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动员方式何以影响政治信任?--一项基于列举实验的研究

政治信任是政治合法性与稳定性的来源,是国家长治久安的基础,受到公共危机应对方式的影响。本研究的关键问题是:在公共危机事件中,政府采取的危机动员方式是否影响以及如何影响民众的政治信任?为此,本研究设计了一个启动效应调查实验与列举实验的组合实验,以此来测量新冠疫情中不同危机动员方式对民众政治信任的影响。研究发现,危机动员方式对民众的政治信任具有显著影响,其中,强制型危机动员方式能提高民众的体制信任,但会降低机构信任与官员信任,诱致型危机动员方式则恰好相反,而宣传型危机动员方式仅能降低机构信任与官员信任。在公共危机情境下,可用文化主义路径解释民众体制信任的变化,制度主义路径也可在一定程度上解释危机动员方式对机构信任与官员信任的影响。

中国公众的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基于信任、规范和网络视角的实证分析

以往的中国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研究,大多数是从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来测量社会资本,从而探讨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关系。但是,社会资本不仅包括社会信任和社会网络,还包括以互惠为核心的规范。基于2012年"全国公民价值观状况"的调查数据,从社会信任、社会网络和规范三个维度测量社会资本并探讨社会资本与政治信任的关系,结果发现:社会信任、以互惠为核心的规范对于政治信任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而社会网络对于政治信任有着显著的负向关系。因此,建立互惠的合作规范、塑造诚信友善的公民精神、发展开放型社团组织、培育公民的社会信任度,成为提升政治信任的有效途径。

非传统型政治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基于对成都市民的调查

通过对成都市大样本调查,研究成都市民的非传统型政治参与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以政治参与为因变量,探讨年龄、教育、经济状况等人口学变量以及政治兴趣、政治信任和政治效能感等政治心理因素对政治参与的影响情况。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年龄、教育、政治兴趣、地方政府信任以及内部政治效能感对政治参与行为具有正向影响,家庭经济状况和政府官员信任对政治参与行为具有负向影响,但是在不同的政治参与形式中,政府官员信任以及内部效能感两个因素的影响作用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具体表现在对政府官员信任越高,收敛型政治参与水平越低;内部效能感越高,发散型政治参与水平越高。

中美教育制度比较：基于教育公平的视野

教育公平不仅仅是一种理念，更是一种制度。教育券就是实施和保障教育公平的一种制度设计。本文基于教育券理论，在国际化背景下通过教育券在美国的实施情况的分析，结合中国教育券实施现状，提出适应中国教育发展需要的教育券制度的“混合模型”，强调在教育券制度实施的早期，必须与家庭收入情况相联系，必须关注低收入家庭、居住在中西部和农村的家庭。文章提出采用“结构化”的教育券制度，对所有家庭发放“基本教育券”，对于社会弱势群体和家庭发放“福利性教育券”，保障每一个家庭教育公平的权益。分析不同制度、文化背景下实现教育公平的发展路径差异，提出推进我国教育公平化的政策建议。

通过创新创业课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实践

创新创业类课程对于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提高创新能力,掌握创新方法,使用创新工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该类课程通过创造性地组织实施教学环节,将体验教学、影视教学、案例教学、研讨教学、模拟教学等多种方法运用到教学实践中,使学生提高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

科技创新促进四川经济发展:问题与对策

在对四川省区域创新能力进行数据分析和区位比较的基础上,进一步对四川工业大中型企业技术创新能力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归纳出科技创新实践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从观念、体制、机制和运作等四个层面提出应对之策。

通过创新创业课培养创新型人才的实践

创新创业类课程对于培养大学生的创新意识、创新精神和创新思维,提高创新能力,掌握创新方法,使用创新工具,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该类课程通过创造性地组织实施教学环节,将体验教学、影视教学、案例教学、研讨教学、模拟教学等多种方法运用到教学实践中,使学生提高创新能力和创业能力,实现课程的教学目标。

