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托邦补偿:脱欧小说“季节四部曲”中的莎士比亚传奇剧

英国当代重要小说家阿莉·史密斯的“季节四部曲”是脱欧文学的代表作。在“四部曲”中,史密斯构建了一种与莎士比亚四部传奇剧的对位叙事关系,并将其寓于“合—分—合”“破裂—重聚”“分离—重逢”“分散—集聚”的四种叙事结构中,以此指向空想、矛盾、希望、总体四种类型的乌托邦。通过这种互文叙事,史密斯既批判了因脱欧而来的分裂的“坏”英国,又用包含全球本地化向度的乌托邦想象去补偿实现统一的“好”英国。

弗吉尼亚·伍尔夫小说中作为超感官知觉的叙述

为解决人类中心主义的认识论难题,伍尔夫在小说叙事活动中采用了一种超感官知觉叙述策略。这种叙述策略,把人的审美体验从纯粹的、主观化的感官域扩充至非感官域的超感官知觉域,她的每部小说在构成上也因此展现为从繁杂和割裂的自存性叙事转向综合和协同的依存性叙事。在《海浪》和《弗勒希小传》里,她力图用超感官知觉叙述的同质化功能,去谋求人与世界的共存;在《达洛卫夫人》和《到灯塔去》里,她力图用超感官知觉叙述的连续化功能去谋求人与集体的共通;在《远航》和《奥兰多传》里,她力图用超感官知觉叙述的统一化功能,去谋求人与自身的共融。伍尔夫采用超感官知觉叙述,其目的是克服西方现代性意义上的人类中心主义局限及其多重二元分裂性后果。

存在、变化、语言的统一体——论伽达默尔的传统观

伽达默尔的传统观可以从此在性、变化性、语言性这三个方面来论证。伽达默尔将传统视为作为此在内涵的存在,其本质是此在性,是由理解所决定的,因此传统还具有非对象性。传统是具有变化性的保存与持有,在历史境遇中发生,具有包容性和进步性,并通过视域融合,在对话中得以实现。语言是理解传统的境遇,它使传统在同时性中被接受,同时,文学文本的语言性使传统获得最大化的向过去还原和向未来筹划的可能性。因此,伽达默尔诠释学视域内的传统是存在、变化及语言的统一体。

论伍尔夫小说《奥兰多——一部传记》中的真理观

《奥兰多——一部传记》是英国现代主义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最具想象力的一部作品,雌雄同体和传记式小说是它的标志性特征,然而这并非它的全部研究价值。这部小说承载了作者的真理观。在伍尔夫看来,由于自然和人类自身的问题,生活和世界充满表象的碎片,因此寻求具有永恒性质的、能统一所有表象的真理具有重要的意义。她同时指出,记忆、推断、概括和想象等思维能力是获得真理的手段,作家凭借这些能力进行创作,有理由成为持圭臬者来引领人类社会走向真理。

文化背景对语言交际的影响

作为交际手段,语言受制于使用者的文化背景。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人运用语言进行交际时.跨文化敏感度是成功交际的关键。本文旨在通过实际调查,了解有着东方文化背景的中国人在运用英语同英美等西方国家的人交往时,为了达到成功交流的目的,对对方文化的关注程度。

隆隆的寂静之声——卡罗尔·希尔兹的小说《如果不》中的失语女性

加拿大小说家卡罗尔.希尔兹在她的小说《如果不》中以主人公的女儿辍学行乞这一主线情节牵出包括主人公在内的众多女性人前背后的故事,层层深入地展现了不同层面的两性世界中,女性在美德的神圣光环下,奉献自我、牺牲自我的失语生存状态。作品表现了女性受支配、受压抑这一主题,同时表现出女性失语对于作为女性的小说作者是怎样的一份难以承受之重。

善的实现:玛莎·努斯鲍姆的古希腊悲剧理解

努斯鲍姆主张文学作品是伦理学研究的重要对象,善的问题因之获得实践面相,古希腊悲剧《阿伽门农》《安提戈涅》《赫卡柏》关涉善的实现。阿伽门农因现实所迫为满足逻辑一致性要求放弃情感反应阻碍了善的实现,面对困境,他至少应为牺牲女儿感到痛苦;安提戈涅和克瑞翁以单一价值准则衡量所有事物,忽视实践理性的弹性要求阻碍了善的实现,多元价值兼容和谐是解决实践理性冲突的有效途径;信任是好品格形成和善的实现的必要条件,波吕墨斯托耳背信弃义,致使赫卡柏疯狂向其复仇,最终二人品格衰变得与兽类无异。

