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企业投资行为的视角

本文首先从企业投资行为的视角构建了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这一税制改革影响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理论模型,然后借助服务业上市公司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法实证发现“营改增”显著促进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增加。基于因果中介分析框架的结果与理论模型高度一致:样本期间“营改增”对企业机器设备类等生产性投资产生有效的正向激励,同时抑制企业对房地产等非生产性资本的“脱实向虚”投资动机,进而提高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异质性研究证实,“营改增”的劳动收入份额提升效应在非国有企业、高融资约束企业和位于地区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低的企业中表现更为明显。本文的研究从企业投资视角为理解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提供了新的启示。

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的检验

本文基于外资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试点的准自然实验,通过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了外商投资自由化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因果效应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面清单模式引致的外商投资自由化显著降低了企业劳动收入份额,这一结果在进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仍然成立。机制检验显示,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通过加快企业资本深化和带来资本偏向型技术进步降低劳动收入份额,但没有显著证据表明外商投资自由化可以通过降低垄断来提升劳动收入份额。进一步异质性研究证实,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抑制效应在民营企业、非出口企业和资本技术密集型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最后,对政府行为的拓展分析发现,提高财政教育支出、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当干预可以弱化外商投资自由化对劳动收入份额的负向影响,而加大政府补助却起到了相反的作用。本研究从外商投资自由化视角为我国劳动收入份额变动机理提供了新的微观解释,对进一步优化要素收入分配格局、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的良性互动具有启示意义。

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城乡收入差距

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是推进共同富裕的关键。本文利用中国城市层面的数据,借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模式试点构建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背后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负面清单模式下的市场准入管制放松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异质性,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明显。经培根分解、试点非随机性、干扰政策、替换变量以及安慰剂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上述结果依然成立。路径分析表明,优化城乡间资本要素配置和劳动要素配置是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核心机制,具体表现为农村固定资产投资和非农从业比例的显著提升。本文还证实,负面清单模式下的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更多地起着“雪中送炭”而非“锦上添花”的作用,即负面清单模式主要缓解了城乡收入差距较大的城市的城乡收入不平等。本文的研究表明,完善市场准入基础性制度有利于优化收入分配格局,同时也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

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负面清单的证据

本文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试点政策作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构建交叠双重差分模型,考察市场准入管制如何影响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研究发现:负面清单管理制度的实施有助于促进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在排除同期重大政策干扰、缓解自变量识别以及考虑不可观测因素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后结论仍然成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渠道在于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和促进产品市场竞争。在改善要素市场配置效率渠道方面,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主要得益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资本要素市场扭曲和金融市场抑制的矫正。异质性检验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对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正向影响在市场分割程度严重、地方保护水平和制度性交易成本高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研究表明降低市场行政准入壁垒对于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这为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提供了理论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