亚国家交通运输行业文化建设是伴随着交通大发展进行的。

体制激励、法律激励与理念激励——对中国人大与英国议会监督激励机制的比较

中国人大监督不力的原因恰恰出在。我们人大监督激励的体系并没有真正地成为一个稳定的统一的系统。一个良好的监督制度并不是孤立存在的，需要其他元素为它提供一个完备的激励系统。这种激励系统和代议机关监督制度本身是相辅相成的。它为代议机关监督政府提供必要的动力和保障。

加强和改革人大制度与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路径选择——理论和案例分析

代表多数公民意志和利益的代议机关是一国政治民主发展的重要条件。从理论的角度，一个真正实行代议制民主的国家，其代议机关必须真正地由民所选、由民所授权、为民说话。代议机关在一国政体中的地位以及在实质政治运行中的效用直接反映了这个国家的政治民主发展水平。也可以这么说，

瑞典社会合作机制探析

作为北欧国家的突出代表,瑞典的社会建设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就。相对平等的阶层关系、循序进行的劳资谈判、良好的社会福利基础和民主稳定的社会秩序,足以引起世人对瑞典的关注。这一切都与瑞典特有的社会合作机制分不开。瑞典的社会合作机制重视各阶层的整体参与和有序合作,最终达成了共识政治的优化结果。其原因首要在于,瑞典社会合作过程中,缓冲区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缓冲区内的跨区域组织,合作各方得以通过组织化的形式在透明、公正的沟通渠道下互动,从而达成共识合作。

基层人大代表的身份均衡与政府信任

在一个封闭和不完善的代表体制下。代议机关代表的身份认同往往处于一种混乱或搁置的状态，往往非但不能成为政府和公民之间多向度沟通的桥梁和纽带，反而成为公民质疑、不认同政府的一个政治行为者或政治参与者。

城市公共交通与共享型交通运输治理——对南京市“城市公交乘客委员会”实践探索的分析

公共交通是城市公共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体现政府公共服务能力的重要窗口。对于公共交通治理而言,关键点和难点不仅仅在于＂硬实力＂——整体公共交通服务能力和质量的提升,更为关键的是在于＂软实力＂,即能够将公共交通的＂服务性＂和＂公共性＂进行有机结合,提升交通运输治理的道德基础。唯有如此,

协商民主视域下人大代表的身份建构

在我国协商民主的实践中,人大代表是一个重要载体。他们连接了协商民主各个行动主体,体现了协商民主的价值涵义。但在协商民主实践中,人大代表的身份建构有不同切入点。这源于不同协商民主案例的发生动力机制,也与宏观政治结构有关。目前而言,应当从"监督者"和"冲突管理者"两种角色出发,进一步强化人大代表在协商中的代表性。以协商性体现和促进代表性,是人大代表身份建构的基本路径。

社会治理中地方人大对官员监督的实践分析--以政府官员公共精神的塑造为切入点

社会治理过程中人大的制度化监督对政府官员公共精神的塑造有重要作用。地方人大通过对官员的任免、任前监督和履职监督等,能强化政府官员的责任意识和公共服务意识。地方人大在官员监督实践上面临着监督的强制力和影响力不显著、人大代表的作用发挥不明显和公众参与程度低等问题。理顺地方人大和党政部门在官员监督上的关系、扩展官员监督制度的实际运作空间和强化公众参与监督,可以更好地塑造政府官员的公共精神。

坚定不移推进社会主义协商民主建设

协商民主倡导政治参与者通过平等对话、协商方式进行利益互动，形成公共决策。作为民主治理形式的协商民主，通过对公共利益的强调，促进了不同政治话语之间的相互理解，有效提升了政治治理的共识性。中国共产党历来非常重视政治过程中的协商。党的十八大报告第一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理论，而且把协商民主正式确立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也多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协商民主的重要意义。

公共领域、有限政治市场与政治沟通公共性——地方人大参与式预算改革可持续发展分析

民主政治的实现必须有其沟通机制的“在场”和“到位”，否则，其必定如空中楼阁般不可达”，。民主政治下的政治沟通，首要标志是公共性。以浙江温岭、上海闵行区和惠南镇为代表的地方人大“参与式”预算改革的发生与可持续进行，其关键就在于为政治沟通公共性的形成塑造了一个强有力的社会基础和政治环境。但是，从客观的角度，

政党治理视域下的群众工作

在中国社会快速转型的情势下,执政党的群众工作面临极大考验和挑战。群众工作需要新的理念支撑。本文从政党治理的视角,对群众工作进行新的阐释,在此基础上对群众工作中间地带进行剖析,并对群众工作新着力点进行总结,即转变群众工作心态和工作理念,重视并抓好沟通、协商的关键环节,党的外围组织网络和联系组织网络建设应提上新的议程,把群众工作和党内民主有机融合,民主程序、制度化保障是核心。

交通运输“共建共治共享”治理创新探析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交通运输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性、先导性、战略性产业和重要服务性行业,行业属性决定了交通运输的发展最终要以是否能够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群众生活幸福为标准。政府和社会不同部门、群体的参与、监督对行业发展起着非常重要的促动作用。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下,坚持凝聚各方智慧,调动各方积极性,集中力量办大事,形成共同推动交通运输发展的强大合力是交通运输事业发展进步的重要方法。可以说,中国交通运输治理现代化必然指向共建共治共享治理创新格局的形成与构建。

社会组织参与交通运输治理工作机制分析

新时期,交通运输作为与公众密切联系的公共服务行业,其＂公共性＂将更加凸显。在这种背景下,交通运输行业发展必须吸纳利益相关者广泛参与行业发展,形成政府部门引导下的＂多中心治理＂局面,以合力来促进交通运输发展与核心竞争力的提高。由此,从交通运输管理走向交通运输治理,必然要更好地发挥社会组织的协同作用,建立健全社会组织可持续参与交通运输治理的工作机制。

中国和印度发展模式的比较

中国自1978年开始的经济改革比印度早了整整14年。印度的改革主要集中于经济层面的调整和改良。中国的改革采用了经济优先的策略。中印两国有着各自的发展优势,也面临着各自的问题和挑战。

人大与公共决策:问题、原因与对策分析

本文即着眼于人大与公共决策这一主题,对目前人大在公共决策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产生问题的原因和对策进行了总结和分析。

政府官员的身份均衡与政治信任建构

在政治治理过程中,政府官员在身份感知和政治信任上将不可避免地趋于复杂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官员身份的技术性和政治性的二元均衡成为其面临的一大核心问题,并影响着其政治信任的理性构建。在政治—技术身份均衡的基础上,中国政府官员政治信任的构建有道德信任和策略信任两个维度,而当下官员策略信任的构建更具有紧迫性。策略信任往往与官员具体行政行为相关,这意味着官员政治信任治理的契机在于自身对政府行政过程影响力的感知,即政治效能感的建立和维护。

积极的政治信任:政治发展的重要目标

任何一种政治信任的形成都需要在道德的政府和现实的政府之间实现均衡,这导致任何一种形态的政治信任的建构都会形成积极的政治信任和消极的政治信任两个维度。而积极的政治信任不仅是现代政治发展的一个应然目标,更应当是现代政治发展的重要标准之一。积极的政治信任体系的型构,离不开三个要素:一是政府能否建立有效的连接民众的制度性通道,二是政府能否从理念塑造层面将自身理念与社会理念进行融合,三是政府能否与民众进行有效的政治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