栀子花事

安妮宝贝说，栀子花开时，花骨朵儿带着紧张感，蓄存力量，等待绽放。五月的一天，父亲从花市抱回一盆带着新鲜露水的栀子花，白色瓷盆，油绿的大叶子，密实的花骨朵儿，花枝交错。我欣喜接过，摆在书桌一侧，终日殷勤浇水，暖橙色的日光在枝叶问跳动，一簇妥帖的美意。

那西疆

六月的夏天。踽踽喘喘的绿皮火车．行了一天一夜之久。经过的地方，从高楼林立到苍翠田野，最终成为荒茫戈壁。天空之下，大地坦荡似砥，植被被抛洒般无力地匍匐于地，牧人在骄阳下走马，灰色羽翎的飞鸟如同天空抖落的灰尘。

那些温暖的旧时风物

你还记得吗．那些旧时风物？ 五岁的你，从充满着外婆味道的被褥里醒来，阳光碎碎地铺了一地。你笨拙地爬下宽宽高高的大铁床，穿上小拖鞋．揉着惺忪的睡眼，一边“吧嗒吧嗒”地向外走，一边娇娇地喊着外婆。这时候外婆会从那个永远充满着烟尘与饭食香味的厨房里探出头来，冲你笑着，说：“我在这里呀。”于是你很安心地应了声“哦”，便上前抓着外婆那因日复一日的劳作而变得粗糙的手，说：“我们去洗脸吧。”

她,他

她从厨房的阴影里挪步出来，空荡荡地罩着一件蓝色鸢尾纹饰毛衣，灰白色的头发趴在额上。她冲我笑了笑，流露出一种温文而羞怯的神情。眸子明亮，身形愈显佝偻瘦小。

只为一场心灵的旅行——参加2013年山东省高中学生辩论赛有感

从投入集训那一刻开始，我便知道，这一程，必然快乐而艰辛。

深者,梦眠空觉不自知——读《眠空》

白水煮茶，青瓷插花，对凡夫俗子的生活抱有一种严谨真诚的态度，并于一粥一饭中嚼出生活的甘味。我认为，这便是深刻地活着了。安妮宝贝便是如此。许多人认为她早期的作品有种青春战火的硝烟气息。磅礴而不知所措。剧烈的动荡隐匿在平静的表象之下。荆棘遍地血肉模糊的残余纷飞，看得人周身发冷。

旗袍之美

初夏的气息如绸缎上滑落的水滴般干净柔软。光影幢幢，青杨的油绿色大叶间漏下几缕麦色的阳光。 教室里历史老师正讲得神采飞扬。她反复提到，上海。我看着窗外轻轻跳跃的阳光，心里轻轻念着“上海，上海”，仿佛望见那个女童时的自己，在上海旗袍店里流连的幼小模样。

知诗和占笔:严羽集形态的稳定与流动

宋代以降,严羽诗集经历了初录初刻、与诗法论著合编、重新单行、进入地方诗人总集的形态衍变,其中隐含其诗学史建构和诗歌接受两条交织并行的线索。严羽诗歌在宋末由邑人整理结集,元代陈士元、黄清老将《诗辩》等五篇诗论增入第一卷,诗论以依附“吟卷”的形态行世,主要在于宋元间严羽邵武“诗宗”身份;明代馆阁、闽中士人群体对严羽认知的侧重和不同诉求导致严羽“知诗”之作《诗话》和“占笔”之作即诗集的支离,但共同促进了严羽集编刻的兴盛;清代严羽诗歌与诗话合刊,重构了严羽别集模式,且主要以樵川诗人总集的形态传播,见其诗话渐成主导而作为诗人则影响未能走出“樵川”阈限。严羽诗集编刻的起落沉浮,呈现出诗学理论与创作风尚的代际衍变,地域文脉传统与馆阁文学主张的沟通影响,以及诸因素与别集、总集面貌的互动生成。

作者与读者关系探考——从朱光潜文学理论视角出发

朱光潜文学理论将作者与读者关系分为不视、普视、俯视、仰视、平视五种类型。其中,不视观因主张作者的孤立绝缘性应遭摒弃;普视观因境界高而难求;俯视观与仰视观各有理论依托,但都具片面性;平视观有利于合理作者与读者关系的形成和良好文学风气的开拓,是作者对于读者最好的态度。朱光潜对于作者和读者关系的文学理论是中国传统文艺理论根基与西方近现代文艺理论之精华的糅合,体现为作者与读者关系的一体性、理论的和谐性、打动人心的实用目的性三大特征。

《左传·晋公子重耳之亡》女性形象审美分析

《晋公子重耳之亡》是《左传》中的经典篇章之一。从审美视角分析文本中姜氏、僖负羁之妻、怀嬴、赵姬、介之推之母五位女性所反映出的深厚个人修养与卓越政治胆识,探索人物形象之美背后的成因,揭示其中蕴含的文化品格,有助于更全面地展示春秋时期女性的生存状况与精神风貌。

《诗经》中“载”字谈略

“载”字在《诗经》中高频出现,可分为虚词与实词用法两大类：虚词包括承接连词、发语词、“又”、语助词、通“再 ”;实词包括动词和名词.“载”字在《诗经》中的使用呈现出作承接连词用法使用频率高、虚词为主、实词为辅、篇章分布不平衡的特点.“载”字的使用特性有其深刻的历史、地理和文化原因,研究其用法与特点对后世的语用规范具有启发意义.