尼采基于强力意志的透视主义——以文学艺术为表现形式

尼采基于强力意志的透视主义主张以文学艺术为表现形式来为生命的保存和提高进行辩护。这一透视主义主要处理了两个问题:基于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透视主义认识论和自基督教而来的善与恶的道德问题。这两个问题分别由柏拉图的"型"或"理念"与现实生活的二元对立和基督教思想中的道德束缚所造成。这一透视主义将文学艺术与赫拉克利特的"逻各斯"相结合,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出发来阐释生命,呈现生命的价值。

詹姆斯·凯尔曼小说《这是多么晚,多么晚》中的苏格兰性

詹姆斯·凯尔曼在《这是多么晚,多么晚》中呈现了当下的苏格兰和苏格兰人。其中混杂性的语言、身份危机和工人阶级的被规训状态,分别从三个层面将苏格兰当下的社会状态和普通苏格兰人的困境表现了出来。这即是凯尔曼对历史境遇中苏格兰社会进行的小说性书写,是凯尔曼对当下苏格兰性的建构。

《法国中尉的女人》之真本观

维多利亚时代的故事、游走于情节内外的叙事者、没有确定结局的结尾,这些都是小说《法国中尉的女人》的标识性特征,作者约翰.福尔斯不仅以此编织出男女主人公情感纠葛的故事,更以此表现出历史的可构性、文本的自足性和现实的遮蔽性。而这一切究其根本反映了福尔斯对真理、真相、真实等所意味的世界本质的思考,这种思考的终极指向是一种多元宇宙观,即宇宙多元,一切之真本都存在于无限求索之中。

论《公共阐释论纲》中公共阐释的基本维度

我国学者张江发表《公共阐释论纲》,力图解决统一性的阐释何以可能的问题。《公共阐释论纲》在阐释者的主体性、阐释的时间性、阐释结果的有效性这三个维度上,通过考察当代阐释学的基本主张,批判性地建构了公共阐释论。该理论以新康德主义理性的主体性内涵为基础,为阐释者的主体性规定了公共理性内涵;以伽达默尔新亚里士多德主义的效果历史主张为基础,为阐释的时间性规定了历史统一性内涵;以马克思主义的人的社会性为出发点,为阐释结果的有效性规定了社会接受性内涵。

《理想国》中诗性知识的对象及方法问题

在《理想国》中,柏拉图有关诗歌的明确态度及立场与他围绕诗歌的主张之间包含一种悖论性张力。本文试图从柏拉图的知识论主张出发,以诗歌是诗性知识为前提,探讨其诗学态度、立场及主张。本文提出,柏拉图承认诗歌是知识,在伦理、政治、经济、法律、历史、科学等人类存在的全部维度上具有知识意义。然而,从知识的对象及方法角度审视,诗歌不以真正的存在为对象,模仿使诗歌在方法论意义上陷入"扮演"或"像"的似是而非境地。柏拉图指出了诗性知识在对象及方法上的问题,目的是为雅典城邦确立新的知识对象和方法。

所说、言说、正义的所说:列维纳斯哲学的公共阐释意义

列维纳斯哲学的公共阐释意义的达成,在于由所说到言说再复归所说的正义性的达成。所说,作为独断的非公共性阐释语言,是导致我们囿于本体论同一桎梏以及自我主义独断论的根本原因。言说,作为我与他者层面的公共阐释语言,为所说的同一与独断奠定了基于他者的伦理关联,但同时也缺乏正义与平等的普遍性基础。正义的所说,作为一种公共性阐释语言,以第三方的身份使所说在一开始便作为承担公共阐释义务的正义而存在,它是列维纳斯正义伦理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构建社会正义的关键所在。

使真理显现的文学经验诠释——兼论技术性思维模式的文学研究或批评

本文在分析技术性思维模式宰制文学研究或批评活动的现象上,以伽达默尔诠释学的真理问题为出发点,重新探讨文学经验诠释的任务及发生的条件,旨在为文学研究或批评提供诠释学的视角,以便解决技术性文学研究或批评的问题。本文试图提出：文学研究或批评是一种以活动自身为主体的文学经验诠释活动,其任务是使真理性亦即洞见性的文本意义在活动中与研究者照面,完成该任务的条件是文学作品的文字维度、诠释活动的理解维度、经验的历史维度。