地方政府间的政策创新扩散——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为例

研究政策创新扩散的规律可以有效预测并引导地方政府的社会管理行为,提高政策效率,促进社会经济发展。本文以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为研究对象,对该政策在地级市层面的创新扩散路径进行分析,并利用事件史分析(EHA)模型验证了外部制度因素与城市内生因素对地方政府政策创新扩散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上级政府的行政命令和省内其他城市的竞争压力会加快地方政府政策创新扩散行为的发生;地级市的人口数量、经济发展水平以及财政依赖度对于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扩散行为都表现为正向促进作用,而城市行政级别与地方政府政策创新扩散意愿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

城市社区治理的模式比较:一个分析框架

构建国家治理体系,推进治理能力现代化,基层治理的实现是关键。采用文献分析法,梳理出三种主流的社区治理模式,即:“行政导向”“合作网络”和“自治导向”模式。详尽比较三者之间的特征、问题解决路径及效应差异,建构出一个较为完整的模式比较分析框架。研究结果表明:由于我国社区治理情况纷繁复杂,“行政导向”模式并非一无是处,“自治导向”模式也并非具有普适性,在当前国家自主性依然很强,社会主体性不足的转轨时期,“合作网络”模式是适合国情的社区治理模式选择。

成都和谐指数评价指标体系实证分析

建设和谐成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是城市发展与管理的应有之义。成都市正处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各方面利益关系凸现,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多,既要巩固改革发展的成果,又要避免可能出现的经济社会问题,推动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为此,就应该面对现实、正视矛盾、放眼未来、科学谋划。在具体管理和运作中,重视社会利益的均衡,把握社会心态的变化,寻求社会稳定的机制,促进社会组织的发育,畅通社会诉求的渠道,完善社会利益的协调机制。兼顾经济发展目标和社会发展目标,调整完善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

灾民参与重建的组织和引导

灾民的参与是重建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地开展的重要保证。文章认为灾后重建工作要以受灾群众为中心,要用受灾群众的眼光看问题,要站在受灾群众的立场上做规划。

国内外经验对灾民参与重建的启示

国际经验表明：有效的灾后重建工作要以受灾群众为中心，要用受灾群众的眼光看问题，要站在受灾群众的立场上做规划。事实上，灾民的参与是重建工作有力、有序、有效地开展的重要保证。

以行政效能促进服务型政府建设的探索——以成都郫县为例

虽然通过建立惠民帮扶中心，可以更多地为广大弱势群体和普通群众进行服务，但是帮扶中心的延伸程度仍然不够，服务能力还有待加强。

民众对政府回应满意吗?——基于CSGS2015调查数据的发现

国家治理现代化要求政府重视及时获取并积极回应民意诉求。我国各级政府一直在努力构建一个责任型政府,通过各种渠道回应民众的诉求,但是究竟政府对民意的回应程度如何?基于"中国城乡社会治理"(CSGS2015)全国大样本社会调查数据,本文尝试以民众的政府回应感知来评价政府回应的总体效果。研究发现,与西方学者想象的不同,中国政府对民意诉求不仅有回应,且政府回应能显著提升民众的政府信任。但是,政府对民众诉求存在差别式回应现象,对收入较高、社会地位较高的强势群体的民意诉求回应较强。此外,民众的诉求反映渠道还不够完善。本文据此提出完善政府回应机制的相应建议。

当代中国政治信任的来源:从经济绩效到社会公平

在以往的研究中,经济绩效被视为中国政治信任最有影响力的因素。但是随着社会主要矛盾转变和后物质主义价值观兴起,经济绩效的解释力是否式微?社会公平能否超越经济绩效,成为提升政治信任的关键来源?论文使用CSGS2015数据分析了上述问题。研究发现,尽管经济绩效仍能提升政治信任,但社会公平超越经济绩效,成为中国政治信任最重要的来源。因此,各级政府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更应优化治理体系结构,加强行政伦理建设,完善民生保障体系,努力让公众感受到公平正义就在身边。