新旧交替时代知识女性的艰难转型——《伤逝》中子君命运的时代意蕴解读

《伤逝》塑造的子君,既反映出知识女性在新旧交替时代背景下由于独立观念萌芽产生的新思想及突破意识,也揭示了在妇女觉醒局限性和社会旧规的双重桎梏下知识女性体现出的顺从和妥协。解读作品中子君命运的时代意蕴,有助于剖析新旧交替时代背景下知识女性处于艰难转型期的生活状态与心理特征。

论唐诗中的“三人结构”

"三人结构"是唐诗叙事方式和塑造形象技巧趋于成熟的重要表现。"三人结构"中的形象之间具有互生性;"三人结构"在形象创造和表现上有所侧重,最终为诗歌主题服务;"三人结构"在全知视角下的生命个体展示和诗歌的扩容性两方面体现出了独有的优势。

论虎关师炼《济北集》对杜甫的接受

虎关师炼《济北集》文学观念和诗歌创作皆体现出对杜甫的推崇与接受。《济北集》“诗话”对杜诗的接受与评价表现在自出新见的杜诗诠解和“尽善尽美”的评杜之语两方面。在具体创作方面,虎关师炼仿习杜诗语汇和七绝体式,承杜甫所创之题而以平静自适为主要情调。另外从他对陶渊明评价中可见其对杜甫的推崇和摹习在根本上源自其与杜甫思想及诗学观的一致性,即学道匡君的用世之心和不拘“清淡”、提倡情性雅正的诗学观念。虎关师炼对杜甫的追摹同时体现了他对宋代诗话评杜理论的辨证吸收,推动了杜诗在日本文坛的经典化进程。

“赏”的意蕴转向与六朝文风新变——兼谈刘勰“正奇”文学观

刘勰《文心雕龙·指瑕》“始有赏际奇至之言”显示出“赏”字在东晋以降的变化。“赏”从军政范畴的“锡赉”向美学意义“欣赏”的意义转型,兴于晋末,在六朝得以完成。“赏”的内蕴变迁与六朝文风转向具有内在关涉,反映出六朝诗文两种体裁均注重个人经验、情感体验的丰实和五言诗的兴起发展,内容方面注重即景灵思、观物兴感等新变,就本质而言是属文联章“情”化,以及审美意识及景物观照趋于自觉、词汇丰赡和修辞技巧发展的表现,刘勰对“赏”务遵字训的规制及与“情讹、文浇”文风的冲突,体现出其“执正驭奇”的理想和六朝文风新变之际辞情义理、承古与启新的互动消长。

诗歌词汇视角下的齐梁诗风新变——以何逊诗歌叠音词为例

何逊诗歌叠音词使用频度高、数量多。叠音词使何逊诗歌具有节奏感、流畅性和抒情性的音乐特质,展现出何逊对先秦诗歌、齐梁范式以及民间文学的继承与创变。虽然叠音词在诗歌声律和韵律切分方面不符永明新体及近体化转型的趋势,但有助于诗歌由晋宋滞重之体向齐梁流易风格转变,恢复诗歌抒情本质,体现了何逊拟古以开新的诗学观念,以及将诗歌规范的雕琢精巧与吟咏情性的自然流露相结合的艺术追求。

论寒素诗人何逊对齐梁士族文风的接受与创变

何逊及其文学创作属于寒素文学谱系,受到南朝齐梁士族文学主导地位的影响,何逊未形成自觉的寒素文学传统创作意识,其诗学观念和风格有摹习与迎合士族文风的一面;同时南朝寒素受到了门阀制度压抑,这一因素又使何逊人生经历和情感体验较士族更为复杂深刻,推动何诗恢复寒素文学的抒情传统、更充分汲取民间新声因素、兼用今古两体进行创作等特质的形成。以何逊为代表的寒素诗人群体推动了南朝诗歌风貌多样化,有助于诗歌向近体转型。

论李白诗歌对咏物传统的继承与创变

汉魏和南朝诗歌兴寄与赋物传统共同体现在李白咏物诗的创作中,并随着李白艺术范式的成熟逐步由南朝向汉魏体格、从赋物向寄情转移;李白咏物诗最突出的特点在于通过赋题之法,将拟乐府旧题与制歌行新题两种创作路径并举,从而恢复汉魏的艺术精神;同时取法南朝体物精切的修辞技法,在写貌与神情两方面均有所推进;李白将咏物与山水题材交映,用山水诗纪游笔法、运用想象和联觉等方式写物,拓展了咏物诗的表现容量和方法;李白的咏物诗呈现出较强的兴寄、“见志”意识和浓郁的情感色彩,是对其复古诗学思想的实践,并在取汉魏南朝之中和的基础上开拓出盛唐风调。

“红楼”寻梦:北京大学《红楼梦》研究回顾

北京大学红学研究史以"两次转型"和"两种范式"为主要特点。"两次转型"即20世纪初从蔡元培为代表的旧红学向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转型和改革开放以来由泛阶级化、泛政治化分析向恢复《红楼梦》"小说"性质的跨文学、文化等综合研究转型。"两种范式"即以胡适为代表的考证派和以鲁迅、俞平伯、吴组缃等为代表的文学批评派。"两次转型"和"两种范式"分别展现出北京大学学者对于红学研究历史发展阶段和研究路径的领衔及垂范作用。北京大学红学研究在构建中拓展,同时对前代学者予以承继、重审和拨正。

论先唐诗歌“黄鹄”意象

"黄鹄"诗歌意象在先唐时期意义用法基本定型,可划分为"瑞兽神鸟""才德之士"和"离愁别绪"三大内涵义,在使用规模和数量上以"离愁别绪"为主;"黄鹄"意象涵义多样性使其情感维度也呈现出吉庆祥瑞与忧愁伤怀的双重特色;在艺术手法方面,诗人多用量词搭配手法来对"黄鹄"意象进行修饰和强调,并将"黄鹄"置于意象群中通过对比、类比予以刻画,同时重点使用动词和夸张的修辞技巧来描摹黄鹄的飞动之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