伍尔夫小说《远航》中现象与经验的辩证性

英国现代主义作家伍尔夫的小说创作具有高度的哲学性。《远航》是作者试图以小说形式解决现代性主体难题的初步尝试。于此,伍尔夫对生活进行了现象学式的揭示,呈现为《远航》中完整的生活世界。沉默、音乐、死亡作为这一世界中三种独特的现象,对于小说中的现代主体具有特别的经验意义。文章以此为出发点进行探讨,认为现象和经验之间的关系存在黑格尔意义上的辩证性。这不仅构成了小说的形态变化,还展现了以雷切尔为代表的现代主体确认自身、理解他人、进入社会的过程。然而这一辩证的过程终以死亡宣布中止,意味着现代主体在遭遇社会系统性时的悲剧性消解。

现代性悲剧《达洛卫夫人》中的乌托邦叙事

现代小说《达洛卫夫人》作为叙事类型,是乌托邦叙事对现代性中无可避免的悲剧的改写。现代性被理解为叙事类型,有总体性的特征,且这种总体性中隐含着乌托邦的冲动。但现代性的乌托邦把未来的维度排斥在外,是虚假的乌托邦。《达洛卫夫人》中的乌托邦叙事是意识形态支配下生活的“事实”被加以重构,进行欲望的满足,象征性地再现“真实”的过程,隐含着对总体性的向往。但这种现代性的乌托邦叙事只是一种愿望的满足,过去的客观真实性必将随着未来的到来而瓦解,排斥未来维度的现代性的“乌托邦”的悲剧正是根植于这样一种虚假的乌托邦幻想之中。

生命性、日常性、历史性:伍尔夫小说形态的现在思想实验

伍尔夫小说形态创新的实质是思想创新。从《远航》至《幕间》的全部小说创作中,伍尔夫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实验写作。意识流创作是伍尔夫向内心看生活所呈现的实验效果,其目的是追求小说的生命性。伍尔夫对生活素材的选择,蕴含着其对生活世界中日常性的强调。而“存在的瞬间”对线性时间进行颠覆式运用,是伍尔夫尝试以小说揭示生活历史性的成果。伍尔夫的历史性就是生活的现在性,它与小说生命性和生活日常性互为前提。伍尔夫在持续的小说创作中,不断尝试协调三者的关系,从而呈现了不同的小说形态。

走向他者之诗:列维纳斯论保罗·策兰的诗歌

列维纳斯哲学以重思我与他者的关系为开端,重思我走向他者、为了他者的伦理责任,以打破西方哲学传统对他者的压迫。面对以本体论为中心的西方哲学传统,列维纳斯试图走向被西方哲学传统拒斥的诗,以探索改造这种传统的出路。据此,本论文将试图回答以下这一问题:在列维纳斯的哲学中,诗歌,尤以保罗·策兰的晦涩诗歌为代表,何以使得外在于我的他者现身在场,何以使我走出自身、走向他者并为了他者而在。本论文试图说明,在列维纳斯看来,诗歌,尤其以保罗·策兰的晦涩诗歌为代表,不仅其自身是作为他者的面容、他者的意向而在场,而且它也实现了我走向他者、为了他者的可能。在列维纳斯哲学视域下,诗既是对他者现身的敞开,也蕴含着对他者言说的伦理内涵。作诗与读诗能使西方哲学走出总体性,从而使伦理学取代本体论成为可能。

乔治·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中的总体观与历史人性

乔治·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把总体观看作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和本质,强调只有将社会生活中散落的事实作为总体置放于历史进程,才可达到获知现实的目的。文学作品中要以总体观为前提,要以历史人性为路径,要以实现对民族现实的认知为目的。历史人性,是人与自然间物质代谢形成的普遍人性与人与社会间形成的社会关系作为整体的自然联系的辩证统一的结果,其文学形式是典型人物及其典型命运。典型人物及其典型命运包含着民族的过去、现在、未来,使文学作品实现了对民族现实的总体性认知。

21世纪的诺思罗普·弗莱研究

2016年7月2日，“保持信念——人文领域的后弗莱景观”诺思罗普·弗莱国际研讨会在中国大连召开。本次国际研讨会由大连理工大学外国语学院及外国语学院加拿大研究中心、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诺思罗普·弗莱研究中心共同主办，北京外国语大学教育部国别研究（加拿大）基地及中加文化教育交流中心协办。本次会议特邀多伦多大学维多利亚学院诺思罗普·弗莱研究中心主任罗伯特·戴维森教授、丹麦奥尔堡大学的布赖恩·拉塞尔·格雷厄姆教授、法国雷恩第二大学的克劳德·勒·福斯塔克教授为主题发言人；其他与会者来自包括首都师范大学、南京财经大学、首都经贸大学等高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